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章回顾了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化历程， 梳理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产生的机制以及存在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梯次转移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启示， 并认为把握理论实质和运行机制是吸收国外理论的关键。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扩大的问题， 寻求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实现从效率走向公平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理论； 区位论； 增长极； 新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理论已成为一个具有多个流派、多种观点组成的理论系统， 对指导各国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以来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该理论从资源稀缺角度出发， 提出了集中稀缺资源优先发展优势区域， 然后带动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近年来， 学术界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 探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机制， 寻求协调区域发展的路径。

　　一、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演进。

　　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资源配置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研究该问题时一般忽视空间配置问题， 不考虑空间因素得出的结论与现实有时会发生矛盾， 区位理论在经济分析中首次考虑空间因素， 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区位论-区域经济学理论渊源。

　　杜能 （1926） 发现离消费市场远近对农作物布局有很大影响， 认为农业生产是在城市周围形成一种“杜能环”, 开创空间分析的先河[1];韦伯 （1909） 提出工业区位论， 认为厂商区位选择在运输里程最短和货物量最少的地方[2];廖什 （1938） 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分析区位理论， 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即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 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

　　这些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研究基础， 对区位选择的因素限于经济因素，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为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对区域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二） 增长极理论及扩展-区域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 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经济结构性衰退现象， 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针对这些不平衡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还是有些地区发展缓慢， 造成大量产业和人口外流。针对于此， 佩鲁 （1950） 提出增长极理论， 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 它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上， 然后向其他区域扩散， 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影响。所以佩鲁认为有意识地培育增长级， 利用增长级的推动效应， 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3].

　　受增长极理论影响， 很多学者发展了新的理论。缪尔达尔 （1957） 的累计因果理论认为市场力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地区间的不平衡， 某些地区发展快一而另一些地区则发展较慢， 一旦某些地区由于初始优势获得发展， 这种优势将保持下去。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初期， 优先发展经济强劲的地区， 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要刺激落后地区发展[4];赫希曼 （1958） 不平衡增长理论用极化-扩散效应分析了区域间不平衡增长， 认为不发达地区应集中力量发展能产生最大引致投资的产业， 然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5];威廉姆森 （1965） 提出倒“U”型理论， 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区域发展不平衡来实现平衡发展， 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差异逐步扩大， 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将保持稳定甚至趋于缩小， 趋向平衡发展[6].源于弗农 （1966）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间存在经济与技术的梯度差异， 每个区域都处在一定发展梯度上， 产业和技术随时间推移会由高梯度区扩散到低梯度区， 对落后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和技术转移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增长极以及相关理论在该时期被广泛应用到经济实践， 为国家干预区域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三） 新经济地理理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早期经济地理学研究均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 对现实经济给予完全合理有效的解释不足。由缺乏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工具， 导致空间分析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垄断竞争模型为经济学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提供很好的思路。阿瑟从复杂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中的报酬递增现象， 并通过微观主体行为的相互作用分析路径依赖和锁定等经济现象。在以上成果基础上， 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 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 从“报酬递增”视角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和过程[7].他将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 解决了经济学长期以来厂商层次报酬递增与竞争性一般均衡不相容的问题， 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企业同质情况下经济系统内生力量如何导致经济空间分布差异， 企业同质假设忽视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 强调偶然事件对经济区位选择的影响。鲍尔丁与俄库波 （2006） 将企业异质性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 以企业异质性与集聚经济为切入点， 研究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的影响， 分析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8].新经济地理学融入异质性企业后便产生了“新”新经济地理学， 该理论着重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使得理论研究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运行情况。

　　但新经济地理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 新经济地理学没有强调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这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 后者充分重视知识的作用， 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的积累， 把技术进步内生化， 技术进步包括新思想的产生， 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思想枯竭的趋势， 长期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进行。杜马斯 （1997） 也不同意克鲁格曼的空间集聚基于需求的观点，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企业选址并非为减少运费， 而是侧重于靠近使用同类工人的公司， 强调个人之间和公司之间的思想流动[9].这种思想流动可能能提高技术创新率， 工人和企业将会聚集这些地区以便相互学习。

　　二、区域经济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二元经济结构典型。我们应积极借鉴国际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 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 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启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和技术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作用下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 引导经济全面增长。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开发中， 产业结构等遵循由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的规律， 在世界范围内产业的布局基本上符合这种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 为利用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促进我国发展， 我国积极承接国外相对先进的产业， 充分发挥我国“后发优势”, 以较低的成本引进对自身来说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 促进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展， 但也拉大了我国区域间的差距。

　　如何缩短地区间的差距，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通过国内的产业转移缩短地区差距。不过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不够理想， 如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 （2010） [10], 刘友金、王冰 （2013） [11], 雒海潮 （2014） [12]等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类似观点， 刘琳 （2015） 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京津冀”产业转移滞缓， 一体化发展未能如愿[13].

