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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发展对《国富论》的实践与回应

阅读:896 次 作者: 来源:论文网 发布日期:2018-06-02 10:39:02
基本介绍:

  第一节《国富论》后的时代特征。

  《国富论》问世时,英国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经济、政治政策和思想,仍然延续着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治理模式,经济政策和政治模式互为支撑、互相影响,构成当时英国的政策结构。

  首先,经济上,重商主义经济体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了巨大的历史惯性,"美国独立战争未能对帝国的旧殖民制度产生冲击".这一时期,"英国仍然固守着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航海条例》的种种规定仍能顺利执行,依然严格限制着殖民地和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除此之外,1815年,议会甚至不顾新兴工业阶层的抗议与反对,一意孤行地通过了臭名昭着的《谷物法》,保护农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的利益。《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粮食价格超过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从国外进口谷物".虽然当时针对重商主义体制的批评已经出现,但是"真正从根本上动摇旧殖民制度基础的力量,是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与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而当时,工业革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影响不足,对重商主义的冲击不大。

  其次,政治上,新的工业精英群体出现,未被及时纳入统治阶层当中,其利益无法获得有效表达,君主及政府对国家的方方面面拥有极大的控制及管理权力。

  "英国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国家干预体制",要求国家全面干预国民经济生活,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枢密院、财政署等,加强经济立法,颁布《垄断法》、《谷物法》等,并制定各种国内国外政策,为商业与贸易保驾护航。

  依然存在并根基深厚的重商主义要求政府拥有较大权力,并为之提供了经济支撑。

  此外,当时正处于英王乔治三世执政时期。自1760年登基后,乔治三世便开始"宸纲独断",撇开辉格党人自行其事,清洗旧臣,提拔近臣,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收买下院议员。这一时期,国王的权力极度扩张膨胀,君权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无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爱德蒙·伯克曾在其《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的演讲里讲到:"计划的第一部,就是划开宫廷与内阁,分之为两橛……组建一个以他们为魁首的政党,以支持宫廷,反对内阁……使议会默认这计划……",谴责国王及其亲信施展手段扩大君权的现实。

  第二节社会变革时期新的政治、经济要求。

  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的转折过程中,北美十三洲的独立使就得殖民理论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重商主义明显呈下坡路。

  《国富论》问世不久美国就发表了《独立宣言》,北美十三州展开了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第一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处于瓦解之中;此时,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资本逐渐掌控商业资本。这些都对旧有的现存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提出了挑战,并开始依据现实发展提出了新的经济、政治思想及要求。

  首先,在经济上,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彻底打败法国,获得在世界贸易的海上交通的绝对优势地位,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海洋霸主与殖民帝国,第一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其后因高压政策而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思考现行的以重商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政策;18世纪中叶,英国之前数个世纪繁荣的商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裕的工业资本,工业革命也开始开展起来,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19世纪初,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旧的开拓殖民地、垄断殖民地贸易的帝国政策已开始受到批评和挑战,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开始讨论并要求政府实行自由贸易,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在新兴工业资本家的支持下开始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如1823年开始的哈斯基森改革等。

  其次,在政治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批评君权专政、要求缩小政府权力、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和潮流。经济上新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要求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主张限制政府在国家经济事务中的操控,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由"市场机制发挥调控功能和配置资源"的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就要求削弱政府权力,实行小政府的管理方式。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也有许多政治学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如大卫·休谟、爱德蒙·伯克等。休谟在自己一系列的政治论文中探讨了政府起源、政府体制以及法制等问题。其中,关于政府的起源,休谟认为"政府是完全建基在公众信念之上的……即关于利益的看法和关于权利的看法".关于政府的体制,休谟在原则上承认民主共和制是最好的,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兴起于自由之邦……"、"自由国家是唯一适于这些高贵植物生长的苗圃……"、"共和政府一旦建立更易于保持稳定和统一".在感情上,休谟更倾向于君主制,十分赞赏文明的君主立宪制,认为"一位世袭的君主,加上没有奴仆的贵族和由代表们行使选举权的人民,构成最佳的君主制、最佳的专制和民主".在法制上,休谟相信健全的法制和良好的政治体制可以促使人们奉公守法,并能提供反对弊政的补救方法,认为"法律的力量很大,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法定的权力,即使很大,总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享权之人的希冀和奢望".总之,休谟的这些思想都体现了限制国王及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的要求。

