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的"中华民族"建构的思考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努力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需的民族精神支援，体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性格。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孙中山重视特别重视作为人口多数的汉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应尽的责任，强调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二、发扬固有道德，倡导民族"真精神",用固有道德来回复民族精神，实现民族精神的振兴，结成国族团体；三、发扬"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反对以强凌弱，倡导"济弱扶倾",建构中国新文明，以中国的新文明凝聚文化的向心力和国族认同。

　　（一）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合力促成中华民族的独立。

　　孙中山的民族观大致经历了从民国初年"五族共和"与"种族同化"并举到1919年之后提出其他民族"同化"于汉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他主张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并非是目前学界很多学者斥之的"大汉族主义".笔者将对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提出的"五族共和"、"种族同化"并举的民族观到1919年之后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进行梳理，重新认识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内涵。

　　在1912年至1919年，孙中山的民族观是将"五族共和"与"种族同化"并举，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的同化。孙中山始终坚持民族平等，他认为在清朝，满族在五大族中独占优胜地位，享有特权，将汉、蒙、回、藏四族视为奴隶，民族间极其不平等。故辛亥革命是种族革命，起因于民族的不平等，是要消除满族的无上权利，使民族由不平等归于平等。[86]

　　辛亥革命之后，五族一家，实现了民族平等。"五族共和"的国家体制之下，五大族要相爱相亲，如同兄弟，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和自由。[87]

　　在之后的1919年，他再次提到，世界有革命的存在，目的在于破除人类的不平等。[88]

　　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为了消除满族对汉族的压迫，故革命成功后实行的是各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

　　在民国初年，孙中山积极宣传和倡导"五族共和",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讲："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89]

　　在随后致黎元洪的电文中，进一步表达了各族平等的思想，主张满、蒙、回、藏的待遇与汉族平等。[90]

　　他特别强调各民族的团结，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建立了共和政治，汉、满、蒙、回、藏成为平等的一家，也犹如一族。[91]

　　孙中山要建立的是由各民族平等、团结组成的新的大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一律享有平等地位，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其中包括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92],并且在中华民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93]

　　同时，他又在诸多场合提到要"实行种族同化"[94]、"励行种族同化"[95].可见，孙中山的"同化"思想早在1919年前后提出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以前就已存在，"同化"建立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

　　在1912至1919年间，孙中山致力于维护共和成果，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

　　一战的爆发，以及之后的五四爱国运动，让经历了这场民族国家战争的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一个民族要在民族国家时代获得生存、主持世界公正与和平，就需要形成强大的、团结为一体的正如美利坚民族那样强大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个时期，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产生重大转变。他自1919年对"五族共和"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急呼中国需要"积极的"民族主义[96],尖锐地批评"五族共和"的名称很不恰当[97].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人们提"五族共和"呢？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的中国，满族的压迫统治虽然在辛亥革命后被推翻，但中华民国的国际尚处于半独立国，因此五族共和"直欺人之语！"[98]

　　要实现国家独立，就不能不提倡"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他把民族主义分为"消极的民族主义"和"积极的民族主义":"消极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推翻满清统治、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这个任务已然完成；但"积极的民族主义"则是汉族与其他各族相诚以待，结合世界之新主义，促成一大中华民族。[99]

　　他在多种场合提到民族主义的目的及必要性，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100],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正义的精神[101],民族主义就是扫除种族不平等的主义[102].从其对民族主义的论述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始终坚持的是消除民族的不平等、实现民族的平等和生存发展。

　　因此，他主张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应该理解为在已然实现了消除满族对汉族的压迫的"消极民族主义"之后，强调汉族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主要承担者，汉族要团结其他各民族共同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二）以固有道德恢复民族精神：结成强大的国族团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具有悠久深邃的历史渊源，只是这种共同体意识只有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的时代才得以激活，成为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一战之后的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自觉地历史契机。

　　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如何才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如何才能恢复民族精神呢？

　　中国的"转型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汇和剧烈碰撞的时期。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问题，当时的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讨论。

　　"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需要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文化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的现代支援。但清末民初的中国，随着辛亥革命对帝制的倾覆，道德和信仰层面出现了全面的意义危机。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体制，具备了民族国家体制，但这还只是具备了民族国家体制的躯壳。当时"转型时代"的中国，正是新旧潮流互相激荡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了粗暴的全盘否定态度，对中国固有道德大加鞭挞。因此，如何重建国家权威背后的民族精神和信仰世界以促进国家认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大问题。

　　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重新了阐发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对中国文明的出路做了极有价值的思考。他赋予民族主义新的内容，把建立一个独立、团结、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追求目标，将"国族"建构视为实现国家独立的途径。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的建构需要通过"恢复"固有道德来增强民族精神，使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的具有凝聚力，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唤起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使固有的共同体意识得以激活，使民族共同体中潜意识的"中华民族"意识得以迸发。

　　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所以呈现"一片散沙",就是因为没有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03],要恢复民族地位，需要善于运用中国固有的团体，通过对固有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来结成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力量去共同奋斗，民族地位就可以得到恢复。[104]

