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个人》中，张新颖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在题记中，张新颖坦言，他无意对这些人进行概括，唯有一点则是：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而这些人所带有的区别性的深刻特征，则是他们都生于新文化运动晨曦之际——这个短暂而重要的的历史时段。张新颖以他历来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与冷静旁观的叙述，将这九个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最初照在他们身上的光芒没消失

　　晶报：您在《九个人》题记中用“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这个特征来概括他们共同的时代性，为什么会选取这九个人？

　　张新颖：其实我最初选人来写也不是刻意的，因为当时正好在一个杂志上开了专栏，写了四个人，然后又从以前写的文章里找了五篇，这样就凑了九个人。这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九个人其实是特别有感情的。后来我通过分析自己的感情，得出了题记里所说的“新文化晨曦时刻”。强调这个，是因为这个时刻特别短暂。

　　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受到短暂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光芒的影响。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这股风潮已经铺天盖地。而等到抗战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成长起来了，有些甚至已经开始成名。“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上了烙印，而且这一代人会把这些东西保存得特别完整，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晶报：您选的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长寿。

　　张新颖：是的，这些人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各个不同阶段。这很重要，一个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身上所有的东西才会受到考验，而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阶段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并保留最初照在他们身上的光芒。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冯至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其中有一节写几只初生的小狗，说接连落了半月的雨，小狗自从降生以来只知道潮湿阴郁，而有一天雨云忽然散开，小狗第一次得以领受光和暖。虽然狗没有意识，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却会融入它们将来的吠声，“在黑夜吠出光明”。当然用狗这个比喻是不恰切的，只是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所谓阳光，就是他们所感受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可能在生命最初的阶段不一定很明确，但却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甚至是一辈子的烙印。我写的这几个人在性格上都有这种感觉，到老了还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晶报：您写的这些文人都带有一种生命的“原始强力”，经历风雨后又显示出一种明亮与宁静的超脱姿态。

　　张新颖：其实这九个人非常不一样，一般人也不会把他们放在一起去写，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原始强力”，这也是我尤其敬佩、敬重他们的一点，这样的生命吸引着我。一般中国人常说过了中年，生命的光彩差不多就停滞了，而我写的这些文人，到老年的时候还仍保持着光彩。

　　相比很多人，他们的生命是完整的。比如沈从文年轻时投身文学，后半生转向传统文化研究；穆旦原来是一个诗人，后来又以查良铮之名成了翻译家。在生命不同的处境里面，不同的历史时段里面，他们都能够让生命的能量发挥出来。我们先不从对社会的意义，先从个人的意义，完成自己的生命意义上来说，这些人都精彩万分。

　　贾先生不在了，才感到特别遗憾

　　晶报：在《九个人》中，写黄永玉的一篇形式尤其特别，正如您的标题为《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一样，通篇文字基本都是用直接引语呈现您与黄永玉先生或他人与黄先生的谈话，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

　　张新颖：写黄永玉时我还没考虑写一本书，所以形式上也没有太多考虑。其实我只见过黄永玉一次，这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来自于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这些前辈活了那么大的年纪，都经历过很多事情，身上就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历史的、文化的等等。而我当年跟从贾植芳先生读研究生时，每天就是听他讲这些。可我那时年轻，虽然觉得老师讲起来好听，也会有很多启发，但都没有记下来，等贾先生不在了，我才感到特别遗憾。

　　去见黄永玉前，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的人，虽然此前没有和他交往过，但对他的作品却特别熟悉，也熟悉他说话的风格。有了这种经验，我那次就有意要跟他谈话，也做了录音，那篇文章完全是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凡是黄永玉的话都用了引号，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每个字都是他说的，没有乱改乱加。所以这篇文章读起来就像一个记者写的。

　　晶报：提到黄永玉，我们自然能联想到您研究较多的沈从文。黄永玉也曾说他的创作人生受到了表叔沈从文的影响。人们会觉得沈从文的作品更诗意，黄永玉的作品更野性。您对二者的异同和延续有没有什么看法？

　　张新颖：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很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把各自不一样的性格都带到了作品里面，特别真诚地把自己的性格都表现了出来，所以文字也很不一样。确实如你所说，黄永玉表现得更野性，更粗犷，更毫无禁忌。关于延续，有一个我自己揣测的例子。

　　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沈从文写了一部小说《长河》，写湘西的，但是没有写完。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其实我们看黄永玉这些年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且可看成是对这个遗憾的一个回应。

　　虽然黄永玉并没有这样说，但从我的感觉来说，他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至少写家乡的那一部分，其实就是在写沈从文没有写完的《长河》。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不知道是他们的特点，还是湘西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家乡的感情比别的地方人更深，这与我们一般说很爱家乡的表现还不一样，他们的情感确实更浓烈。