  伯克在这方面虽然没有非常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但作为辉格党的干将,他在英国议会中做了大量演讲,猛烈攻击政府的各项政策,抨击"国王之友"的内阁,这在其《美洲三书》里就可见一斑:"这种新的课税办法,必将开我们宪法的后门……""所有的专制权力,都狡诈地掩其狰狞……""每一件事,不复由国民定夺,而端赖于君主的亲宠与好恶……""君主的尊严,议会本来是划定过合法之标准的……""君主的真利益,是只有一个政府,其成员之荷君主的眷注而入阁,应通过国民的意见".伯克在针对英国课税于美洲的问题上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国王独断专政以及内阁依附君权干涉议会而议会权力流于形式的现状,并要求发挥人民权利,他的思想也间接地表达了要求减少政府权力,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

  第三节英帝国对《国富论》的实践。

  一、政治话语权的争夺。

  随着工业革命和对外自由贸易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经济上财富的增加使得他们提高政治地位的需求上升,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来影响政府决策,制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海外自由贸易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辉格党当时即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代表传统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在下院猛烈攻击政府的各项政策……伯克作为辉格党的干将起的作用更大".经济上,辉格党主张改革重商主义体制、实行自由贸易,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增加工业资产阶级的财富;而托利党则主张维持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继续垄断殖民地贸易,以保护传统的地主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失。政治上,辉格党主张进行议会改革,重新分配议席,更改选举资格,扩大选民范围,使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阶层进入议会,并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借以削弱贵族保守势力,缩小政府权力;而托利党则想继续操纵议会议员的选举,维持借以掌控国家政权,维持大政府的管理模式。

  在这种激烈的两党斗争形势下,辉格党要想获胜,就必须尽量获得更多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宣扬自己党派思想的完美和伟大,在人民面前树立自己党派的光辉形象,让更多人相信自己政党就是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时候几十年前并没引起人们大兴趣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正好被辉格党人引来做自己党派的思想外衣。除此之外,托利党和辉格党虽然各自主张不同,但是其最终的现实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追求财富并富国强兵,只是他们主张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不同。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目标都是无限的财富,在实际中重商主义经济逐渐落伍、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自由贸易确实带来了财富。因此,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是为这两个党派提供了可以合作的平台,更是有些托利党成员后来接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加入辉格党,并在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譬如,称亚当斯密为自己老师的小皮特,在《印度法案》与《魁北克法案》的改革中践行了斯密的观点,并坚持自己是辉格党人;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罗伯特·皮尔首相,他也被称为是"一个保守党人中最具自由思想、自由党人中最具保守思想的人。"二、殖民政策的改革。

  18世纪英帝国政策明显转型,呈现出一副"心不在焉"的图景,英国政府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控制并无太大兴趣,而对此,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倒是十分热衷,因而英国的版图仍然在不断地扩大。原因在于殖民地对于前后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只关注商业利益,而后者却要考虑维持殖民地统治所带来的巨大军费开支。而英国政府殖民政策的转型,一方面是英国在18世纪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殖民地,也已掌握了对地中海、大西洋及印度洋的控制权,继续在海外拓殖的边际效用递减。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贸易政策,明显受到18世纪自由思想的影响,其对外贸易的思维已发生转变。"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能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征服".可见,英国已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不再将垄断殖民地看做是首选的利益获取方式。"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才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1.对印度政策的调整。

