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决裂，辛亥革命即为这种断然决裂，为现代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条件，是"国家转型的助推器"[137];另一方面是现代对传统的延续，新建立现代国家需要继承传统中国复杂多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遗产，故清帝退位诏书在宣布帝制终结的同时，这种和平的政权交接还象征着中华民国是大清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继承者--中国民国继承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遗产从而获得了合法性[138].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华民国要面临国家整合的巨大挑战。这个挑战是让中国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内，如何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同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与努力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当时边疆的分裂倾向，导致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故如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继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塑造强大的国族，始终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面临的重大任务。

　　1919年之后，孙中山开始集中思考"中华民族"的建构，首先提出了以美国为榜样的"民族同化",表达了其建立强大国族的强烈愿望。但随着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交流的深入，他对"中华民族"建构的思考也进一步深化，不再以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国族建构，而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坚持以"大中华民族"作为国族建构的路径。之所以有这个转变，是因为孙中山坚持对国家统一一以贯之的维护，在回归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的探索中，他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并思考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道路。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思想有其积极的贡献。在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运用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过程中，孙中山进行了种种的思想努力，正是这种艰难的探索使得孙中山逐渐摆脱了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在回归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的传统中开始了中国本土化的"国族"理论建构，从而形成了孙中山中华民族建构的思想特质，其国族建构理论成为二十世纪构建中华民族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开端。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主张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但也由于对"民族"一词的误读以及对中国少数民族缺乏了解而存在诸多局限。这些局限需要经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方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中华民族"理论要达到较为成熟的总结，只有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积累才具备条件，最终这种总结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特格局理论".

　　（一）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并非"大汉族主义".

　　以往学界往往把孙中山的"同化"思想视为是大汉族主义。但若结合中华文明传统的民族观来审视孙中山的"同化"概念，我们就能认识到孙中山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的主张实际上体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性格。本文开篇引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凝聚核心"概念来理解孙中山的"同化"概念，中华文明传统中，"凝聚核心"在促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著名学者葛兆光讲，不管中国空间如何移动，但始终有一个相对清晰和稳定的中心，历经王朝的兴衰起伏，始终有一个延续的清晰的脉络，使得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明的数次挑战和侵扰，但始终保持和延续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从未间断的传统。[139]

　　在民族危难之际，正是靠这个"凝聚核心"所形成的文明延续共同体维持着中国文明的文化命脉生生不息而不致于断绝，从而激发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孙中山的"同化"观念，正是认识到了汉族作为文明核心在维持和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延续了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正统性"的传统。孙中山特别强调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把中国传统的"道统"视为其革命的思想基础，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他认为他几十年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并使其发扬光大。[140]

　　"华夷之辨"的三层意义中（教化意义、种族意义、地理意义），教化意义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141]

　　在民族关系上，继承了中国"道统"的孙中山，自然强调的也就是作为文明核心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教化"意义，是一种王道的民族观。

　　笔者认为，不仅应该对孙中山的"同化"论重新审视，而且对其"以汉族为中心"的论文也应将其置于"国族"建构的视角下重新评价。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孙中山的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观视为"大汉民族主义".[142]

　　但若从孙中山这个阶段民族主义旨在建构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独立的视角观之，则会发现其强调的是汉族在实现国家统一中的责任和作用，恰好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实现民族融合。尽管孙中山在1919年之后激烈批评"五族共和"观，但他并没有放弃在民国初年"五族共和"观念中的民族平等原则，因为在汉族在此"同化"过程中要"牺牲其血统与历史",放弃"自尊自大",各民族要"相见于诚".汉族在这一"同化"过程中，跟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要融合进"中华民族"之中。

　　著名学者王柯先生对以往的民族研究范式的反思发人深省。他睿智地指出，以往的研究大多从阶级分析出发，否认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和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简单地归结为一直存在不可饶恕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这种做法既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又存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制造"汉族人压迫少数民族"口实而达到分裂中国目的的危险。[143]

　　因此，对孙中山丰富的民族思想，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孙中山所使用的"同化"一词。孙中山的"同化"概念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强制同化".若以文明共同体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断接受"轴心文明"、逐渐"华夏化"的自然融合、主动"归化"过程。而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则修正了五族共和的面临的"民族自决"造成国家分裂的现实困境，延续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因此，以往多被学界斥之为"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实际上是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实现连接传统民族观与现代民族观的桥梁。今天之所以很多学者指责孙中山的"同化",只是因为孙中山时代所使用民族"同化"一词与现代民族平等的观念在语义上存在很大出入，以致形成了诸多误解甚至是对孙中山民族观的指责。

