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九一八”国难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和中国现代国难的叙述与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特殊的文学记忆，是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8月4日，中国现代文学国难叙事学术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论证会在沈阳举行，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细致研讨。
　　会议期间，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翔作为“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的首席专家发布了课题论证报告。报告细致梳理了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文坛涌现出的为数可观、颇具影响力和艺术力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等。这些仍未得到国人充分认识和整理的文学作品，是记忆国难不可缺少的部分。
　　大多数中国人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图景的改变以及民众命运的转折不十分熟悉，原因在于，我们了解历史常常依靠史料文献，而忽视了文学视角下的历史的更多侧面。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说过，文学是除纪念碑、历史编纂的文本、仪式或是电视文档之外的记忆文化的一种媒介。因此，当我们试图建构国难记忆时，必须重视文学的作用。
　　谈到这个项目的价值和意义时，高翔首先列出了一份文学作品目录，作品之多、范围之广、参与者之众，使人不能不为当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们对民族救亡所表现出的热情而感到震撼。国难文学研究者阿英曾这样描述：“从成为了他们的骄子的《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起，一直到他们的老大家的程瞻庐……差不多全部动员的在各大小报纸上大做其‘国难小说’。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文学创作蔚为风潮。
　　小说创作群体庞大
　　在“九一八”国难文学中，国难小说的创作颇成规模，颇具影响，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高翔说，最初的“九一八”国难小说创作多以述说国仇家难、记载悲苦生活及平民抗争事迹为主，体现出通俗化、模式化和新闻性特征，到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40年代，以流亡作家组成了庞大的国难小说创作群体，“他们经受着时代的磨砺，使国难小说创作得到极大的开拓和空前的发展。 ”
　　在众多作品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包括《九月十八》（张恨水）、《最后一课》（李辉英）、《惊》（侯霞俪）、《咆哮的许家屯》（艾芜）、《九月的沈阳》（黑丁）、《沦陷前后》（白朗）、《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端木蕻良）、《第七个坑》（罗烽），等等。
　　从现有文献来看，“阿英对张恨水的《九月十八》的分析应属‘九一八’国难小说研究最早的文字之一。 ”高翔表示，阿英对中国国难文学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贡献巨大，“他曾说过，国难小说深刻展示着对‘九一八’事变‘这一件大事的认识和这一时期生活观念的全部’。 ”
　　戏剧
　　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
　　在民族蒙难之际，戏剧艺术亦主动肩负唤起民众的历史重任，戏剧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的戏剧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最早的“九一八”国难戏剧产生于东北地区，高翔说：“开山之作，当数金剑啸的独幕剧《海风》和潘富玉的独幕剧《最后一课》。两部剧均发表于1931年10月25日至29日的《国际协报》。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后，关内“九一八”国难戏剧文学创作热潮兴起，出现了一批极富感召力的作品，例如田汉的《乱钟》、《扫射》，集体创作的 《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离离草》等。高翔解读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全民处在一个感时忧国的激愤状态，形势要求文艺当由书斋向街头延伸，于是以直观、可感和通俗、便当为重要艺术特质的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等戏剧形式特别为观众所欢迎。 ‘九一八’国难戏剧是学界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场主题学意义下的规模持久、自觉的戏剧创作高潮。它的发生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道路。 ”
　　诗歌从另一个角度省视战争
　　在“九一八”国难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为迅捷的文体，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文坛最具战斗力和激情的文体。
　　“国难诗歌数量之多、主题之丰、情感之烈，极令国人瞩目。 ”高翔说，“主要就新诗而言，内容多是历经磨难的悲愤、国土沦丧的痛彻之抒发，也有对义勇军抗战的歌颂与对不抵抗政策的斥责。初期的国难诗歌以报纸为载体，后来出现了专人或专题诗歌集、歌曲集的出版。代表性的作品有叙事诗《沈阳被占前后》以及 《悲愤诗》（马识途）、《怒吼》（麦立昂）、《静默》（徐戴土）等。 ”
　　旧体诗也出现了20世纪以来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并且更能真切细腻地展现出国难发生后国人的内心世界，例如钱仲联的《哀锦州》、王越的《失地将军歌》等。 “旧体诗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文人、教师、军人、学生等，他们以‘能宣示此日国家社会之真事真情’为旨归，抒发国恨家仇激荡之下的肺腑之声。 ”高翔认为，这些旧体诗作者因大多未曾置身于战场军营，只是取一中观距离来感受“九一八”事变，与常态生活更切近，因此，能够为省视这场战争提供另一个角度。
　　报告文学对历史的原生态补充
　　“九一八”国难文学中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等文体，在国难发生后均出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作为舶来文体的报告文学，变化尤为突出。
　　“‘九一八’国难催生了‘报告文学’这一新的文体。‘九一八’之后，各地青年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发表在东北的新闻杂志上，这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 ”高翔说，“我们注意到，‘九一八’国难的报告文学体裁，普遍采用的是近似于‘新闻通讯’的写法，利用文学表现手段，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景象做主观报道。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窥见‘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某种意义上的史实性。这种具有保真性的历史记载，是对历史的原生态补充。 ”
　　散文方面，1932年，《文学报》推出了以“九一八”国难为专题的系列散文，作者包括田汉、洪深、穆木天等知名作家。对此，高翔表示：“在当时偌大的文学创作队伍中，有众多现代作家投身到国难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的写作中，鲁迅先生是其中国难杂文写作的代表性作家。 ”
　　总而言之，“九一八”国难文学是文学介入历史的一个样板，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和挖掘“九一八”国难文学的史料文献，将有助于我们锻造对抗战的文化层面的记忆。□本报记者/王 研
　　张恨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便创作出版了一部国难小说集，取名《弯弓集》。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金剑啸创作了独幕剧《海风》，为“九一八”国难戏剧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