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王道"思想是通过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王道"的核心是实行仁政，是一切为着使百姓的生活安定而努力。孟子认为君主是都是可以施行仁政的，可以由近及远地把恩惠推广开去，以安定天上，正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63]

　　"王道"思想的内容包括：

　　以德化民、尊贤使能与以民为本。

　　1.以德化民。

　　战乱时代，民不聊生，孟子认为只有国家实现统一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就如何实现统一这一问题，不同于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的是，孟子并不主张单纯依靠武力来结束国家的战乱。孟子所提倡的是王道与武力相结合的统一策略。孟子所说的"以德行仁者王",就是强调君主要凭借自己的道德品质，运用仁政来统一天下，这也正是孟子所提倡的"王道"."王道"的精髓之处在于"以德服人",通过君主自身的德行，以及对百姓所实行的德政，来使人衷心悦服。所以孟子在和齐王谈话时提出：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64]

　　大意是说，如果齐王现在开始实行仁政，那就会招来天下所有的贤人来本朝为官，所有种地的人都会来本朝种地，所有的商人都会在本朝经商，来往的客人也都会来本国借道，其他国家痛恨自己国君的人都会来您这里告状。如果是这样的景象，又有谁能抵挡您得到天下呢？

　　依孟子所言，行"仁德"者，天下之人必会主动归顺，反之不然。相对于"王道"的统治之方，孟子称其为"霸道",即"以力假仁者"[65],也就是仗恃实力然后假借仁义之名借以号召征伐天下，实现统一的方略。孟子反对"霸道",反对梁惠王为了扩张自己的土地，而让自己不喜欢百姓粉身碎骨在战场上的"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66]的兼并战争，在大败之后又"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67],正是把他不喜欢者的祸害推及到了她喜爱的人。但与此同时，孟子并非完全排斥武力，在以"王道"为主轴的道路上，为了夺取政权，统一天下，是可以适当的使用武力的。这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篇中，通过孟子推崇商汤做法中，我们可以体会孟子是赞通过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68]

　　这段文字所提及的是商汤征讨，从葛国开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军，其他方向的国民都不高兴。百姓都希望商汤可以先来到自己的国家杀掉那残暴的君主、慰问受苦的百姓。百姓们买卖照常进行，庄家照常生产。商汤的到来，正像天降及时甘霖，百姓都非常高兴。由此可见，孟子尊崇商汤，支持商汤征战是因为汤先行"仁政",征战的目的也是早日实现天下的"王道".孟子同样赞赏当时齐国对于燕国的征伐，当时的燕国百姓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不他哉？避水火也。"[69]

　　百姓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些王者都是率仁义之师，用暴力手段，达到"仁政"的目的，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实现国家统一。

　　依上所述，孟子认为能实现国家统一之人，必是"不嗜杀人者".[70]

　　所谓"不嗜杀人者"就是不喜欢杀人的君主，也就是实行仁政的君主，才能够统一天下。孟子又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71]

　　在孟子看来实行仁政的君主，所向披靡无人能抵。孟子所信奉的"仁政",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实现统一的方略问题，其二是指君主的统治手段问题。而两者的实质不外乎"以德化民".

　　孟子认为即使有"尧舜之道",如果不实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72]

　　还有一些诸侯，虽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声誉，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他的政治也不能成为后代的模范，原因就在于他不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因此，孟子最后总结到，"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就是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又自己运用不起来。好心和好法要配合起来方能"平治天下".

　　同时孟子还认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这所存者幸也。"[73]

　　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道德轨迹，在下位的人没有法律约束，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这样的国家还能生存，那真是侥幸。孟子在其中所提到为君、为观、工匠、百姓在社会生活中都应有德。

　　孟子提倡的是以"仁政"来进行政治统征，也就是凭借君主自身的"德行"为榜样，向百姓推行"德政",才能实现善治。推行"德政"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74]

　　这段论述，正是强调，良政与良好的教育相比，后者更获人心。再良好的政治，百姓也有些惧怕，但良好的教育则百姓乐于接受。所以良政是可以得到百姓的财富，良教则是可以得到百姓的心。也就能实现"沛然德教溢乎四海。"[75]

　　这也正是"以德化民"的缘由。

　　只有对百姓实行仁德教化，收获民心，"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76]

　　而"仁德教化"的内容。就是向百姓传输以仁义为核心的"推恩"思想。其中的主要思想就是推行仁义。正所谓"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7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78]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79]

