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唐卡画师》中所写“我画这幅唐卡不停”一样，读这本书时，记者也几乎是一口气不停地读完的，仿佛进入了书里的梦境，随时跟在人物的身后，观摩书中的唐卡。

　　《唐卡画师》是戴思杰的全新作品，以唐卡画师玛多及格香九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两个少年绘制唐卡的生命旅程，以一幅十三年未完成的唐卡、一句几经改写的祝祷，多次开启亲人的生死之门，藏地古老的绘画艺术中的神秘经验成为故事中“奇迹”的点睛之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拉先加评价：“我被书中文字所描述的色彩感深深震撼，仿佛真的有一幅唐卡矗立于文字构成的画面底色之中。这是一部歌颂‘美’的小说，是一部深刻描绘人性光辉与唐卡艺术之美的作品。”

　　熟悉戴思杰的读者和影迷，必然会提到由他执导，周迅、陈坤、刘烨主演的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该片曾是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影片。而戴思杰创作的原著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法文版销量超一百万册，并被翻译为四十余种语言，在当年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戴思杰至今拍摄了七部影片，著有中文和法文长篇小说八部，其中小说《狄法官的情结》获法国费米娜奖，《布达拉宫的地下室》获法国历史小说奖。

　　前不久，戴思杰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讲述《唐卡画师》的创作历程，回忆了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拍摄往事。

　　脑海中闪现的一句话，延伸成一部关于“奇迹”的小说

　　“阿爸快死了，火光在他头部的绷带上跳动闪烁。”这句话突然闪现于戴思杰的脑海之中。

　　大约在2019年，戴思杰因母亲病重，回到成都。在陪伴过程中，戴思杰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这句话，成为他之后创作的小说《唐卡画师》的开头。“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句话，因为当时病中垂危的不是父亲，他早已离去，而是年过九旬的母亲，她的头上没有缠绷带，家中更无火光。而‘阿爸’是藏族人民对父辈的称呼，让我又想到了西藏。”戴思杰解释道。

　　回成都之前，戴思杰刚刚完成一部法文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唐卡老画师。戴思杰认为，兴许是“前作综合症”让他在母亲的病榻前想起了西藏。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当知青，这是戴思杰首次与藏地结缘。从小在成都医学院里长大的他，突然前往藏区，那里的一切让他感到既陌生又浪漫。在当地的另一个大队，戴思杰接触到了西藏人民，常常与他们一起玩耍，让他感受到了“充满狂野生命气息的人”。“当时他们的唐卡很小，会藏在包里很隐秘的地方，偶尔拿出来给我看。”这也是戴思杰第一次看到唐卡。

　　在回成都陪护母亲时，戴思杰再次书写了一个唐卡画师的故事，其主题则是关于“奇迹”。顺着小说开头的那句话延伸下去，戴思杰让笔下的人物坚信，只要不停地画一幅唐卡，垂危的阿爸就不会死。在不断的写作过程中，戴思杰与小说中的人物“玛多”渐渐混为一体：对小说人物而言，唐卡不仅仅是一种绘画方式；对戴思杰而言，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它们都有能力拖曳着垂死者的身体向上而行，它们象征的是一种生命力。玛多的唐卡，或我在母亲的病榻旁写出的每一个字，每一段对色彩的描述，都是为一个正在崩溃的生命重新上紧发条。”戴思杰希望自己和笔下的人物一样，如果不停地写下去，自己的母亲便不会离世。

　　作家、导演唐棣见证了《唐卡画师》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他将《唐卡画师》推荐给《花城》杂志。当时杂志的副主编问唐棣为何会推荐这部作品，唐棣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关于一个人如何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意义。戴思杰是以手写的方式创作，在陪伴母亲的间隙，他会每天跑到附近的打印店让打字员打出书稿，让唐棣看稿子。“当时我在北京，戴导在成都，他每次都给我回应，我觉得他一次次跑打印店好辛苦，可是他有种信念一直支撑着自己去做这件事。后来，他慢慢写完了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愿》。我认为这个书名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愿望，他希望奇迹会出现。”唐棣分享道。

　　当唐棣得知这部小说正在《花城》杂志发排，目录已出，他立刻告诉戴思杰，然而戴思杰给唐棣发去一段在家给母亲守灵的现场。奇迹并没有发生，在戴思杰两年半的陪伴之后，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唐棣回忆，“那一刹那，我觉得有种冥冥之中的安排。”

