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是中国电影创作惯有手势。编导钟情于某一地域，或城市，或乡村，或桑梓之地，或旅居之所，有童稚、少年和青春的记忆，是满满的情感，又有文化表达价值，更有潜在商业空间，将镜头聚焦于此，洋洋洒洒，一部接着一部，构成地域银幕形象，并转化为社会公众对于地域认知，最后累积成为地域文化。上海电影学派如此，其他西部片等在地电影文化也是如此，中国电影在地风光无限，演变成人物性格、时代特征以及地域人格。

　　当前，中国电影处于深度转型。所谓深度，或可用十六字概括：内外变局，逻辑重构，负重前行，探索新路。内外变局之“内”，前些年我呼吁的电影生态环保问题，其后果逐步显露，彼时大量社会热钱闯入电影行业，其初衷不为文化而为“变现”，竭泽而渔，透支观众对于电影的文化理想以及情怀，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突出的表现是电影价值观念混乱，使社会对电影观感有所退化，好电影的评价陷入民粹主义泥沼；外部环境，短视频、微短剧、游戏、直播、演唱会“五虎分食”，观众没有形成迭代，五年之间平均年龄从27.1岁提升到32.5岁，青年观众入列不多。

　　底层逻辑维度，观众从看客变成了业者，甚至僭越成为“作者”，若没有观众参与流程，票房难成其事。观众电影需求，从情感变成了情绪，社会化议题是电影重要配方，观众形成议题两方力量，在争论中参与。影片则是“入市须谨慎，影市有风险”，影片质量再好，也要深入分析同期入市影片如何，因为无论再大档期，观众的财务、通勤和情感成本有限，只能观看二至三部影片，形成一种爆款，此二至三部影片的“虹吸效应”，会使其他的高质量影片成为“炮灰”。AIGC时代，电影不是拍不拍，关键是观众认不认，目前电影社交功能有所弱化，也并非是情侣交往的“标配”选择。

　　负重前行，要求电影人识变、应变和善变，以真实、真诚和真挚的创作态度，理解青年观众，成为他们的情绪知心人，才有可能被青睐，成为社会心理治疗师。表现手法上，不能够依赖原有经验，以及一招鲜吃遍天下，影片需要大信息量、高频次以及高密度，尤其是要争取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细分观众市场，不断开拓新路。

　　如此背景下，电影再地性创作，其意义颇为重要：第一，电影经济从影院票房到全产业链产值的转变之下，经典在地性影片是一个大IP，潜在开发价值甚大，除了影像元素的单项产品开发，可以扩展到文旅、公园、研学、体育、赛事等不断延展的长尾产品，实现IP再价值化以及最大化。新拍在地性影片，创意策划阶段即要规划在地商业价值转化。

　　第二，在地性影片并非一定要在地导演创作，在地导演是原乡人，熟悉一草一木，但是，一个需要考虑问题是，在地导演若没有一个陌生化过程，则会缺乏一个比较视野，影片缺乏全局以及人类学深度。在地导演经历一种外出求学和工作的“乡愁”体验，再来拍摄在地性的影片是较为理想的。外地导演深入在地经年，也能拍出优质的在地性电影，如上海题材影片有地域味道者，许多并非上海导演所拍，而是香港导演创作的，在审美距离的遥望之中，香港导演对于上海有着更多的想象，误读之中老上海的味道更为浓郁撩人。

　　第三，在地性电影的再价值化，颇类似于套娃，中心最核心的套娃，是影片的质量。影片质量欠佳，套娃结构较为难以形成，观众市场对于一层一层的套娃不会产生太大兴趣，故而核心套娃必须惊艳而又趣味，有深深的迷人力量。它也关联到“好电影”概念，每人心目中的“好电影”不同，我的初浅认知是，一部好电影，乃是观看结束以后，当晚辗转反侧，令人反复回味剧中内容，事后还有反复观看欲望，其人文质素渗透到个人的三观，或许可以称之为好电影。在地性影片，其套娃结构也应如此，从接受美学角度考虑，着力升格核心套娃影片质量。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