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晶报
　　晶报：你于2002年初移居加拿大，但是直到去年夏天《深圳人》英文版出版之前，你都只是“隐居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是《深圳人》的英文版让你开始显露真身。而现在，随着《深圳人》英文、法文版受到欢迎，你在加拿大文学界的地位应该更加稳固。我好奇你现在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你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中国作家，还是更像一位国际作家？
　　薛忆沩：在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时代，“身份”问题一方面变得越来越需要回答，另一方面却又变得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很多年以前，《作家》杂志的宗仁发主编就曾经称我是中国仅有的两位“无法归类”的作家之一。后来，深圳的报纸又干脆给我贴上了那个著名的“异类”标签。还有，黄子平教授曾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之后，评论家仍然没有将我划入“海外作家”的另册。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身份”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
　　在我自己看来，我从来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也永远都是正宗的中国作家。这不仅因为我出生于中国，成长于中国，以及坚持用母语写作……更重要的，还因为我全部的中国经验都与我精神深处的敏感和悲悯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我与中国的关系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我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或者我已经没有在本土生活等等表层的因素影响。当然，我的文学身份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它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样，因为大家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可能从根本上就有冲突。还是多写些作品吧。还是少谈点主义吧。好作品才是好作者的真实身份。
　　晶报：你在西方国家生活，每天都面对着多元的族群，体验着不同的文化……这种生活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薛忆沩：我在1992年第一次去欧洲旅行，那一年我28岁。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我的印象中，托尔斯泰也是在28岁那一年第一次游历欧洲和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在那个时候，尽管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西方生活“单纯而不单调”的性质就已经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真正定居下来之后，我对这种“单纯又不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更具体的体验。“单纯”的生活既能让人对事业专注，又能让人对生命谦卑。而专注和谦卑是保证文学质量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样，“不单调”的生活不仅能够丰富人的鉴赏力，还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对作为文学天敌的“陈词滥调”也能够起到防范的作用。我最近六年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爆发”显然与所在地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晶报：以你的国际视野，你觉得目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距？
　　薛忆沩：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实际”的生活态度对艺术发展的阻碍作用。与西方文学相比，当代中国文学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淡；与西方作家相比，当代中国作家世俗的趣味比较多、世俗的野心比较大。这也许就是一种差距吧。还有一种与“实际”的生活态度密切相关的，就是“等级观念”。我感觉中国社会里存在着太多的等级，文学界也不例外。这种人为设定的等级很容易让文学创作的环境变得既不单纯又很单调，让文学这种本应该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事业充满了功利的气息。
　　晶报：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有审美的优势吗？
　　薛忆沩：全世界的“古典”都在失去优势。在英美各级的文学教学大纲里，莎士比亚都已经差不多没有容身之地了，更不要说希腊神话和罗马史诗。这既是文明的悲剧，又是历史的趋势。这也许并不是坏事。记得对美国文化持开放态度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曾经这样比较英美两国对“经典”的不同态度，他说，在美国作家的心目中，“最伟大的美国小说”不是某一部被某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早已经写成的作品，而是自己挽起袖子，正准备写的“这部”作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文学里才会不断有大师出现，而且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也能够获得很高的声誉。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但是，过度地厚古薄今肯定并不是积极的文化态度。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 一位在蒙特利尔当地有丰富汉语教学经验的老师走近我，说她近年来用“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做教材，英法两裔的学生都很感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细节说明当代的作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我自己是崇拜“古典”和“经典”的，但是我同时对当代作品也怀有强烈的兴趣。（伍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