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文学评论一直是海派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以《上海文学》为核心的上海文学批评一直走在时代与文学的前沿，发表了许多观点独特、风格活泼的评论文章，一批青年评论家就此脱颖而出。不久，《上海文论》创刊，提出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学术话题。譬如“重写文学史”，本来是学术领域很专业的话题，可是因为专栏设在《上海文论》上，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连锁反响。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反思”的大讨论，最早也是在《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专栏里提出，后来又得到了北京《读书》杂志的呼应。因此说，上海这两个文学刊物当时引领了时代的风气。

　　其实要回顾上海四十年来的文学成就，文学期刊的影响实在是不容小觑。我近日重读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里面有多篇文章都是谈当代文学作品，为青年作家辩诬，为优秀作品呐喊，而这些引起争议的作品，都是因为刊登在《收获》杂志上而引起关注的。再说《萌芽》，在赵长天的策划下改刊，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可以说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气，“80后”作家由此诞生。如果要说上海文学领域对中国社会和文坛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是这两家重要刊物。

　　如果从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的意义来考察文学现象，获奖多少并不是标志，而引起争议、产生对社会的冲击力度，也许更为重要。我这里想说的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构建中，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应该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两大文学品牌和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