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李泽厚先生说:“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经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e历经近400年的刘汉王朝在战乱中结束了它的辉煌,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战争、南北朝对峙、30多个王朝频繁兴替,近400年的动荡战乱。多元化的社会格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自由。魏晋文人的主体意识和独创精神,使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时期,并左右了

　　后来1600年书法艺术的历史走向。三国时期,魏国书法最著,吴国次之,蜀国最微。曹操周围我:聚集了钟繇、梁鹄、韦诞、邯郸淳、卫觊等一批书法家,他们经常一起切磋书艺。吴国的

　　上海曌丰文化为你讲述魏晋南北朝书法著名书家有皇象等人,皇象的《急就章》是当时的识字课本。西晋时期的书法继汉末、三国以后继续向深度发展,出现了《皇帝三临辟雍碑》等著名碑刻。卫瓘、索靖是当时声望最高的书家。东晋时期的书法成为上流

　　社会的普遍爱好,大家风流相扇,竞以为能,当时的士家大族几乎都成了书法世家,并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尤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将书法艺术推到了历史高峰,使晋字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样成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南北朝时期,南朝出现了羊欣、王僧虔、萧子云等书法家,但成就未能超越“二王”。北朝

　　有留下名家墨迹,但碑刻、幕志、造像记、摩崖刻石等十分丰魏晋开始,书法理念出现了一次飞跃和升华,由注重汉字形富,对后世尤其是清代影响很大。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抒发作品的神韵以及表现书家的精神风

　　貌和个人情趣。书法家们采取了审美的超现实的生存姿态,压抑着对政治的悲愤与无奈,通过书法活动,表露自己那种为时代所崇尚的风流儒雅和潇洒飘逸的脱俗风度与气质,有意识地去追求书法作品的韵律美、流动美及笔墨的高雅情趣,这就是所谓“晋书尚韵”。汉代留给魏晋以碑刻为主要载体的成熟隶书,以简牍纸帛为主要载体的草、行、楷书,前者已趋成熟,后者方兴未艾。魏晋书法家沿着更加实用、更加抒情的方向,在草、行、楷书上开拓

　　进取,如鱼得水,耕云种月。继秦篆汉隶之后,书到魏晋体最多。三国魏正始年间所刻《三体石经》,并录古文、小篆、隶书,是汉字书法史上集大成之作,其意义不仅在于把小篆之前的六国古文整理定型,而且以方

　　劲质直、舒展挺拔的汉篆,为后世习篆、习汉印者提供了极佳的范本。与此同时,汉字朝着更加实用、更加美化的方向进行着探索,楷体、行草得到空前的发展。汉代书法家还不习惯在自己的墨迹上写下姓名,后人临摹

　　前人只能构成崇尚的关系,不知道老师是谁。而到了魏晋师承关系就明显了,师承的风尚和书派在魏晋形成。晋代书法诞生了钟繇、卫恒两大书派,分别影响大江南北,历经数代。

　　魏晋书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是家族性。那些门阀士族在政治上腐败,但是却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升华,仅仅靠民间以实用谋生为主的手书不行,必须以有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更多的时间、更大量的收藏典籍为基础,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从魏至东晋,书法在家族内传授。如果一个家族之中的某些人开创了具有特色的书风,如首先使用包括行书在内的新妍字体,往往能够在家族之内较快推广。这种现象

　　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关。这种门阀制度也使高门子弟自我意识强烈,自认为高人一等,使之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凸显其个性的手段有多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书法。魏晋门阀制度的权贵们拥有这个优势,仅王氏家族三代人,就有22名书法家著录史册,其中最令后世骄傲的就是诞生了彪炳于世的书圣王羲之在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中,王氏家族是一个出书法家最多的特殊家族。王氏家族的书风从王导开始,他在东晋立国时,不仅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史料上有这样一段描述:“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尤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王导的儿子王洽、孙子王珣皆善书。正是在这样的家学风气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羲之是王旷的儿子,王导的从侄,东晋时官至右军将军。在互相残杀的战乱年代,王羲之崇尚老庄玄学

　　以清淡为务,消极对待现实政治,而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寄托到书法艺术的探寻中,“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去宦求艺。王羲之的书法以蕴秀简静、恬适典雅为特征。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洋溢着妍美秀逸、韵胜度高的时代风尚,迥异于汉魏以来质朴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被人尊为“小圣”,其书不拘

　　雄浑的书风成法,笔势稳健飞动,线条纵横奇崛,神采飞扬,颇具力度。北朝书法艺术,主要是碑刻文字,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北碑”。自西晋灭亡以后,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些少数民族在武力上取得了胜利,但很快就接受了汉民族文化。北魏孝文帝元宏对于汉文化的学习和推广,是魏碑大量出现的一个关键。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提倡汉文化,同时崇信佛教,使碑刻墓志兴盛起来。其中碑版墓志、塔铭、造像记、幢柱刻经等,自北魏至北周,数以千万计。这一时期的楷书,实际上是由隶书向唐楷的一种过渡性书体,形成了独特风貌,被后世称之为“魏体”。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康有为在《书镜》(原名《广艺舟双楫》)中曾把魏碑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

　　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日血肉丰美。北魏的石碑,大多出自无名书家之手。除了中原南北书法艺术的表现之外,在中国云南、东北少数

　　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极具特性的书法艺术珍品。立于刘宋大明二年(458)出土于云南曲靖的《爨龙颜碑》

　　的是南朝书法最被看重的一件,有人将它与北朝《嵩高灵庙碑》相比,认为“此碑与《嵩高灵庙碑》同时所树,南北两碑,遥遥耸混乱局峙,淳朴之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龙颜碑》为长”。汉另外有云南曲靖东晋之《爨宝子碑》,该碑楷书13行,行30字,碑大后列职官题名13行,是我国大西南又一朵书法奇葩,与《爨龙

　　同时颜碑》并称为滇中“双爨”。东晋另一奇碑是《好大王碑》,亦称《高句丽碑》,在鸭绿p江边集安县。碑高丈余,共44行,行41字。碑主为高句丽国广开土王,颂其帮助新罗与日本开战事的功绩。刻于东晋义熙十年。该碑书法方整纯厚、朴茂遒古,在隶楷之间,而又多含篆意,时有行书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