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苏州新闻网
　　蔡崇达的《皮囊》，也许很难定义它到底是小说还是自传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文字，直抵内心。他就像一个医生，最终却把手术刀划向自己。这次他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细谈了他是怎么用这把锋利的刀来剖开“皮囊”，并解构他眼中的世界。　
　　为什么选择这么“疼”的题材来写作？
　　蔡崇达：选择这个题材是出于我对书的认识。我从小就是一个内心孤独却又心思细腻的人，因此常会被困于情绪里，心中有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也是一次因缘巧合，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而其中的几段话更是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原来孤独的感觉并非我所特有，而且竟然有人，能如此恰如其分地表达并理清这种感觉。从那时起，我对于好书的定义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好书是可以陪着人的，它能直击人心，并展现出人内心的纹路。而我认为，要写出这样书的最快路径，就是往自己的内心走，并用词句精准定位自己的内心。因为人最重要见自己，见众生，并且这两者是可以交融在一起的。一个人对于内心体察得越多，他就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内心，从自己看到众生，又从众生反观到自己。
　　如何处理写作过程中的“心痛”？
　　蔡崇达：这个得感谢媒体生涯所带来的锻炼，因为我经常会遇到冲击大的事情，也时常会痛哭流涕。但我深知，泪眼婆娑时是看不见人的，声音哽咽时是唱不出歌的。而最厉害的那些人，他们往往有着最强烈的情感，但也有着最坚强的意志。他们不会允许文字表达因为情感的失控而变得语无伦次。因为最好的方式，是用最理性和最客观的态度，来把情感清楚干净地表达出来，而不是做那些无用的一味铺陈。我在写《残疾》篇章时，也是数次精神崩溃，每当这时，我便会停下笔，直到再次变成冷静的状态。
　　选择离乡的人为何往往还会需要回乡？
　　蔡崇达：我们所在的是一个需要回家的国家。离家是为了回家，回家是为了自由！家的概念，是构成我们思考和感受的精神母体及精神秩序。其实，我们所有的离家行为都可以归结为心理上的离家：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剧烈和着急了，一些精神母体，比如某些特定的空间和人群，孵化了我们的视野，于是一阶段后我们就会开始否定和抛弃它，认为家乡不够好，然后开始离开家乡甚至是改造家乡。我们看到的外物是结果，事件是发生在内心的，因此有些答案还是要到内心去找。所以我写书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大家重新学会去面对家乡，而不是简单地用远方去否定自己家乡。
　　不少文化人在离职或创业，现在还是文化人的好时代吗？
　　蔡崇达：有部分人的离职是因为觉得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些杂志社的效益没有以前好，他们出于担心离开，这种离职是被动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感受到现在已经到了文化人最好的时代了。以前的人是活在对于物质的需求之中，而现代人很多的需求转向精神性了。因此当文化人借用各种商业工具，实现文化理想机会来了，只要他们遵从内心的文化本能，完全是可以做出能打动人心之事的。举个例子，我3年前就创办了一个服装品牌，然而，我并不觉得这是某些人眼中的跨行业，只是以不同的文化方式参与了社会。
　　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生活美学”？
　　蔡崇达：一件事情的解决或者一种逻辑的解决，并不会让这个社会或者生活更好，要知道，世界最终都是人与人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帮助人去认识生活，认识人，认识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位管理者，如果他能看到员工的七情六欲，那他一定不会太严苛，或者会在效率和人的关怀找到平衡点。这些就是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美学”。
　　你所说的80后“理想骨折”是什么，如何避免？
　　蔡崇达：不少80后曾有着这样的记忆：石板路，不怕踩到玻璃碴子的脚丫子，在农田里狂奔。但是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发现家乡的公路修了，电视里出现了和生活周围建筑完全不一样的高楼大厦，于是我们开始憧憬一个更好的生活。与此同时，这个阶段中的80后，出现了世界是可以无限膨胀的幻觉，但当时代进行到下一个阶段过后，社会的发展节奏就开始放缓，一些机会窗口正在关闭。这时的80后们就像一只只很胖的鸟，他们飞快地撞向那个日益缩小的洞口，然后就骨折了，有些人在洞口甚至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若要避免骨折的话，得重新认识梦想和生活的关系。梦想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个体验过程，才是最重要。如果80后在思想和行动上，回归到生活，站稳了，梦想或许就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