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李邦耀个展“室内史”在深圳谷仓当代艺术空间开幕。这是李邦耀在深圳的第一个个展，而他坦言，自己的个展至今为止，不超过六个。如果质与量有时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天秤，很显然，李邦耀严重地偏向“质”。而在今年的6月，他的个展“寻常”亮相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体量巨大的装置作品，使得展览效果十分震撼，当深圳个展如期举办的时候，红专厂原本计划10月结束展期的个展却宣布再延期展出。

　　这可能是李邦耀作品的魅力，他不急，也没有“急活”，在此次展出的一个小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创作作品时的身影，一步一步，不徐不疾，身影略微有些孤单。“我没办法降低对展览的要求，广州的展览一开幕，我几乎休整了大半个月，是真累，思想上的累，真正理解这些作品的人就知道制作这些作品难度有多大，每天我几乎都是工作七八个小时。而这次，虽然是姊妹篇，但我也只能全力以赴，深圳那么多朋友，我不能令他们失望。”

　　在“室内史”开幕当天，不少亲朋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李邦耀被簇拥着，不时要与人招呼、攀谈，很多“粉丝”不失时机要跟他合影。他一一回应，耐心而温暖。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不善交际的人，说这话时，他像孩子一样腼腆。

　　在人多的场合，他确实显得不那么如鱼得水、八面来风，但唯一的，他拥有真诚，对每一个跟他招呼的人。一如他的创作，亦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真诚，而没有这个，恐怕很难有坚持走下来的李邦耀。

　　“这么多年来，看上去我参加了很多展览，其实个展恐怕不超过六个。一方面，我不是个主动的人，举办个展往往都是机构找上门来；另一方面，我还挑机构，看他们是否和我的理念一致，能否潜下心来办好展览。这么一来二去我的个展数量就停留在个位数上了。”李邦耀有些腼腆地说。

　　翻开李邦耀的艺术履历，似乎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简单但却足够有分量。1978年他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之后一直在湖北美术学院工艺系任教，这期间他成为湖北现代艺术团体“部落·部落”的组织者之一，并参与了85新潮美术运动。1992年，中国消费时代元年到来，李邦耀在这一年创作了成名作《产品托拉斯》，开启了他对消费文化的视觉考察这一重要主题。1993年1月李邦耀赴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至今。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亦是李邦耀的好友鲁虹认为，李邦耀对物和人之间关系的观察很早就启动了。1992年，他主要研究与表现当下所出现的各种新型工业产品，目的是希望研究消费社会的变态生产逻辑或宣传逻辑对人的全面异化。作品计有《产品托拉斯》系列、《英译汉》系列、《重新看图识字》系列、《进化论》系列等等。

　　“最开始的时候，我对中国社会疾风暴雨似的消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一个朋友让我看一本书——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之前我真没看过，但一看我突然就有了信心：这里面说的都是我想的问题，简直不谋而合。当然波德里亚是位思想家，他将人类消费社会的问题梳理得非常清楚，对我启发很大。”与波德里亚的不谋而合，让李邦耀有了信心，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自信心很重要。

　　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李邦耀来说尤为重要，“这时候开始我的思路逐渐厘清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我们和一些国际品牌的关系越来越近。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经济行为，但实际上物品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关于品牌，物品成为交流过程的一个符号，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符号等于失语，我们之间可能没什么可聊的。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度膨胀，人追逐物成为普遍状态，人们讲究名牌，物品成为确立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这和计划经济时代物品的意义截然不同。”

　　于是从2005年起，李邦耀不仅将艺术视角触及当下消费社会，而且拉回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进行比较，而且更多是以当时与全国人民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物品，如纪念章、军用书包、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作为研究和表现对象，用以强调在特殊年代里，既定意识形态对公众行为与思想的巨大影响。

　　“2008年，很偶然地我去超市买东西，一个男士在买洗洁精，并且指定就要某一款，超市似乎没货了，但他不考虑其他，坚持就要那一款。同一种物品他不选择其他款式，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消费问题，人们的选择和自己的趣味、审美都有关联。”在过去十年，李邦耀一直探讨的是物品与公共社会之间的连接，但此时，他突然开始好奇物品进入家庭内部之后的情景。

　　“2010年，我就开始通过朋友的介绍去采访一些家庭，最初目标并不明确，只是想了解一下物品和家庭主人的关系。”渐渐地，李邦耀发现了一些让他非常吃惊的情景，很多物品的角色在进入不同家庭之后开始转换，“有些主人喜欢这个，有些主人喜欢那个，一些物品进入家庭后功能性被削弱，更多体现的是主人的审美、兴趣、爱好，慢慢甚至成为收藏。”

　　进入家庭，去访谈、去记录，对一位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其实这十年下来，我尽量不太去想艺术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在我这里，物品是一个渠道，我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人和社会的关联，而从某个角度来说，物品也是人的一个符号。在进入家庭访谈的过程中，我始终扮演着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旁观者。我不评判他们，”

　　李邦耀进入家庭，访谈、聊天，了解每个家庭的历史、经历，物品那么多，他需要在了解每个家庭的背景之后，敏锐地捕捉到哪些物品可以提取出来，转换成作品，反映家庭的审美、趣味、价值需求。

　　从1992年李邦耀开始对物象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艺术圈能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可能我就属于那种一根筋的人。”李邦耀如是评价自己。他欣赏聪明人，他觉得聪明人想法多、速度快，但会缺乏毅力，而他自己，他定义有点“傻”，除了艺术不会做其他。

　　著名艺术史家及批评家黄专先生曾在《消费时代的“物”与“人”》一文中写道：“李邦耀的艺术一直徘徊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视线之外，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他的方向，事实上，十几年来对消费文化的视觉考察几乎成为他作品的唯一主题，他很像一位‘鲍德里亚式’的人物：一位试图以视觉方式不断揭开中国式消费文化秘密的人。”

　　好友朱金石也说过他，“你在每个阶段都走在了别人前面，当别人开始接受这个东西并广泛地运用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这个语境里面了。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悲哀，因为这样你就永远没法在焦点里面了。”

　　永远没法在焦点里的李邦耀，是孤独的，但他选择承受了这份孤独。“我一直就不那么介意所谓的主流，但我是个凡人，偶尔也会受到环境影响，我待在广州这个城市，在这里几乎只有两种状态，要么一心一意挣钱，随波逐流；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安心做艺术。没有第三种选择。我是从外省过来，没有参与到这座城市的过去，也不属于某个的系统。而且我对系统、派别也不怎么感冒，艺术家需要独立的立场。”

　　李邦耀觉得，艺术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做，因为只有静下来，才能聆听到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我们常常忽略的细节。这几十年来，他就像一个“修行者”，一点一点，在推进着别人认为十分枯燥的工作。但他一直觉得人生是个短暂的过程，没有什么非要实现的目标，“有时候我告诉自己的孩子，人首先应该选择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自己做的一些事，能让他人有那么一点不同角度的思考，那就更好不过了。”

　　“从85新潮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李邦耀的艺术实践不仅能够反映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从个人的角度，他也一直在坚持当代艺术的实践。近年来，人们常常将当代艺术‘妖魔化’，似乎觉得当代艺术全部是学习西方，没有自己的东西。那么，我想李邦耀的作品能够雄辩地证明，他虽然借鉴了西方当代艺术的语言、观念、手法，但他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他立足的是我们当下的文化土壤。”著名策展人皮道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