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清末梁启超与孙中山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争论是以孙中山在后来接受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而提出"五族共和"观念为终结，并指出孙中山实际上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践者。但问题是，即使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依然面临诸多困境，"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观念也依然还是未完成的状态。只有1919年之后，孙中山结合中国国情，重新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念，才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族"观念。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梳理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探寻其"中华民族"观念所具有的中国文化传统特征，深入分析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过程与思想努力。

　　据学界考证，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是在1912年1月5日的《对外宣言书》中。[52]

　　这个时期孙中山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五族共和"思想，放弃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中华民族"代表了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心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总称，这是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一大飞跃。

　　但吊诡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短暂历史时期中，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但这一切的后果是新的危机层出叠现--随着传统普世王权和天下国家体系的终结，边疆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这体现在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纷繁复杂，思想界陷入嘈杂的状态，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离势头也甚嚣尘上。

　　随着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深重，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阐述也逐渐由民初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发展到提倡"大中华民族"的民族观。这种"中华民族"观念，实际上就是在探寻与中华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国族"观念。

　　纵观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阐述，他在1912年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实际上就是"五族共和".之后的几年中，由于孙中山忙于与袁世凯等人的斗争，先后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致力维护共和政治，较少涉及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19年之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新阐释。这一时期，他提出了"积极民族主义"之说，与以往的"消极民族主义"相对应。1919年，孙中山猛烈批判"五族共和"说，而倡积极的民族主义。他批判了那些认为推翻了满清政权之后民族主义目的就以达成的错误认知，并进一步指出"五族共和"的危害：辛亥革命成功之初所创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官僚们盲目附和，国旗也荒唐地采用清朝一品武官的五色旗，而革命党人没有警觉，舍弃了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所定的青天白日国旗。他认为，五色旗实际上是四分五裂的官僚旗。[53]

　　孙中山意在维护国家的统一，致力于让中国在"积极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下逐渐成长为与中国光荣历史相适应的现代世界强国。要实现此目标，就应该发扬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54].积极的民族主义，旨在完成中华民族即国族的建构，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效法美利坚民族"各种族熔冶为一炉"的民族同化论的中华民族观；第二个阶段是，团结国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的中华民族观。这两个阶段，体现了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的逐渐发展成熟，是一个从学习西方"国族"建构理论到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的提出中国本土化的"国族"建构过程。贯穿这个过程始终的，是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

　　（一）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孙中山主张其他民族"同化"于汉族，合炉成为一"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对中国现实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把握：

　　首先，"五族共和"尽管能够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联合，但面临各民族在帝国主义鼓动的"民族自决"分裂国家的危险。在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主张是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但随着孙中山对世界局势的了解逐渐深入，他逐渐意识到"五族共和"容易引起各民族所谓的"民族自决".如此，使得"五族共和"这个本来是为了统一全国各族、保全领土的主张成为了一部分人用来作为主张单个民族要求"民族"独立的根据。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就得反对一切破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张，这是他在1919年之后民族主义旨在寻求国家独立的内在要求。

　　其次，孙中山主张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是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人数对比和中国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的考虑。他认为汉族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任务只能靠汉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他指出，"五族共和"之中，藏人不过四五百万人，蒙古人也不过百万人，满族人只有百万人，而回族人数虽然众多，但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这些民族目前都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如满洲的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蒙古则一直处于俄国的势力之下，西藏也几乎成了英国的囊中之物。这几个民族都没有自卫的能力，需要我们汉族的"帮助",所以不能搞五族共和。[55]

　　他说，现在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五族的民族主义，而应该提倡汉族的民族主义，具体办法是以汉族为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同化于汉族，让这四族能够加入到汉族中，使得有建国的机会。[56]

　　由此观之，孙中山实际上是让汉族在"建国"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进一步阐述了积极民族主义的内涵，要求汉族"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其他民族能够融为一炉，成一大中华的新主义，就像美利坚民族那样能够合黑白数十种人民，成为世界之冠的民族主义。他坚信以汉族这个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的民族配合世界的新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必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成为能够超越欧美的世界之冠的民族。[57]

　　在实现此一大中华民族的目标的具体途径上，他认为五族共和依然存在民族界限，而要建构中华民族，则应该废除汉、满等民族之称呼，泯灭民族的界限，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努力促进文化及精神的融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58]

　　他的目标是要建设像美利坚民族那样的强大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二）"中华民族"建构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同化"论的中华民族观：建立强大而文明的"国族"."中华民族"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内涵与外延的变迁，由一开始主要指代汉族到指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孙中山在1912年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时候就有此含义[59].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也即"五族共和","五族共和"所表达的"中华民族"观念并没能够解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出于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路径的探索，孙中山继续阐发和深化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1919年及之后的时期，是孙中山论述"中华民族"观念最为集中的阶段。