　　沈从文关注历史的眼光

　　就是他文学的眼光

　　晶报：书中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后，您问黄永玉是否有必要写一本《沈从文的前半生》，但黄先生回答说“不要了”，而您最后还是写了。

　　张新颖：黄永玉先生的意思是沈从文自己也著有一部自传，叫《从文自传》，你怎么可能写得更详细呢？但我还是要写，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混淆。《从文自传》只写到沈从文的20岁，那是他在湘西的日子，此后的经历就没有再写了，而这一段的内容就只相当于我写《沈从文的前半生》（从1902写到1948年）开头前两章的内容。但大家对1940年代或者抗战以后的沈从文都不太熟悉。而这十年左右的阶段，却是沈从文非常痛苦的时期，而精神上的煎熬痛苦也导致了他后来的精神崩溃。偏偏是这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读起来的感觉却不是很令人愉快，我想着重写的就是这一部分不太好看的沈从文。我觉得这一段对一个人，对理解一个完整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晶报：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研究一个人都是按时间顺序。而当您从沈从文的后半生重新回溯他的前半生时，是否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说对于后面的一些补充？

　　张新颖：当初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我真的没有想写他的前半生。可是写着写着我发现，在写到他在后半生做了某些事情，或者牵扯到某些人的时候，如果回溯一下他的前半生可能会更明白。但因为我要保证叙述比较连贯，还有篇幅的局限等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回溯。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半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老头，而不是别的样子？我就觉得，如果不知道他的前半生，后半生有些地方理解起来可能就不是很充分了。所以如果从他完整的生命来看，可能就会看得比较通顺一点。当然，写的过程我并不是倒推和溯源，其实就是一步步把他发展的过程写下来，他碰到过什么人，遇到过什么事情，是如何处理的，他是如何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我觉得只要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就行，并不是要得到什么结论，或者解答一个什么样的疑惑。

　　晶报：许多人提起沈从文，就会注意到他的文学成就，而他对于文物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的那部分常常被忽略，而这也是您在后半生这本书中所提点的。在您看来，为什么沈从文在这一方面的开创性会被当时的主流所忽略？

　　张新颖：这可能跟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关系。梁启超在1900年前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没有历史。为什么他这么说？如果你翻翻《二十四史》就知道了，里面写的就是战争、暴力、朝代更迭这样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叫做历史。而在梁启超看来，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有人的，比如这个民族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如何劳动的，他们的创造、智慧，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些广大的没有名字的普通人的生活的历史，在我们以往的传统历史叙事里面是没有的历史。

　　沈从文的文学关注的就是这些人。他在1934年的一次回家路上，曾发出过“历史是一条河”的感慨，真正承载历史的，是如“石头、沙子”一般的普通人。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文学表达。所以沈从文的文学写的就是一些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的群体。而等到他做历史、文物研究的时候，这些观念在他心里已经很深入了。所以沈从文关注历史文物的眼光，其实就是他文学的眼光。他关注的总是普通人，以及普通人所用的东西，比如袍子、罐子、马鞍、镜子等等，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造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眼光和他的文学关注点是相通的。

　　晶报：这些年来，具有诗属性的传记类图书越来越受读者青睐，而您写人尤喜以看似细枝末节的琐事切入，反而塑造起这些人物丰富的人格。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这种细节与整体关系的？

　　张新颖：文章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这样写，也许别人不用这样的写法也写得很好。怎么说呢？人是什么东西？人是活动的，人是在生活里面的，人是在他的行为里面才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个人就是僵化的，所以我要把这样一个生命呈现出来。

　　晶报：您曾在《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中引用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说法：一个人写作时，“他最直接的对象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在您的文学和学术路上，有哪些人给予过您重要的影响？

　　张新颖：这句话特别适合用于我做的研究，甚至不是研究，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贾植芳先生。他本身是一名作家，跟从他学习现代文学，与跟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学是不一样的。因为贾先生本身就是现代文学里面的人，语言又极其生动，他给你讲的东西会一下子把你带到历史现场里面，他给我讲了很多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现场，而不是我们的文学史里面所写的历史。就这样，慢慢地就影响我看待这段文学的视野、眼光和心态。

　　外国人写书有个什么习惯，会说献给谁，中国不太有这种说法，但是在我心里，《九个人》这本书就是献给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这个词是我在题记里用到的，其实我没有说出来，用这个词时其实我想到的就是贾先生，因为他翻译过一本《尼采传》，名字就叫做《晨曦的儿子》，是他1940年代翻译的，可惜这个稿子丢了，书就没有出版过，只剩下了一个序。这个名字别人并不知道，但对我来说，当我写下“晨曦的儿女”的时候，我心里的形象就是贾先生这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