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先生早年在巴金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与其他学者联袂主编‘重写文学史’专栏，九十年代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如今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我想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毕竟博尔赫斯说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天堂是谁待的地方？上帝啊！你想这还不是一个够崇高的职务吗？”
　　昨天下午，龙华文化艺术中心影剧院。晶报总编辑胡洪侠以幽默诙谐的开场白开启了第十四届晶报“名人演讲周”龙华大讲堂首场的大幕。担任首场活动主讲人的嘉宾陈思和，当天中午刚刚抵达深圳，便风尘仆仆地赶到活动现场与读者见面，他带来的演讲题为“莫言获奖与中国当代文学”。
　　在此之前，一个小插曲颇值得一提：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得知陈先生来深圳讲学，遂邀请陈思和利用开讲之前的空暇欣赏馆藏珍品。一边是馆长阎焰兴致勃勃的讲解：唐代白瓷在中国陶瓷历史上如何重要，某个窑口的白瓷又在唐代白瓷中如何重要，一边则是陈思和在细细聆听――也许，陈思和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是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即在整体的考察之下，为每一位重要作家、每一部重要作品找到恰当的位置……
　　诺奖历史背后的中西文化隔阂
　　众所周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正如胡洪侠所言：也许，当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获得诺奖，该国的别的知识分子多半都会感到高兴，即便持不同看法，也会保持沉默。可是莫言获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表现了强烈的质疑，很多作家甚至觉得诺奖应该颁给自己而不是莫言。对莫言获奖的质疑竟然来自于我们自己！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陈思和认为莫言获奖这件事一时间之所以很难被国人接受，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文学之间缺乏沟通的顺畅渠道。“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优秀作品不能被第一流的译者介绍给西方世界，都是影响中国作家摘得诺奖的因素。
　　一百多年前的1913年，泰戈尔首开亚洲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先河。泰戈尔获奖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诺奖颁给一个英国殖民地的作家？后来人们知道泰戈尔主要凭借《吉檀迦利》获奖，而这部作品的译者正是他自己。于是英国人又说：泰戈尔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的英语比英国人还好！一百多年后，这一说法再次“复活”。莫言获得诺奖后，有人也操着同样的腔调说：不是因为他写得有多好，而是西方汉学家翻译得好。――“这当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陈思和说。
　　正是碍于中西方文化的隔阂，诺贝尔文学奖很少颁给亚洲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陈思和认为，“莫言获诺奖，要感谢一下他的译者葛浩文（英文版译者）、杜特莱（法文版译者）等人，要感谢一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早在1994年大江健三郎站在瑞典学院的领奖台上还不忘表彰莫言，预言莫言在不久的将来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继承拉伯雷叙述传统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选择是否明智？在陈思和看来，无论就诺奖评选机制还是就评委对莫言作品的理解程度而言，评选结果都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
　　莫言获奖后，陈思和邀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五大评委之一的谢尔・埃斯普马克（前诺奖委员会主席）先生到复旦大学做演讲。埃斯普马克介绍了一年一度的评奖程序：五大评委从18个院士中选出，专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他们的任务是每年2月到9月集中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位被推荐作家的作品，从中筛选出25人，继而再缩小至5人。评委们有四个月时间，阅读这5位候选人的几乎所有作品。最后由18位评委投票选出唯一的获奖者。
　　埃斯普马克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了如指掌。据他了解，当时鲁迅并未如一些人所说“曾提名诺奖”，鲁迅本人根本没有接受推荐，所以更无从提名。1988年，第一位获得诺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沈从文已经进入到三四名，可不成想他在那一年的4月份就去世了，因为诺奖从来没有评选故世作家的传统，沈从文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12年后的2000年，高行健以法籍华人身份获得诺奖，引起很大的争论；2012年莫言获奖，又是一个12年。埃斯普马克跟陈思和开玩笑说：“也许还要等下一个12年中国人才能再次获奖，希望你们中国作家活得久一些。”
　　在陈思和看来，诺奖委员会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文学，一直在研读像莫言这样优秀作家的作品。陈思和记得，他陪同莫言参加颁奖礼，聆听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如此阐述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听到这里，陈思和说自己“为之一振”。因为熟谙中西方文学史的陈思和当然知道，拉伯雷作为文艺复兴时代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齐名的大师，当时他的作品还被认为冒犯了布尔乔亚的审美传统，不属于欧洲主流文学一脉。换言之，当时拉伯雷的作品被视为粗俗而不入流的东西。直到巴赫金将拉伯雷作品里的革命性元素冠以“狂欢”“下半身”之名，人们才慢慢懂得拉伯雷的价值。
　　这个现象在今天又一次重演，一些批评莫言的声音认为：莫言的小说往往渲染性和暴力，是粗俗和不够优雅的。可是，恰恰是这种貌似粗俗的文学形式中隐藏着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屡屡冲破既定的审美趣味和标准。
　　想到这里，陈思和觉得诺奖委员会真正读懂了莫言。
　　中国还有多位“诺奖级”作家
　　陈思和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历史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而作家的创作始终未能与动荡的社会摆脱干系。尤其是从1957年到今天，几乎每个十年都会发生一些大事件，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文学运动和政治波动基本上是平行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一批重要作家开始凸现出来，到今天他们坚持创作已经三十多年，很多人已成为大作家，其中就有莫言。
　　陈思和说，莫言并非唯一有资格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同样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包括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王安忆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一座高峰，他不是从平原拔地而起的，而是屹立于群山之中。比如，真正在农村土生土长并擅于写农民生活的不光有莫言，还有贾平凹。莫言的特殊性在于：他的主要本领不是讲故事讲得好，而是以叙事见长。他的很多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是时空错乱的，不认真读非常难以理解的。让陈思和纳闷的是，这么难懂的作品是如何被转译到欧洲的，又是如何被诺奖委员会理解的？
　　陈思和以莫言第一部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为例，阐述了莫言的艺术特点。“莫言写了一个哑巴，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继母经常打他，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爱。但是，他可以听懂大地里玉米根茎爆炸的声音，能够感受到水中游鱼跟他的交流，那是一个半人半兽的世界……有人说，小说主人公身上投射了莫言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莫言是把生命中的痛苦升华为小说艺术，我觉得这就是莫言的艺术特点，他获得诺奖是当之无愧的。”
　　可以说，莫言是把生命中的痛苦升华为小说艺术，我觉得这就是莫言的艺术特点，他获得诺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