　　针对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缓慢， 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探讨深层次的原因， 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不具备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约束条件， 地区间产业转移出现障碍是目前我国区际产业产业转移滞缓的主要因素， 如刘友金、吕政 （2012） 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产业集聚黏性和地方政府的GDP竞争等因素造成我国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等[14].所以国际的产业转移理论和实践与我国的实际不符， 其实目前我国东中西部产业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 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还有困难。

　　落后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思路方面，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 很多学者探讨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路径。金浩、隋蒙蒙 （2015） , 李然、马萌 （2016） 基于京津冀各区域自身禀赋对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进行分析， 以期促进各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15][16];高煜、张雪凯 （2016）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背景下探讨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选择[17], 对落后地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新经济地理学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启示。

　　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分析框架， 从“报酬递增”角度揭示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 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发展思路和协调经济发展有很大启发。目前新经济地理学已经形成丰富的理论体系， 国内很多学者陆续对其进行系统介绍， 阐述该理论的适用性。在新经济地理学思想影响下， 国内很多学者努力探索我国产业集聚问题。

　　关于产业集聚因素方面， 范剑勇 （2006） 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 造成了我国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持续高于其他地区[18];安虎森， 李锦 （2010） 认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引起的聚集力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19];不同于前两者的研究， 何雄浪， 杨继瑞 （2012） 站在企业异质的角度， 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个人偏好的异质方面分析产业集聚差异的微观机制[20], 对我国区域发展规划有很好的启发。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内研究一般脱离中国实际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 这样使理论的解释力有限， 如李世杰， 胡国柳， 高健 （2014） 认为研究处于转轨情境下的产业集聚演化机制等问题时， 不能把制度和政策因素从理论模型中抽象掉[21].这要求以后的吸纳国外理论时要把握其运行机制， 研究应基于经济的实际。

　　关于产业集聚的思路， 郑碧霞， 陈艺辉 （2014） 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东部地区单产业聚集效果较好， 而中部地区经济由于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其他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作为支持， 产业间集聚效果较好。基于地区特征选择合理的产业集聚形式， 能摆脱企业简单堆积的困境， 真正的发挥产业集聚优势[22].王缉慈 （2010） 也提出了一些对产业集聚的认识误区， 认为产业集群不等于产业部门或延长的产业链[23], 对我国产业集聚有很好的启发。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分析与展望。

　　（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思想经历了从均衡发展论到非均衡发展论， 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论的变革。我国幅员辽阔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国情决定了应该采用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受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和缩小地区差距。为此上世纪50-70年代， 国家投资大规模“西进”, 推进了中西部工业化的进程。但凭借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体系与西部地区传统的社会经济环境不融， 产业结构联系中断， 无法形成产业链， 导致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初期， 受梯度推进理论等不平衡发展思潮的影响， 国家的投资布局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发挥集聚经济效益， 向地理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倾斜， 区域经济呈非均衡发展。但高梯度向低梯度的转移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展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地区差距容易扩大化。

　　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强调各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竭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引进。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随后出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 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该时期落后地区如何利用自身禀赋培育自身增长极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国不能照搬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在进行理论分析时需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和技术状况等， 基于实际探求区域经济理论深层次含义， 提高理论对我国现实解释力和指导作用。

　　（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向-从效率走向公平。

　　基于不平衡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效率优先”原则下， 我们利用东部的自身优势， 培育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发展的增长极， 当东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时候利用增长级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 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东西发展差距继续扩大， 造成了全国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 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形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 同时， 也损害了区域公平。

　　在我国实行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 针对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如何协调区域间的健康发展， 学术界有一定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带来区域不平衡发展， 有意识地培育落后地区的增长级、打破集聚的机制等是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 如安虎森， 李锦 （2010） 认为降低区域市场开放度， 弱化可流动要素的转移能力， 打破加剧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选项[19].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促使内地的发展， 那么可能是牺牲东部沿海的发展为代价， 如陆铭， 向宽虎 （2014） 认为鼓励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会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损失， 建议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此时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只是阶段性的现象，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 经济集聚的同时会缩小地区间差距[24].

　　那么如何从效率走向公平， 国家层面已从过去的以东部地区中心的单极驱动转向为中西部地区的多极驱动， 拓展了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 如何避免效率的损失是新时期政府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2]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3]Perroux, F.Economic Space:Theory and Applic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 （1） :89-104.

　　[4]Myrdal, G.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Regions[M].London.1957.

　　[5]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6]Jeffrey G., Williamson.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 tion of the Pattern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5, 13 （4） :1-84.

　　[7]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3） :483-499.

　　[8]Baldwin R.OkuboT.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 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 （3） :323-346.

　　[9]G.L.克拉克， M.P.费尔德曼， M.S.格特勒。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M].商务印书馆， 2005.

　　[10]冯根福， 刘志勇， 蒋文。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10 （3） :1-11.

　　[11]刘友金， 王冰。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产业转移滞缓成因及对策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7） :46-49.

　　[12]雒海潮， 苗长虹， 李国梁。不同区域尺度产业转移实证研究及相关论争综述[J].人文地理， 2014 （1） :1-8.

　　[13]刘琳。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滞缓问题研究-基于梯度转移理论约束条件[J].经济与管理， 2015 （4） :103-105.

　　[14]刘友金， 吕政。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J].经济学动态， 2012 （11） :21-27.

　　[15]李然， 马萌。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及布局优化[J].经济问题， 2016 （1） :124-129.

　　[16]金浩， 隋蒙蒙。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省产业承接力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5 （1） :1-9.

　　[17]高煜， 张雪凯。政策冲击、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研究[J].经济问题， 2016 （1） :1-7.

　　[18]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 2006 （11） :72-81.

　　[19]安虎森， 李锦。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J].学术月刊， 2010 （1） :73-80.

　　[20]何雄浪， 杨继瑞。企业异质， 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J].学术月刊， 2012 （7） :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