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上海城市原点。在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史上，黄浦区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最早的居民福利委员会到发轫于此、全市推广的“三会”制度，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化和行进轨迹在黄浦区有着清晰演绎，它亲历了上海社会治理方式及理念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在新时期，黄浦区多管齐下打造社区自治项目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全面参与社区事务，在扎实解决一批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居民自治水准，更培育出一批自治团队。

　　在黄浦区，社会组织更是一支“硬核”力量，它们从进入社区那一刻起就自带“需求导向”，它们与基层社区结对提供个性化服务，与居民自治团队“珠联璧合”，并在社区里获得“能量加成”——“专业+”社会组织提升街道各条线的传统项目质量，“生活服务+”社会组织切实改善养老、停车等一系列基层治理难题，可谓急群众之急。

　　上海首个居民自治组织、首个居委会皆诞生于此

　　宝兴里，位于金陵东路、福建南路、浙江南路、宁海东路之间。这个小小地标在上海基层社会治理和居民自治史上有着非凡意义。

　　解放初期，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旧房损毁、漏雨等一众事关居民日常生活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1949年9月，上海解放仅数月，宝兴里就筹建了居民福利委员会，由每幢房子推选一名居民代表，每5名代表推举一名居民小组长，着手解决居民自身实际问题。当年12月，“宝兴里福利工作委员会”在黄浦区宣告成立，这是上海第一家居民自治组织。

　　宝兴里福利会委员由家庭妇女、工人、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等担任，除了每幢房子选举一位居民代表，福利会下设治安、卫生、文教组。委员们热情高涨，工作有声有色，里弄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民警一起帮助居民打扫卫生、疏通阴沟、维修旧房。福利会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调解各类纠纷。

　　1951年，宝兴里福利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宝兴里居民委员会”，上海第一个居委会由此诞生。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区工作重点转移，宝兴里又打出“零火灾”特色工作品牌，这一金字招牌闪耀至今，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火灾的优良传统。如今，宝兴居委会还成立消防监督队，开展常态化消防监督，定期组织演习，消除火灾隐患。

　　宝兴里仅仅是一个缩影。自2014年上海市委开展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以来，黄浦区探索构建了以街道为主导、居委会为枢纽、发动社区群众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服务短板，黄浦区各个街道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团队，比如小东门街道组建了“洁齐美家园自治小组”“家园清洁守护队”“安居劝导队”；半淞园路街道持续推进“淞园梦想”自治项目，开展公共议题类、文化风尚类、关爱帮扶类、优化环境类、疏导维权类等五类项目；在豫园街道，“豫园四牌楼路管会”将居民诉求与执法力量更紧密连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团队活动大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

　　延续自治基因，“三会”制度进一步激发群众自治活力

　　延续珍贵的“自治基因”，黄浦区不断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和创新的沃土。

　　“谁来自治”“自治什么”“如何自治”“如何提升自治成效”……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黄浦区又拿出了“三会”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五里桥街道首创以“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制度，使社区重要民生项目“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在基层诞生的这一制度很快在广大居民区不断实践、创新、推广。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工作方法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五里桥街道继续以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先后形成了与“三会”配套的公示制、责任制、承诺制“三制”和议题征询会、民主恳谈会、监督合议会的“前三会”，构建自治体系相互关联的完整闭环，有效激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活力，推动广大居民有序、高质量地参与社区建设。

　　2006年，上海市民政局发文将“三会”制度在全市推广。2018年，“三会”制度被评为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同年入选“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

　　不论是居民还是社区工作者，对“三会”制度的一致评价是：好用、管用。有多好用？到居民区里头走走，让人“点赞”的案例比比皆是：紫荆新苑小区花园的水泥横梁年久失修，安全隐患突出，居民们在议题征询会上提出的这一改造愿望获高票通过。经表决确定原貌修复的方案之后，大家又在社会组织协助下采用了时髦的“互联网众筹”筹集改造资金，结果有4180多人次参与、共筹得资金2.08万元，解决了改造经费问题；瑞南新苑小区业委会建立起物业“月月评”机制，组成居委会主任为组长、党总支、业委会、自治家园理事会、居民代表、社区民警等共同参与的评议小组，定期召开监督合议会和评议会，对物业各部门工作进行评议，使小区物业管理走上正轨，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提高……

　　居民自治叠加社会组织，形成社会治理“硬核”力量

　　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无缝衔接”起政府与公众。它们的存在，既优化城市治理，也增进群众福祉。

　　在黄浦区，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社会组织从中提供个性化服务，众多社区微治理项目也因居民自治叠加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了品牌。比如淮海中路街道携手上海黄浦区文化公益促进会打造“洋房添绿”自治项目，推出了“有人建，有人养，有人看，有人来”的社区新绿化；在外滩街道，由上海黄浦韵动体育服务中心承办的外滩“楼宇运动嘉年华”已成为外滩街道服务企业、推动全民健身的品牌项目等等，形成社会各方力量协同治理、共建共享的良性格局。

　　作为社会治理的“硬核”力量，由社会组织加成的居民自治平台在面对城市更新、垃圾分类利用、停车管理等涌现的新难题时，均发挥着积极作用。

　　瑞金二路街道的“善治瑞金”项目将城市管理精细化，接连组建起“乐安坊弄管会”“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邻聚里空巢老人互助会”等自治团队。这些发轫于社区的自治团队大有来头，以“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为例，自治会下设风貌保留保护自治组、绿色生活组、停车自治组和商铺治理组，成员则包括学界专家、法律从业者、居委社工、社区居民、商家店主和社区志愿者等等，担任会长的是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朱伟珏教授。近日，南昌路上的店招将启动微更新，事关百年南昌路的“个性”，他们适时带来了一份《南昌路店招店牌导则（初稿）》，为微更新提供美学参考。瑞金二路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以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为代表的一批自治组织和自治项目，成为社会力量参与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更新改造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在黄浦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健康发展，形成社会各方力量协同治理、共建共享的良性格局与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