白谦慎曾多次来山东访碑，并早在20年前就撰文为武氏祠正名。近日，本报记者专访白谦慎，听他讲述与山东的渊源。

　　曾为武氏祠打笔仗

　　记者：您早在20年前就曾专门撰文，反驳海外学者对武氏祠历史真实性的武断质疑。您的长篇英语论文后又被译成中文，以《武氏祠真伪之辨：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为名在国内刊行。请问您对武氏祠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什么时间？

　　白谦慎：我对武氏祠的关注应该是我在1990年到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之后。1989年，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巫鸿教授出版了他的关于武氏祠的专著。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读了这本书，从此就了解到了武氏祠。在此之前并不了解其重要价值。

　　读巫鸿先生的书也勾起我其他的回忆。巫鸿先生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讨论发现武氏祠过程当中黄易（1744-1802，清代书画家）的作用。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学习篆刻，而黄易是清代著名篆刻家，我特别喜欢他的篆刻。由巫鸿先生的著作了解到了黄易与武氏祠的关系，进而更加关注武氏祠。

　　记者：您第一次到武氏祠做现场考察是什么时候，当时有怎样的直观感受？

　　白谦慎：1999年我到山东访碑，专门去了邹城，看了黄易曾经看过的汉碑室。后来又在邹城高甫先生的陪同下赶赴嘉祥，专门看了武氏祠。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武氏祠。

　　第一次对武氏祠的观察主要是把它当作艺术史学习。当时我已经在波士顿大学教书了，讲到汉代艺术的时候总会介绍武氏祠，把它当绘画来介绍。向美国学生讲解中国艺术总是比较简略的，就是把它作为画像石的一种风格来介绍，并没有很深入地研究。当时看武氏祠也是很有感触，毕竟是一个汉代的作品，保存下来很不容易。当然，那次访问山东，也同时看了很多汉碑，因为山东也是汉碑最多的地方。

　　记者：在您看来，武氏祠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白谦慎：武氏祠的价值在于它完整地保存了一个家族的祠堂，当然也有部分的遗失。碑有遗失的，画像石有遗失的，但是作为整体的保存情况来看，是非常难得的文物遗存。宋代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组家族祠堂的画像石和石碑，他们当时只是根据拓片，就正确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汉代到现在两千年了，武氏祠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是极为罕见的。它的雕刻也非常精美，艺术价值很高，是我们了解汉代祠堂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历史性的理解，当时山东应该还有规模更大的祠堂，更精美的雕刻，但是没有遗存下来。从这个角度讲，武氏祠无论是历史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非常珍贵，对我们研究中国汉代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这么多学者关注它的原因。

　　记者：2005年的时候，您为武氏祠打笔仗在学界影响广泛。

　　白谦慎：我为武氏祠打了一场笔仗。起因是2004年，有部分海外学者出了一本大部头的书，认为武氏祠不是汉代的遗存，而是后代的伪作。这个论断非常荒谬，若不及时反驳，很容易引发更多对中国古代文物的误解。因此我才放下手头工作，站出来为武氏祠打了一场笔仗。这是不得不打的笔仗，但也是仓促上场，本不在我的学术规划之中，而且我也不是研究汉代艺术的专家。我是从金石学的角度出发来打这场笔仗的，在这方面我有些基础。

　　记者：您现在还在做与武氏祠相关的研究吗？

　　白谦慎：我现在没有继续做武氏祠的相关研究，但我对黄易还是很关心，对武氏祠和汉代石刻上的榜题书法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研究书法史的，我对武氏祠上的隶书一直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山东还能继续发现像武氏祠那样精彩的隶书，因为它比一般汉碑上的隶书更加随意洒脱。这是我关心的重点。

　　另外就是《武梁祠》的纪录片，我参与了其中一小部分。现在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对博物馆、文物的认识空前提高，你可以看到各地的博物馆都有很多人排队。武氏祠也有机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育基地。

　　山东访碑已成重要“课堂”

　　记者：山东书法史料遗存众多，尤其是汉碑、北朝摩崖石刻等。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也多次带队到山东各地访碑。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来山东访碑的经历和具体的感受？

　　白谦慎：关于山东访碑，我本人1999年去了以后，2012年左右，又去武氏祠进行了一次考察。2017年和2025年，我们又在山东访碑。今年我们邀请了各地的学者，共三十余人，去了泰山，看了经石峪《金刚经》。在曲阜看了汉魏的碑刻，还去了邹城看冈山、铁山、葛山等摩崖石刻，又到了天柱山、云峰山、大基山等地看摩崖刻石。我们始终把山东访碑作为一个教学工作，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文物工作者和书法家的支持，收获非常大。

　　记者：对于山东的古代书法史料遗存，您有怎样的评价？

　　白谦慎：山东是中国古代碑刻保存最多的一个省份，所以每一次访碑都有新的收获。山东的石刻一直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比如说德国的雷德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斌教授，长期对山东的石刻进行研究，他们都写了相关的著作。我也希望学生今后能够多关注山东的碑刻，不但把碑刻作为研究历史的文献，也作为研究艺术的重要对象，推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

　　名碑名刻推动偏隅之地变名胜

　　记者：相比《瘗鹤铭》早在宋代就广为人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虽然地处要地，直到黄易访碑才得到重视和传播。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是因为摩崖石刻上的书体呈现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前不被认为是书法艺术吗？

　　白谦慎：我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黄庭坚。他发现，《瘗鹤铭》所在的焦山在长江边上，交通更方便一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瘗鹤铭》也是摩崖刻石，它在被发现并有了拓本之后，黄庭坚对它称赞有加，大肆揄扬，并直接取法。然后《瘗鹤铭》就成了当时和此后书家们临习的范本，传播得就比较广。宋代兴起了金石学，但是把哪些作品作为临摹范本，还存在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我觉得《瘗鹤铭》这个书写在宋代还是能够被接受的。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样式的书写，可能在宋代还没有被接受，没有被广泛认为是书法艺术的典范之作。其实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也能看到，泰山《金刚经》不能说没有人取法，但写的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书法艺术在传播地方名胜的过程中，实际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今年4月，浙江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专门带队到山东访碑，看了北朝郑道昭的刻石，它们散布在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等地。像云峰山和天柱山，若非其刻石备受书法界的推崇，把它当作范本来临摹，其影响不会有这么大。包括陕西汉中的石门，它本来也没有这么有名，也由于它那里的一些汉魏石刻被当作隶书和魏碑的范本，名声才大起来。

　　记者：站在中国书法史的角度上，应该如何定义这些散布在山东各地的碑刻与石刻？

　　白谦慎：山东各地存在的石刻有很多是书法的大经典。比如曲阜藏的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孔宙碑，都是汉碑名品；还有张猛龙碑，也是魏碑里面非常重要的碑刻；摩崖石刻像泰山经石峪、邹县的四山摩崖，云峰山刻石、天柱山铭等。山东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书法的经典，今天人们还在那里不断临摹。

　　在没有发现汉简、帛书之前，研究汉代书法的素材主要就是来自两个地区：陕西和山东。20世纪以来，我们出土了很多汉简，还出现了帛书，这些墨迹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汉代书法的理解。即便如此，山东石刻在从清代以来的书法史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未改变过。（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