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观念是伴随着近代中国从天下体系到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从日本间接引入中国的，但传统中国并非没有民族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3]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被唤醒。中国悠久的各民族交往史所构筑的传统民族观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根基，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碰撞交融的中华文化生成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史。[34]

　　中国传统民族观塑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在长期的多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民族观蕴育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土壤。

　　（一）中华传统文化取向的民族观。

　　钱穆先生曾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差异。他认为，罗马帝国是靠一中心的力量通过强力向四周扩散，而中国则是由四维的优秀力量共同参与构造一中央，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辉映千古、光环不绝。[35]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大格局，在很早就能迅速完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其他文明所不及，这种强大的文明国家，其间虽然经历了外围少数民族的征服，但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反而在此过程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的血液，中国文明得以绵延不绝，这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36]

　　中国古代是一个"天下国家",不是以血统、阶级划分民族界限，而是以是否接受中原文明为标准，形成了"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辩"的辩证统一。

　　"天下观念"所想象的世界中，国家没有明确的疆域边界，而是以同心圆结构认识世界的，这体现了古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在这个同心圆的所构成的宇宙秩序下，整个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界，只有随着向远处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37]

　　这类似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下对世界的认知。"天下"体系中，不以血缘作为认同"我者"、排斥"他者"的手段，而是以文明作为界分群体地位的标准。在这个体系下，文化能够多元共存，因而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规模恢弘的文化、政治、经济、地理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

　　同心圆结构的民族观下，"华夷之辩"界定了核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处于不平等但流动、开放的状态。到底是属于"华夏"还是"蛮夷",界分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统".钱穆曾以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的秦国为例，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中国的民族观：春秋时期的秦国，尽管地处偏远的陕西，但一切政制、社会风俗效法中原，各诸侯国也以华夏之礼待之；而战国时期的秦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政策，东方中原各国都斥之为"蛮夷".[38]

　　同心圆结构的"华夷之辩"的民族观，其核心为"中原".一开始，中原主要指代"华夏",即汉人。"中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扩散，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认同机制。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这一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文明的"核心"从未被打断过，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费孝通先生把这一"核心"称为"凝聚核心",并指出了"凝聚核心"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阐述了"凝聚核心"的概念。他认为，在距今三千前的相当早的时期，黄河中游就出现了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并逐渐融合而成的被称为"华夏"的核心，这个被称为汉族的核心将周边的其他民族逐渐吸收进这个核心中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起到了凝聚和联系作用。[39]

　　后来，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将这个核心称为"凝聚核心".他认为，中华民族就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在这其中，包括汉人、蒙古人在内的许多民族群体都参与了"凝聚核心"的发展，有的民族进入了这个核心，而有的则附着在这个核心上，形成了共同体内不同层次的民族关系。[40]

　　按费孝通先生的意思，"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不断扩展，元、清两朝，是少数民族进入了这个"凝聚核心",但大部分历史时期，这个"凝聚核心"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主导的，"汉族"由于其族属特征的复杂性，形成了极具"同化"力和包容性的文化共同体。通过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汉族"实际上并非一个族属名词，而是代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占古代"东亚体系"中主导地位的文明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费孝通的"凝聚核心"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强调的是文明中心的巨大向心力，"汉族"本身就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若干族群融合的结果。同时，它不断地吸收周边主动"归化"的蛮夷戎狄，成为文明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华夏",侧重的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民族融合。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起了主导作用。

　　费孝通的"凝聚核心"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阐述了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基本内涵。

　　"凝聚核心",也即"文明"的中心，它是作为界分"文明"与"野蛮"的"华夷之辨"的基础，各民族争相"争夺""文明"的"正统",使得华夏文明不断膨胀。"华夏"、"中原"成为"文明"的代称，是华夏文明的"正统"."'中原'的扩大，事实上就是文化边界的扩展，而华夏民族的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扩张。"[41]