　　2022年1月，《唐卡画师》在《花城》杂志发表，当时的题目叫《菩提迦耶》。戴思杰感慨：“现在，这部小说终于出版。经历了四年半的时间，比我陪伴病中的母亲还要长24个月。这也许是另一种奇迹。”

　　用文字描述色彩，细腻地描写一幅唐卡

　　“是一幅唐卡。我不由自主地倒退几步，抬头仰望……”这是《唐卡画师》中首次出现“唐卡”的字眼。

　　如同书中的描写，戴思杰对唐卡的神秘格外着迷，他认为唐卡代表了一种宇宙观，完整且深厚。在法国进修时，戴思杰主修艺术史，学习的是油画鉴定。而他对唐卡的兴趣，远超于油画。当戴思杰做艺术史的博士论文时，首先想到的选题便是唐卡，然而他后来改学电影，论文就此搁浅。从博士论文到二三十页的电影故事，再到现在的小说，关于唐卡题材的写作，一直在戴思杰的脑子里。“作为创作者，我们每个人的柜子里面都有许多未完成的‘失败’作品，或者一部作品被抛弃了几十年又突然钻出来新的想法。作为职业作家和导演，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思考写唐卡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别人的书写有何不同，如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到要用很多页去很细腻地描写一幅唐卡，正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描写一种气味一样，我给自己的目标是，用文字描述色彩。”戴思杰解释道。

　　在学油画鉴定时，戴思杰常常在卢浮宫看画，一幅画可以看一两个小时，这样的经历让他可以随时描述出一幅画的细节。在书中，戴思杰如此描写唐卡的色彩：“第三个大瓶的标签上，注明的是‘孔雀绿’……打开瓶盖，取出来一看，它确实是矿石，柔和妩媚得像锦葵的绿叶。其华丽和高贵，比绿松石和青金石，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呢。第四个大瓶里盛放的是雌黄。灰色中带点橘黄，仿佛有人在这块晶体般的矿石上随意遍洒了鲜黄色的斑块，像大滴大滴的新鲜油漆……”

　　戴思杰认为，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个人都追求讲述不一样的故事，但唐卡抹掉了画师的个性发挥，每个唐卡画师画得没有太大差别，他们服从于更神圣的东西和观念，像是一场修行。现在的唐卡画师，是用正常的油画颜料创作，而以前的唐卡画师，是将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奉献给那幅唐卡——把珍贵的矿物颜料磨成粉，一天天去描绘，“最终唐卡不单单是一幅画，它是有生命的”。

　　创作《唐卡画师》时，导演万玛才旦曾带戴思杰前往青海，让戴思杰近距离感受唐卡的创作过程。距离万玛才旦的老家不远处，有一个意为“梦想成真的金色谷地”的地方，藏语为“热贡”，即青海省同仁市。这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唐卡艺术之都”的世界纪录。“我和万玛才旦导演去过很多次，那里有几个村庄的人都是画唐卡的，很多画师也成为了唐卡大师。只不过，他们的风格属于热烈的、轻快的、世俗的。与我要描写的深层次的精神创作，有些距离。但这次旅程对我仍有帮助，我在小说里描写了一段‘唐卡坡’，整个坡上的居民几乎都是世代相传、终生从事唐卡制作的画师。这里的‘唐卡坡’便是受到热贡的启发。”戴思杰讲道。

　　提及与万玛才旦导演的合作，戴思杰经常说万玛才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这种“漂亮”不仅是好看，还指代着一种精神气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万玛才旦和戴思杰愿意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并一同拍摄。但他们一起创作剧本时，戴思杰常常在思考，自己能否在唐卡题材的创作中体现出神圣感呢？“虽然我是汉族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作为艺术家，我们可以把描写的对象融合在我们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作时经常想到万玛才旦对很多事情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的角度也帮助我把神圣感在这部小说里体现出来。”