　　孙中山指出，要让民族和国家保持长久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105],要有很好的道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孙中山所讲的"恢复",不是简单的对固有道德的回归，而是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继承和改造，使其适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价值诉求。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重振民族地位，不能割断与文化传统的联系，一定要重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继承经过了千年积淀的文化瑰宝，这些文化瑰宝是任何文明都难以取代的中华文明特质。孙中山列举了中国固有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这四者是中国人常讲的道德理念。[106]

　　基于此，他批判了将新文化与旧道德置于截然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派，认为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对传统道德的排斥太多简单粗暴。他认为，对于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就需要保存，而不好的则要放弃。[107]

　　并且，对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道德，需要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容，使其成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思想。比如"忠",需要保留其好道德，但不能忠于君，而是要忠于国家、忠于四万万人民。[108]

　　孙中山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传统固有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都是西方民族主义所缺乏的，这些传统价值在经过现代转化后，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要素，对于丰富民族精神、促进国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并复兴，恢复了国粹，使民族辉煌的过去有了一座通向美好未来的桥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用来唤醒民族精神，巩固国族认同。

　　纵观孙中山对传统道德的论述，他所讲的"恢复",实际上就是要弘扬中国传统的优良道德。在结合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中西汇通，努力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比欧美国家更加高明的文明道德。他说像罗素那样有大眼光的大哲学家到了中国，便知道中国文化可以超越于欧美。[109]

　　但孙中山倡导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人们复古，而是旨在建立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既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又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在中西贯通的多元包容态度下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达到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中和性",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复兴和重建。孙中山一方面说要恢复民族自卫，需要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先恢复起来，要重视国粹；同时，他又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单靠恢复固有传统尚属不足，在恢复国粹的同时，还要学习欧美的长处，才能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若是不学习外国的长处，中国依然要退后，免不了落后的局面。[110]

　　孙中山在探索"中华民族"建构中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大异其趣，倒正好与杜亚泉"超越时代的'另一种启蒙'"[111]的中西调和的中西文化观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他的思想也比新文化派更具有深刻性。笔者将在此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旧问题之争，以便从同时代的思想光谱中进一步认识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论战，尤以杜亚泉和陈独秀的论争为最。陈独秀认为"新"就是指外来的西洋文化，而所谓"旧"则是指中国固有的文化，这两样是决不可调和迁就的。[112]

　　显然，这是一种以中/西之分作为新/旧之分的典范。而杜亚泉则认为中国新文明将在中西文明的调和互补中诞生，他在中西文明对比的基础上，以其冷峻的思想风格，突破了晚清自戊戌以来"仿效西洋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113]的思维范式。杜亚泉对"新旧文明"持辩证的态度，认为西方经由"一战",充分暴露了西洋文明的弊端，已经不适合于新趋势而失去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功能。在他看来，新旧之辩证发生了逆转，原来认为中国学习十九世纪西方的政治模式为新，但现在看来实为盲目守旧；而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民权政治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与大一统主义，有"不少共鸣之感".[114]

　　以往认为这些传统文化是旧物，而现在看来则是代表世界现代文明趋势的宝贵历史遗产，符合现代文明的趋向和潮流。中国的古代君子，反而成为当今世界之新人物。[115]

　　新旧的逆转，让中国传统文明在与西方二十世纪的新文明的调和中，在新世纪的文明重建中独显其价值。中国人也能够在世界新文明的创造中贡献力量，在新的时势下，中国和西洋各国都处于同样的境况，未来文明的创造并非为西洋人所能垄断，也不只是西洋人的责任，中国人既然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对于未来的世界新文明，也理所当然应当努力以有所贡献。[116]

　　杜亚泉有关新旧问题论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盲从西方的文化观深表忧虑，认为这种断片式的学习西方的方式缺乏反思能力，丢了中国具有宝贵价值的传统，所以以后中国人要重构中国文明，切不可再盲目羡慕西洋人，而应该有反思西洋价值的文明自觉，要有中国文明的自信力，努力实现中国文明在延续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复兴。

　　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中和态度，与杜亚泉有异曲同工之妙，做到了在理性审视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为民族精神的复兴和国族建构提供强大的本土资源。他始终坚持了中西文化调和的中和态度，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中西文化的长处，能够做到不走极端，使两者互相调和，为中国实际需要所用，将现代与传统结合起来，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旨在实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复兴。这是一种高明的"调适的智慧",以理性、审慎、开放的态度博采众长，在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为建构国族文化认同的提供了正确的路径选择。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中，十分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认为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是要以固有的道德和平为基础，去统一世界、实现大同之治，这个大责任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117]

　　这启示我们，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挖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对当前理解中国传统民族关系、增进"中华文化的认同"、构建中国"新文明"向心力、反驳西方分裂势力的邪说、构建中华民族理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寻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根基，用中华民族伟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唤醒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记忆，这本身也是"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