　　回顾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从"五族共和"到"同化"论的整个过程，"五族共和"由于不能适应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被更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同化"概念取代。"同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一体化，目的旨在抵御帝国主义的分裂、增强多民族凝聚力、实现在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取得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这与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事实是符合的：既然汉族占绝大多数是中国民族构成的基本特征，汉族就得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中发挥主导作用，汉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承担了"长子"[144]的角色，需要在维续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其他少数民族受到帝国主义的势力控制之时，汉族理所当然应该发挥"凝聚核心"的功能。如此则能够理解为何孙中山一方面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主张"种族同化".孙中山的"同化"概念，更接近于民族融合，而非今天臭名昭著的"同化".孙中山效法美利坚民族国家建构中华民族国家的阶段，强调的正是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唐文明也从"教化"的视角肯定了孙中山所使用的"同化"概念，他认为，孙中山的"同化"是要反对汉族沙文主义，以期民族融合。[145]

　　我们有理由认为，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实际上是与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诉求相统一的。中国历史上，汉族在大部分时间里发挥了"凝聚核心"的作用，孙中山的"同化"论，正是继承了这种理念，特别强调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时期的责任，而非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要反对的正是大汉族主义。

　　孙中山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民族观有深厚的渊源。正是基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理念，从而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可行路径。职是之故，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建构的探索在近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留下了独特的思想价值，为近代中国成功继承了传统帝国疆域、实现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转型。

　　（二）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革命反满"、"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演变的数次变化。本文分析认为，单就其论述"中华民族"思想，也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是由于其民族国家建构一开始是仿照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直到1924年才开始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深受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146]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所提的"五族共和",仅是单一民族国家理想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国情的暂时妥协。尽管随后"五族共和"在应对边疆民族危机中的弊病日益彰显，孙中山在191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实际上也是再次用"一族一国"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两者的差异只不过是由原来的"汉族国家"到单一的"中华民族国家"转变。这一时期塑造"中华民族"的办法是效法美国的熔炉政策，"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以致于以往的研究无一例外的把孙中山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观念视为"大汉族主义".但上文已经分析过，孙中山的"同化"是要让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能够"相见于诚",消除民族界限，都熔化到"中华民族"之中。这种"同化"模式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单一）的中华民族".

　　随着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流日深，他对民族自决原则和中国国内民族状况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应该是包含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更高层次的复合体。他的"大中华民族"概念正表达了这层含义。之后在其对民族关系的表述中也多次运用"中国民族"、"国内各民族"、"各弱小民族"等概念，表达了对内团结各民族完成大中华民族建构的愿望。对外方面，他提出要联合世界受压迫受掠夺的各弱小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帝国主义的强权。

　　这一从"一族一国"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变，是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从"西方化"到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近代中国先贤们运用西方民族主义时，结合中国情境下不断调整以适应中国国情国情的理论自觉。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统一多民族历史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建构是从"天下"体系转变到"民族国家"的过程，但它不是西方式的纯粹的民族国家，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和传统帝国的混合体"[147],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具有相当复杂的历史文化特征，并不是照搬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就能够完成的。

　　孙中山"中华民族"建构曲折的思想历程体现了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性与任务的艰巨性，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他的民族国家建构经历了从效法西方民族国家到最终回归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回归的艰难历程，也正好符合后发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特征--首先需要效仿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然后才逐渐认识到制度背后的精神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秩序对于维续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孙中山中华民族建构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的建构，需要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样板，建构具备现代国家特征的民族国家，但更需要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探索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国族建构之路，在"续写历史"中复兴中华民族。

　　（三）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开了二十世纪"国族"建构的端绪。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瓦解中国的两种策：一是"把这些传统多部族国家内部的各部族都称之为'民族',鼓动它们通过"民族自决"争取独立";二是"把这些帝国的边疆部落地区称之为'殖民地',然后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幌子鼓动这些地区进行民族分裂活动"[148]."民族自决"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截然相反的阐述。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在一开始接受"民族自决"这一概念之时就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警惕。他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统一，从一开始主张以美国为榜样的民族"同化"为中华民族到"大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塑造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其一以贯之的原则。

　　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最显著特征是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考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从他对"民族自决"的理解可以充分体现。他在1920年后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但其理解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同，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郑大华教授认为孙中山晚年的"中华民族"观经历了从只认为其他民族是宗族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到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的演变，认为只有在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民族自决权"思想影响下，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才承认各民族的一律平等。[149]