　　在筹备电影《唐卡画师》时，戴思杰邀请了万玛才旦作为电影顾问，但令人惋惜的是，万玛才旦导演于2023年5月突然离世。

　　三个主人公，三个“第一人称”视角

　　“纯洁，是这部小说最打动人心的文学品质。”诗人欧阳江河这样评价《唐卡画师》。

　　在阅读时，欧阳江河看到“纯洁”一词出现时，感到了震撼。在他看来，“纯洁”这种文学品质是罕见的。“当一个人从一个画师背后去看他创作唐卡，戴思杰用了‘纯洁’一词，这是一种光芒四射的纯洁。这里的描写有一个‘双重目光’，一是从画师的形象中，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纯洁；二是他画出的人物、作品所展现出的‘纯洁’。创作者的创作性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所有技术综合起来之后，构成的能量和品质，这种创作的品质是双重的。当我们回头看，不论是绘画还是文学创作，包括艺术批评，它们的深处都有一个品质叫做纯洁，这是一个源泉式的东西，但它正在消失。”欧阳江河分析道。

　　《唐卡画师》的每个章节以三个不同的主人公为展开叙述，并且以不同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描述了唐卡绘画的过程。戴思杰选择这一叙事方式，是因为他希望可以从不同人的主观视角讲述他们与唐卡的关系，述说他们的体会。

　　此外，基于戴思杰对现代小说的观察，他特意调整了三个人物的语调与情绪，让他们相对统一，不要太过分裂。“在古典小说里，每个人物的性格非常鲜明，每个人物的特点要作出区分。但是，近几十年的现代小说，并不重视人物构造，这对于创作者而言是好事。因为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让读者走进某种情境和某种情绪，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甚至进入作家的个人世界。所以，我选择了稍微现代的方式去写这个题材，我的目的是让读者进入我的叙事节奏里。我慢慢写，写了几个月之后，故事逐渐变得清楚了。”戴思杰进一步解释道。

　　在最开始的写作中，戴思杰最想试验的是，用一两个月的时间专门去描述一幅唐卡，且要求自己没有目的、不带情感、无故事性地叙述它。“甚至可以说，如果这一部分能够渡过，那么我觉得其他的因素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是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才逐步接近他们。”

　　这也是戴思杰本能地使用中文创作《唐卡画师》的原因。他认为，唐卡乃至中国文化中的诸多概念，无法用法语传达，必须使用中文才能叙述。自2000年开始，以法语写作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出版，戴思杰在近20年中创作了六部法语小说，并获法国费米娜奖，而近年创作的小说《永声树》与《唐卡画师》则以中文写作。戴思杰坦言，尽管在写完小说《永声树》之后，自己又用法语很顺利地重写了一遍，但他不会以法语重写《唐卡画师》，“因为很多东西会被舍弃，无法展开”。

　　享受二次创作，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方式讲述

　　“在拍电影时，我要忘记自己是写小说的，甚至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这么写。”

　　戴思杰认为，为了一部电影，原著中该省去的部分是必须省去的。以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为例，戴思杰是根据自己当知青的故事而创作的，其中有很多是真人真事，讲述的是在特殊年代，几位青年不自觉地接受了以巴尔扎克作品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文学的再教育。这部小说里面的故事都与文学有关，无法用电影表现。而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须考虑市场因素，戴思杰便更加强调了原著中的爱情故事。

　　有一次，戴思杰与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在河内见面，偶然在一家商店里看到有售《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电影碟片。店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陈英雄问男孩，是否看过这部电影。男孩说，看过，电影很不错。戴思杰继续问男孩，是否看过原著小说呢？男孩刚好也看过小说。戴思杰继续追问，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戴思杰当时心想，男孩的回答很重要，这决定了自己是否要继续做电影——如果男孩说小说更好，也许自己以后就不再浪费时间拍电影了，“毕竟做电影实在是辛苦”。然而，男孩认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小说和电影是两个东西，只是表面上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听到这个答案之后，戴思杰和陈英雄都很激动。“正如男孩所说，电影有小说的底子，却与小说是不同的。小说在成为一部电影时，经历了二次创作。我很享受二次创作带来的愉快，因为自己的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出来，我甚至还期待可以有话剧版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戴思杰说。

　　在拍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时，戴思杰感受到了电影的魔力，“像是奇迹一般”。电影是集体创作，要通过演员的表演讲述故事，有时演员的动作或是场景的复刻，让戴思杰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小说《唐卡画师》同样要进行二次创作，戴思杰正在筹备同名电影，茅盾文学奖得主、藏族作家阿来将担任影片顾问。电影预计明年五月开拍，戴思杰希望“奇迹再继续”。（记者 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