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1246年—1302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元代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可以称得上是元代当时的主流艺术。

　　鲜于枢书法在元代为主流趣味所接受并欣赏。如赵孟，他于一二九四年跋鲜于枢大草时即说『困学之书，秒入神品，仆所不及』。鲜于枢去世后，他又于一三一一年在鲜于枢《临王献之鹅群帖》中跋道，『仆与伯几同学书，伯几过仆远甚』，这虽然其中有自谦的成分，但他对鲜于枢书法的肯定态度，是跃然纸上的。鲜于枢定居杭州时，像赵孟、邓文原这样的书法大家与之过从密切，普通的江南文人也大多倾慕其书名，这一点在元明人留下的各种笔记中都可见记载。如邓文原(一二五八—一三二八)言：『伯机于书法用功极深，至每数日相见，辄云，近见子某帖，孰离孰合。言语必相摩切，率以为常。伯机仙去十载，非特书法如伯機者不可得，而朋友箴规之道亦使人慨然。』

　　柳贯说：『公在时，其书人已贵重，况今后之二十年余？明珠拱壁，果何足珍惜哉！』然而鲜于枢在一三○一年为任仲美书《千字文》后记中说：『余不解书，南方士大夫以余北人粗识点画，凡得数字，传玩以为稀有。仲美来自天京，如东平宋集贤、云中李昭文、巢陵周景远、彰德田师孟、真定李惟肃，皆一时善书之士。胡不求以为法？顾余贫陋多谤、曲学寡闻之人，奚足法耶？』这是在鲜于枢去世前一年写成，以其平常的个性，不是伪作谦虚之态的人，也许当时已有持不同观点的批评之声。对于其肯定的评价，《中国书法全集》一书总结为：『一论鲜于枢的草书，法度精密，气势浩大；二意态多变，风神凛然；三笔力劲健，法有来由；四以神韵胜。』这个评价比较客观地总结了鲜于枢书法的优点。在不足方面，主要有明代方孝孺对其书法评价为『伯几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王世贞说其『以骨力胜而少韵度』『极圆健而不甚去俗』这两种代表性说法。

　　对此，启功先生在前人评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破的穿杨射艺精，赏音还在听弦声。渔阳笔外无余韵，难怪沤波擅盛名。综而观之，无论字之大小，体之行草，莫不谨慎出之。点画似有定法，结字亦尽庄严，极少任情挥斥之笔。观其答人问书之语曰胆胆胆。乃知其所自勉者在此，而其不足者亦必在此。』

　　这一评价，十分精准地道出了鲜于枢在书法中以『胆』为旗帜追求抒发情意的努力，亦总结了鲜于枢书法字字法度森严的特点。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者或许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此消彼长的存在，无法臻于绝对和谐的佳境。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的创作过程及最终面貌呈现，恰好是这种龃龉状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