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我毕业那会儿，就业形势还不像今天这么剑拔弩张。我有三份工作可以选择：电视台娱乐新闻的编导，外资市场调查公司的分析员，或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结局大家都知道，我和当年提供起薪最低的出版社签了约，一直干到今天。

　　我得承认，其实当时“击溃”我的是一个选择疑问句：等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挥一伙十七八岁的小星星举着灯牌尖叫大星星的名字呢，还是在一灯如豆中跟那些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的世界文豪们透过稿纸把酒言欢呢？在1997年上外校舍的硬板床上，我翻身而起，在后面那个选项上画了个勾。

　　终于年过四十。我也终于体会到，当一名外国文学编辑，并不是——至少不全是那么纯粹那么浪漫的事儿。摆在你面前的总是一份不完美的、需要你精雕细琢的手稿，追在你身后的却是那个叫做“市场”的怪兽。当年刚进社时悠悠地将一部稿子看罢、端着老式号码机把自己搞得一脸一手油污的岁月一去不返——时代要求编辑再也不可能仅仅“一灯如豆”或者“把酒言欢”。作为一个业余时常写几个字、译几本书的编辑，转换角色的技术哪怕再老练，也总有回不过神来的时候——更何况我还远远谈不上“老练”。面对文字，你究竟应该站在读者立场，还是作者立场抑或出版者的立场上，做价值判断？为了让一本书投进茫茫书海后不至于瞬间秒沉，你必须反反复复地广而告之，在微博微信上观察每一张封面图档激起的回响，在此过程中，你怎样才能跟那些在大街上拦住小姑娘做调查问卷、恨不得把她们抓进小黑屋买洗面奶的中年妇女有所不同？我做过总销量将近百万的畅销书，也做过注定赔钱的小众产品，可上面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放过我。我在狼狈地经受它们拷问的同时，也学会了平衡。

　　下面我想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因为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一个多达十八位编辑、年人均创利将近百万的编辑室，所以减少了个人担任责编的数量。不过，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找到投入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奥登。

　　2009年春天，我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见到从苏州赶来的马鸣谦和从杭州赶来的蔡海燕。那时马先生刚刚自砸饭碗专事码字，而蔡女士当时正在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奥登。在此之前，当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邮箱里收到他们的自荐信时，真没想到他们对这一行近乎一无所知，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撞上来的。

　　让我无法拒绝这次会面的只有一个理由，奥登。无论在现代英美文学史还是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著述中，这都是个你想绕都绕不过去的名字。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9年以后，我国对奥登的译介是一片尴尬的空白。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一腔热血有传染性，仿佛按动了我身上某个本来就在蠢蠢欲动的开关。不过，毕竟这些年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浸淫日深，对个中艰辛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我在那次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字斟句酌，努力表达我的疑虑。比如，我以前曾经通过代理公司打听过奥登的版权，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再比如，虽然奥登以前只有少量诗歌被译成中文，但涉猎其中的都是邵洵美、朱维基、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和穆旦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出口，倒是马鸣谦主动在我的省略号里填上了内容：“你没有理由见一面就相信我们，但我们可以一点点证明给你看。”

　　此后的五年确实是在“一点点证明”中度过的——准确地说，这是个相互证明的过程。我继续通过常规渠道打听版权，而他们追根溯源找到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先生，最终两条线对接成功，一年之后谈妥奥登几部主要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从我首先拿到的《战地行纪》译稿看，马鸣谦和蔡海燕在翻译经验上的欠缺完全可以被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弥补。但这一回，面对奥登那样的“庞然怪物”，我既不敢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信赖，也多少有点心诗歌界和读者的反应。为我及时送来一针强心剂的是近年来写诗译诗双管齐下的王家新老师。那天，我在“开闭开”书店截住刚刚做完策兰诗集朗读会的家新老师，他当时显然被我们大胆的出版计划吓了一跳。好在文本说服了他。他不仅认可了我对译文初稿的评价，而且同意替整个《奥登文集》中的诗歌部分担任校译工作。从此，哪怕在出国的航班上，家新老师都会带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几乎每页稿子都有他标出的修改建议。去年，我终于拿到经过他把关的《奥登诗选：1927—1947》，郑重交到刚刚正式进社工作的顾真手里。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奥登的“抗译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知道，奥登与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在这个译本的价值构成中，字面意思与表层情绪的转化也许只占一半，尽可能更多地展示文字背后携带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如果我们把这本书置于“研究性”的检视标准之下，那么书里八百多条勾连时代风貌和作者人生背景、思想境界的注解，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奥登诗选：1927—1947》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激起反响，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但反响如此之大，甚至在年末的“全国十大好书”中为上海出版界占得一席，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五年里，原本在昏暗的角落里为了奥登闷头协作、艰辛摸索的几个人，突然被头顶上的灯光照亮了一大片，这才看清楚，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本书。

　　我把上面这个例子说得这么详细，其实是希望诸位跟着我通过这件具体的事，体会一下编辑的琐碎、辛苦，这个角色的“隐蔽”和难以替代的乐趣。每当有人问我，究竟哪一个领域让我产生最强烈的归属感——写作，翻译还是编辑？——我总会近乎自虐地回答：是编辑。我的所有通往其他爱好的路径，最终都依靠它来中转。交通中枢总是拥挤而杂乱的，站在这里，你不容易找到存在感——唯其如此，一旦找到，必会受益终身。于我，这份存在感，就藏在当你翻开这些闪光的名字写下的闪光的文字的那一刻：查尔斯·狄更斯，F.S.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罗斯，E.B.怀特，弗吉尼亚·伍尔夫，伊恩·麦克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