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其他文章中也阐述了我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既然我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成文学作品来读，自然就要以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金庸的作品，我不会流于世俗，什么所谓的那些抠字眼，掘地三尺研究那些所谓夺人眼球，但又似乎没滋没味的话题。

　　金庸的作品是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的一些概念来框定和定义，在文学里面最值得称赞的莫过于对文学界限的突破，从晚清到五四，从八十年代前后的伤痕小说到先锋小说，无不显现出文学突破界限的魅力，如果追朔武侠小说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金庸在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上的突破，这是一个优秀作家所表现的一种境界，而这种境界却往往被我们无视和忽略，大概也是我们对通俗武侠小说的这种偏见吧。

　　在金庸之前的武侠小说，包括同时代但出道早一点的梁羽生，他们的传统武侠概念，主要是武与侠的抒写，而武侠小说的局限也恰恰就是在这里，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难免出现雷同，难免出现概念化、公式化和千人一面的困境，侠与义本身就是一种被界定、被规定的概念，它不像我们平时的小说，写人的小说，人的范围要比侠与义的范围宽泛了太多，就像我们画画，画一个人可以画出很多的样式，很多的姿势，甚至很多的年龄阶段等等，但如果你单纯画一个鼻子你怎么画？传统武侠小说就是面临这种局限。

　　在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之前，包括金庸写了前几部小说那时，武侠小说仍没有得到真正的突破，直到金庸完成了几个长篇到最后鹿鼎记的完成，彻底改变了武侠小说的那种“三突出”和“高大全”的陈旧模式，金庸开始重新定义“侠义学”，把文学中的“人学”糅杂到侠义里，把武侠里的理想人格逐渐的转向现实人格化，当到了鹿鼎记，江湖中的侠义，神话般英雄人物，已经真正的回到凡间，纯粹是一个活生生现实中的人物。

　　我们可以综合起来看金庸塑造的这些武侠人物，很明显的一个脉络特点变化，从侠气渐消到邪气渐长，离传统典范式的侠义越来越远，主人公的角色共性越来越少，独特性越来越强，个性开始突出，展现出在江湖中的决定力量越来越小，受到社会制约的牵制越来越明显，角色的人格越来越复杂，内心矛盾冲突越来越强烈，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人，之后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越来越弱，现实主义越来越强，一路走下来，从正义的大侠-大侠-中侠-小侠-非侠-反侠，从开始的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的结束，侠的形象已经完全的消失掉。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地痞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歌颂到批判，这就是一个金庸武侠成长到突破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