  在第一帝国时期,英国政府对印度殖民地的统治是松弛的,正向对美洲一样,各殖民地都是有各大商业冒险公司来管理。殖民地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习俗和法律,而对英国政府的立法近乎不予承认。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乱象,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时常发生,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加之受到美洲独立的影响,英国对印度殖民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主要通过1784年《印度法案》及1786年的《补充法案》来实现的。其实早在1773年,英国议会就已经开始插手印度事务了,其颁布的《调整法案》首次将东印度公司置于议会控制之下,但是有关政府与法院的权责划分仍然不明晰,事后这部法案也被证明是存在巨大弊端的。直到1784年,小皮特颁布《皮特法案》,即《印度法案》,以及1786年颁布的针对《印度法案》的《补充法案》,使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暴力扩张行为得到了有效制止,处理了公司员工在印度的腐败行为。

  在《印度法案》中,最重要是"设置议会监督局,用来监督、指导、控制所有涉及在印度的政府以及所有占领东印度公司的民政内政和军政事务".一举削弱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直到1874年1月1日,《东印度公司股息救赎法案》

  生效,东印度公司解散。

  可见,印度由东印度公司统治逐渐过渡到国家统治。而国家统治,消除了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垄断特权,赋予了殖民地人民更多的贸易自由权,一方面有利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英国政府的压力,而在政治上,关心殖民地人民利益的形象也得以树立,使印度人民加深了对英国政府的认同。这一点,无疑符合亚当·斯密对于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期望,"古希腊与其所从出的城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

  2.对加拿大政策的调整。

  加拿大的情况与印度不同,在"七年战争"之前,魁北克一直是法属殖民地,那里有大量的法裔加拿大人,语言、生活习惯同英国而言相去甚远。而美国的独立为英帝国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使英国政府明白,如果仍然对加拿大实行曾经的高压政策无异于将其推入美国的怀抱。为此,英国政府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谨慎的关注加拿大宪法的出台。而在此过程中,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坚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魁北克分而治之,为英裔居民地区与法裔居民地区划一条分界线。对于殖民地的管理,英国议会中进行了许多争论。关于税收问题,小皮特认为"应该避免出现类似以前发生的那样的误解,没有税收即意味着议会不再强行征收有关加拿大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税款的征收处置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决定"①,而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曾赞同这种做法,"殖民地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议会征税,也可由大不列颠国会来征税"②,并针对后者,亚当斯密提出了按纳税多寡来决定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的议席的论断。关于帝国防卫问题,主要由格伦维尔负责起草有关条款,他认为殖民地应当承担起政府的开支及帝国防卫费用。这实际上是把亚当斯密的主张应用到了与加拿大的关系中。亚当·斯密曾言,"一个省份要为其所属国带来利益,他应该在平时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收入,不仅要足够支付其平时编制的军费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来维持帝国总的政府。"三、自由贸易帝国的建立。

  "传统的商业政策并没有在时代的冲击下立即崩溃".由此,英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展开了激烈而长期的斗争,英国也走上了一条曲折而渐进的改良道路。

  从19世纪20年代的哈斯基森改革开始,政府逐步修订重商主义两大法案《航海条例》和《谷物法》,到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和1849年罗素政府废除《航海条例》,一直到1870年,英国终于"彻底废止了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商业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其"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

  在实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英国坚持"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进行正式的兼并".一方面,英国"宁愿要贸易而不要统治权",把对外贸易放在殖民政策的首位,英国机器大工厂生产出的廉价商品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涌向世界每一个角落。"1815年,英国的出口额为5862.9万英镑,到1855年达到11669.1万英镑,40年里增加了一倍……作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与最遥远或者说最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6倍".而在殖民地的领土扩张上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国又坚守炮舰政策,利用优势的海上霸权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占领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和打开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的大门,如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亚丁以及中国的鸦片战争等。就这样,英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海军力量逐渐建立起了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在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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