　　汉族正是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不断扩张过程中"越滚越大"的，这种膨胀并非汉族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各少数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向往和"争夺正统"实现的。这种对"文明"的"争夺",在传统"东亚体系"中具有普遍影响力，辽国称自己为"北朝",就是对"中国"正统地位的争夺；清朝时期，日本把清朝视为是"蛮夷",视日本才是正真的"中国",这是"中国意识"、"正统意识"在周边民族的体现，清末民初日本把中国称为"支那",形成了视神道日本为真正中华文化而儒家中国则是蛮夷清国的观念。

　　这体现了日本以文明"正统"自居的姿态，由此可见"正统"意识在传统"东亚体系"中的广泛影响力。

　　以文化为界分民族标准的民族观，使得不同文化的群体逐渐走向自愿、自然的融合，"汉族"的民族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李大龙教授甚至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汉族",汉族只是指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相同的一群人。[43]

　　李大龙教授主要强调的是作为种族意义的纯粹"汉族"不存在，认为汉族是一个文化而非种族共同体，其民族成极其其复杂，是众多不同的族群自然融合的结果。

　　与西方种族属性的民族观不同，文化民族观将文化视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华夷"的民族属性随着对中原文化的接纳与否可以互变，中华文明在这种动态、开放、包容的文化观的影响下生生不息、绵延扩展。只要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夷狄入中原也可以获得政治的合法性，代表"正统".这种开放的文化民族观，在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延续了几千年，促成了"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转变为"华夏"的一部分。正是这广泛的对"文明"和"正统"的"争夺",中华文明得以不断扩展。

　　（二）"国族"建构的中国路径选择。

　　"民族国家"是产生于西方近代的国家形态，相应地，民族国家理论也以西方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的论述为主导。但西方民族理论难免"西方中心主义",往往落入"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现代/东方传统"的窠臼。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大腕安东尼·史密斯，就把民族模式分为两种：一种为西方的强调社会行为和政治性的"市民的'民族'模式",另一种为亚洲和东欧地区的强调血缘、出身共同体、本土文化的"族群的'民族'模式"[44].显然，对民族内涵的理解，西方学者一般习惯将民族划分为传统（文化）民族和现代（政治）民族，国内学者周平跟西方民族理论家如出一辙，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46],相应地将国族视为纯粹政治建构的产物[47].

　　但民族往往是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二重事物，也同时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尤其作为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是在以汉族为核心的历史交往过程中"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从未间断过。因此，西方民族理论只适用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国家形式，这种单一民族国家政治和民族单位能够取得一致；而对于多元民族形态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的理解需要根植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国族建构也需要吸取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作为重要思想资源，强调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形态。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记忆与政治形态的复合体。理解中华民族，应该结合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需要以文化认同促进国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建构"决不可忽略其概念背后隐含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是传统民族观中丰富的道德含义"[48].

　　传统民族观以文明教化为实现"天下国家"的手段，体现了文化认同在国族建构和实现民族认同方面的核心地位。文化认同是包含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宇宙观的统整型复合体，构成了中国传统共同体认同的特征。这种认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斥性的认同，而是以文化作为共同体维系纽带而形成包容的、开放的认同体系，文化在认同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文化就是政治的，跟认同、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都有关系"[49].

　　因此，认真梳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民族观，进一步认识古代中国汉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位，在中国思想脉络中审视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系统梳理主要思想家的民族观，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有关"国族"建构路径的论述，中国学者已经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笔者认为对研究中国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学界对此仍缺乏将费孝通先生这具有中国本土化意义的民族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近代民族观念的理论自觉。笔者认为，只有沿着费孝通先生等前辈学者探索中国民族理论的本土化路径，才能进一步深化对近代中国处于"早期现代性"[50]阶段先贤们思考民族国家建构的认识。另外，王柯详细分析了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中西之异[51],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思想家思考多民族国家建构深具启发价值。

　　以上这些前辈们深邃的理论思考都提供了分析孙中山"中华民族"建构的理论启示。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脉络中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互的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国家转型的宏大社会背景加以考察，结合"民族"观念从日本引入之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梳理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思想因素，审视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复杂面向，以期为当前"国族"建构提供一些中国文化性格的思想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