　　1919年，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60]的重要节点，一战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思想界在中西新旧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展开，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那个时代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而激发这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则莫过于"民族自决"原则在中国的传播。

　　一战期间，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对广大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人类历史进入了普遍的民族国家时代。但其实，列宁在1913年前后就论述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他指出，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各次战争的性质是民族战争，这些民族战争之后，总是伴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61]

　　列宁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建立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须的基础。[62]

　　民族国家是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国家形态，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民族国家属于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63]

　　中国在经历了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后，民族意识高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共识。在这种趋势下，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他指出，自欧战结束后，世界的局面发展了很大变化，民族自决成为世界潮流。[64]

　　从1919年开始，他集中阐发民族主义思想，强调建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65]

　　积极的民族主义是效法美利坚民族的民族同化方式，以汉族这个世界上历史最古老、人数最多、同化能力最强的民族，结合世界的新主义，采取积极的民族主义，必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66]

　　孙中山重新阐发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孙中山探寻建构现代强大"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其民族思想从"五族共和"到"同化"论的"中华民族"建构的转变，体现了对分裂势力的批判、对国家统一的维护和期望建立团结而强大的"国族"的愿望。

　　随着边疆民族危机的加深，孙中山对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孙中山认为，汉族在"国族"中决不可自尊自大，而要与满、蒙、回、藏的各族人民相见于诚，促成中华民族的新主义。[67]

　　这种新主义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完全的民族国家[68],让中华民族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69].

　　孙中山的民族同化论是基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考虑。其出发点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修正五族共和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不相适应的偏颇。"五族共和"在建构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引发了深重的边疆危机。基于这种情势，他认为我们国内不止五族，"五族共和"的提法实在是不恰当，而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70]

　　其二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他认为，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我中华民族尚不能自由独立，这是因为革命党只做了消除民族压迫的消极的功夫，而没有做实现民族独立的积极的功夫。[71]

　　总之，同化论的核心是积极的民族主义，积极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建构强大而文明的的民族国家。

　　第二个阶段，民族自决下的中华民族观："大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

　　孙中山在探索"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其思想是不断发展完善的。

　　这突出体现在其"中华民族"思想的演变是一个逐渐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离不开孙中山开放的文化心灵，他善于不断调整思想理论体系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改造。

　　以往研究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都将其1919年之后的中华民族思想视为一个整体，与"反满"、"五族共和"的阶段并列为孙中山民族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成果面世，对1923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有了新的研究发现，为研究孙中山"中华民族"提供了新的视角。[72]

　　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大中华民族"的概念："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73]

　　这种论述与之前提到的民族同化论的"中华民族"观念有很大差异，体现了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新认识，开始从"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转变为谋求各民族团结结合成一"大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并且，孙中山对"民族"一词也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他分析道，有史以来，都是一民族形成一个国家，但随着民族的发展，逐渐与其他民族糅合搏聚成一大民族，民族的种类越多，国家的地域版图也随着越广大。[74]

　　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版图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更是由众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聚合形成的。

　　孙中山"大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与当时时兴的"民族自决"主张密切相关，旨在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孙中山热烈拥护民族自决权，认为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是主张打灭德国的强权，让世界上各弱民族都有自主、独立的机会。[75]

　　他敏锐地看到，欧战以后，民族自决成为时代潮流，中国人应当发扬民族自决的精神，对内实现中华民族各民族的"进化"[76],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际秩序的平等。[77]"大中华民族"观，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频繁接触后对民族问题思考的重新阐释，但他在"民族自决"权的理解上，与苏联政府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鲍罗廷之间存在很多歧义。鲍罗廷主张的是"联邦制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而孙中山主张的则是"统一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78]

　　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国1只包括原来清朝的汉地十八省；而孙中山等国民党则认为，"中国"是包含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在内的复杂共同体。[79]

　　实际上，孙中山在批评"五族共和"之时，就意识到宣传"五族共和"导致了民国的"四分五裂".[80]

　　因此，他对"民族自决"的理解始终是以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为思想旨趣的。从1920年开始，孙中山就跟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和交往并在民族问题上做了交流，[81]同时，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的内涵做了阐述：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82]

　　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民族自决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自由与独立[83]:国民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革命的胜利，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84]在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他阐明了国民党对民族自决权：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要以中国国内现有的各民族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85]

　　由此可见，孙中山这一时期主张的民族自决，维护的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