　　（三）王道的民族主义：以文明的复兴引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爱好和平的传统，是一个追求天下太平的民族，古代中国是一个以文化凝聚民族认同的"文明国家".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也是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明传统，具有"天下主义"的思想特征。

　　这种国族建构方式体现为以文明的方式实现对国内国外秩序的安排--通过国家对外政策的王道主义安排，体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此促进国内民族对文明的认同，从而实现国族建构的目标。

　　孙中山的这种国族建构路径与其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性质的认识密不可分。他早在1904年的《支那问题真解》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人绝不是排外的民族；[118]中国人本性是勤勉的、守法律的民族，而绝不是强悍好侵略的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119]到1924年，孙中山集中阐述了他对民族和国家的认识。

　　他区分了"民族"与"国家"的差异。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证明，王道出于自然，由自然力形成的就是王道，相应的，民族是由王道造成的团体；而武力则是霸道，霸道出于人为，国家是由霸道造成的团体。[120]

　　他用这种民族与国家的界分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历史，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国家，所以对于中国而言，民族就是国族[121],而外国是一个民族形成了几个国家，则讲民族就是国族是不适当的。既然民族是靠自然力、靠王道造成的，中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是王道、文明的国家，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靠共享的人种、血缘、"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自然演化而成。孙中山对"民族"与"国家"的区分颇能体现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即中国的国家是由文明的民族自然结合成的，不像西方的国家纯粹是由霸道造成的。他"揭示了西方民族国家起源于战争的'帝国'面向"[122],表达了中国追求文明国家的时代梦想。

　　尽管孙中山没有明确表述中西国家特征的差异，但从其对民族与国家之区别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思考中西国家性质的差异。他认为，王道主义的民族观、国家观，强调自然力和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自生自发"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民族和国家形成的整合功能，不同于西方靠武力征服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他通过这种区分，指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民族造就一个国家，是很文明的国家。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国家性质的深刻认识，彰显了中国人王道主义的国家性质定位。

　　中国国家的产生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也自然不同于西方的"霸道"和"野蛮".孙中山在晚年论述民族主义思想之时，常常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做对比，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实行"平天下"的主义，通过和平的手段去感化人，追求"王道".[123]

　　中国的国家是文明的国家，是由民族所结成的团体是王道的国家；而欧洲国家则"专讲强权不讲公理",是很野蛮的国家。[124]要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实现王道国家的建构，孙中山主张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各族的平等，任何一个民族绝对不能被其他民族所压迫和欺负。[125]

　　中国应该继承几千年王道主义的传统，恢复中国失去的民族主义，用四万万中国人的力量来为世界打不平，这是我们中国四万万人的天职。[126]他高度赞扬了俄国的革命，认识它为打破帝国主义强权奠定了一个基础，为世界人类开出了一大希望。提倡正义的精神，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1919年，在他对民族主义进行新的阐述中就明确指出，民族主义是民族正义的精神。[127]

　　在他的"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初期就高度赞扬了美利坚民族，他说美利坚民族是世界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的民族，美利坚民族为了维持世界和平，主持人道正义，不惜牺牲无数金钱和性命。[128]他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光荣的民族"[129],中国也应当效法之，将中国造成很文明的民族，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算完成。[130]

　　在1924年集中阐述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孙中山更是把"济弱扶倾"的中国传统当做"我们民族的天职",号召中国人需要先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实现大同之治。[131]

　　孙中山以"王道"为理想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地位的复兴，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处理国内国际关系的准则，奠定了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基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显示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而是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文化烙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先实现民族的独立。孙中山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132]

　　他一方面强调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恢复民族地位，切不可中了西方宣传"世界主义"的圈套而丢了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明确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是为世界打不平的主义，而不是"灭人国家"、做世界主人翁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并且，中国强盛之后，对于世界负有"济弱扶倾"的大责任。中国的强盛对于世界只有大利，没有害处。[133]

　　在处理同世界弱小民族的关系上，孙中山坚持和平、正义的原则，同样地，在处理与国内民族关系上，孙中山也坚持这种原则。他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对其他民族的和平主义政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用经济力去压迫过其他民族，都是通过文化的吸引力获得这些民族的尊重，中国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主张和平的传统在汉朝时候就已经很充分了。[134]

　　他一贯主张，对于国内弱小民族，应当对其进行扶植，让其有自决自治的能力。[135]面对当时已经脱离中国独立的外蒙古，孙中山热烈欢迎其加入到大中华民国中来，他批判了中国帝国时代和北京政府对蒙古的压制，认为武力不能服人，用"主义"则能增强中国文明的向心力，使天下各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136].他讲的这种"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以和平、公正的原则对待国内、国外各民族。

　　孙中山以王道理想定义中华民族，延续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表达了一个被压迫、被侵略国家对民族独立、国家平等的呼声，最大限度的避免了误入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歧途。他坚持以和平、公正的原则处理各民族的关系，对国内民族具有强大的正义吸引力和文明向心力，从文化认同的高度着力增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