　　但正如学者马戎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刚成立的初期是严格按照苏联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国内实行联邦制，直到经过了抗日战争后，随着中共对中国民族问题理解的深入，才创造性的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放弃了苏联的联邦制的主张[150].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接受了苏联"民族自决"的原则，但由于其理论的不成熟和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成熟认识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只有随着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在民族地区有了丰富的实践，对民族问题有了深入认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才从"民族自决"转变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

　　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他始终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始终坚持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御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尽管孙中山"承认"了国内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但也没有像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那样使用"主张"或"提倡"国内各民族"民族自决"[151].因此，孙中山的"民族自决"实际上是始终坚持中国各民族平等基础上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体，与各民族处于不同的层次。这足以证明，孙中山在思考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始终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中国特色道路，他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建构的先行者。

　　（四）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的未竟之业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继承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强调汉族在多民族大家庭中的责任和凝聚作用，经由"一族一国"到"中华民族自决",成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建构的集大成者，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时代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贡献值得高度评价。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孙中山对少数民族的接触有限，其"中华民族"建构理论存在诸多局限，"中华民族"建构在孙中山这里仍然是未竟之业。

　　首先，"宗族-国族"论的并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的范围。由于孙中山的国民党政治控制的范围主要是两广地区[152],对中国各民族状况了解甚少，其提出的"宗族-国族"论的"中华民族"建构路径存在很多缺陷。在国族建构路径上，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人没有民族团体，是"一片散沙",希望通过原有的家族和宗族团体的力量来形成凝聚力，他认为中国国民与国家结构的关系是现有家族，再有宗族，最后才是国族，这种结构关系比西方以外国人以个人为单位的结构要容易联络得多，用宗族作为单位，就能进一步联合国族。[153]

　　他将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建立在原来松散的宗族团体基础上，而不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他说中国全体国民若能够和印度人一样不合作，同时又能够利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合成一个大民族团体，则外国人无论用什么军事强力，或是经济或人口的数量来压迫中国，中国都不会怕他们。[154]

　　显然，由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了解甚少，孙中山的国族建构具体方案只能是依据汉民族地区的特征进行推演的，其适用性在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体而言，则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因为对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大部分群体来讲，是不存在与汉人地区类似的"宗族"群体的[155].从"宗族"到"国族"的"中华民族"建构理论被蒋介石所继承，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视中华民族为由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的一个整体，其实践的种种困境正好显示了"宗族论"的"中华民族"理论的深层缺陷。

　　其次，对"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的关系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民族"一词是近代中国从日本引入的概念，在中国原本的知识系统中并没有与其准确对应的概念。近代中国引入"民族"一词时深受西方"一族一国"民族国家形态的影响，并未对"民族"与"国家"二者的差异做区分。清末民初中国引入"民族"概念时，孙中山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引进民族国家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引进国族理论"[156].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概念在很多场合被用来指代只具有族群属性的汉、满、蒙、回、藏等今天我们所称谓的少数民族。中西"民族"观念内涵的巨大差异，使得将西方"民族"概念套用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族群时显得很生硬[157].更为严重的是，它混淆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让"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处于模糊状态。近代中国对"民族"这一概念的诸多误读，对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探索增加了曲折。

　　"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158]

　　与"民族国家"形态迥异的中华帝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有若干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些问题都不是刚刚接触西方诸多概念的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们能够通盘考虑和成熟应对的。比如，民族与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民族对应的是"nation"还是"ethnic groups"?除了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在"民族自决"概念引入中国之后，满、蒙、回、藏四族是具有独立建国资格的"nation"还是只是中国境内的"ethnic groups"?这些问题都是孙中山在建构"中华民族"理论时没有办法的给出完美答案的，以致于在面对1920年代蒙古问题之时，尽管孙中山提出的"大中华民族"思想在当时已经成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但由于对"nation"的滥用、误解、误读，导致蒙古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之争，其重要根源就在于，"民族"一词引入中国之时，其文本来源缺乏严密性与确定性[159].实际上，中国直到近年来才对英文中表达"民族"、"国家"、"族群"的三个词（nation,state,ethnic groups）的差异做较为全面的区分[160].

　　孙中山的这些未竟之业只有在之后随着中国民族理论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边疆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民族政策实践以及思想界的激烈论争之后，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才得到较为成熟的回答。国民党"宗族论"的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政策在国家治理和国族建构方面的成功实践，可视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孙中山"中华民族"建构思想未竟之业的初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