　　孟子提倡"王道"治天下，其最为关键的环节则是君主和官吏，如若出现"上无道摇"、"朝不信道"的现象，"王道"自然不能实行。所以孟子对上层统治者的"德行"强调的尤为突出。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80]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仁者无敌。'王请勿疑！"[81]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82]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83]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84]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85]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86]

　　孟子反复强调，君主要追求"仁义",只要为王者心怀"仁德",则天下无敌，必成大业。推行了仁政，四方的百姓都会归顺，百姓也会爱戴君主，并可保代代为王。

　　在孟子的思想中，作为对"德政"的补充，法制也被提及。孟子对于当时统治经验的重要总结就体现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如果"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87],则国家往往容易灭亡。但孟子"法治"的实质还是对一般官吏和百姓的守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民行德，把"德行"作为统治的根基。

　　2.尊贤使能。

　　孟子首先提出"为天下得人难"[88]

　　的观点。孟子认为把天下让给别人比较容易，而替天下的百姓找出出色的人才治理国家却是很难的，由此可见孟子对于"人才"的重视。

　　在实行"王道"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忽视"尊贤使能".君主的德治是需要拥有贤才之人的贯彻和执行的，所以寻得能人是统治天下的需要。在孟子看来"不信仁贤，则国空虚。"[89]

　　只有仁贤在君两侧相伴，国家才能不空虚而富强。为此，孟子追溯历史，列举秦穆公任用贤人称霸天下，说明用贤的重要性。"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90]

　　这是因为虞国不用百里奚，所以灭亡；而秦穆公用了百里奚，所以称霸天下。由此孟子得出观点：不用贤人就会导致灭亡，即使国家想要勉强存在也是很难的。

　　对于统治如此重要的贤能之人，并不易得，所以孟子更加珍视"人才".对于贤才的渴求自古有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91]

　　"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

　　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92]

　　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患。而当尧发现了舜之后，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向他学习，并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他，各种官吏，以及牛羊、仓库无不具备，从而使舜在田野之中得到周到的生活照顾，然后提拔他到很高的职位上，这正体现了王公尊敬贤者的事例。孟子说"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认为尧帮助天下的百姓找到贤相圣君舜，这便是"仁"的一方面。

　　孟子还提出了选拔人才的方法："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93]

　　如果要用新进的，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在尊贵者之上，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者之上，对这件事情要慎重。因此，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要全国的人民都说某个人好，然后君主再去了解他，如果发现他真的有才干，再去任用他。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要是全国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再去详细了解，如果发现他真的不好，再撤他的官。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之人都说某人可杀，然后去了解；发现他该杀，再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人杀的。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这与孟子"王道"思想核心是一致的，君主的决策要依靠百姓，同时体现出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发现贤能之人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人用其才",也就是尊贤使能中的"使能".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94]."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杰出的人才有官位，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愿意到这个朝廷谋得一官半职，如此便可实现朝堂上人才济济励精图治，国库中财物充实，再修明政法，呈现"国家闲暇"的安定局面。

　　孟子"尊贤使能"的思想显然继承孔子，并更进一步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选拔人才"上。孟子认为有贤德的人来自于民间。"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胶扁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95]

　　舜是从田野之中兴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胶鬲从鱼盐的工作中被提拔出来，管夷吾从狱官的手里被释放而提举出来，孙叔敖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百里奚从市场上被提举出来。

　　这些贤能的人都来自民间，这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这些贤才，孟子不予余力的赞颂，甚至孟子还主张尊贤禅让，反对不仁之人站于高位，因为这样会造成"播其恶于众也"[96]的局面。

　　孟子不仅多次赞颂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贤能之人，并且指出君主应"立贤无方。"[97]

　　不仅如此，作为君主还要多听贤能者的善言。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孟子对于"人才"的尊重，并热情的讴歌贤能之人。

　　3.以民为本。

　　"重民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如思想家提出过，如晏婴、子产等。《左传》中如胃论，"国将兴，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思想家虽认为百姓重要，但大多出发的角度是为了摆脱神对民的桎梏方面来论述的。而孟子的重民思想，则是从君民关系上来论述，具有重大的进步性。正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8]

　　百姓最为重要，土谷神次之，君主未清。看似激进的说法，实质是为其"王道"思想的核心服务的。君主行"仁"自然要对百姓以"德",把臣民放于重要的地位。所谓"君为轻",一方面是指，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君主与百姓的关系。

　　孟子认为，虽然按照等级地位来说，君主在上，臣子在下，但实际而言，君主还需经常向臣子请教治国之道，所以从道德上来讲，二者还是师生关系，甚至会出现"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99]的现象，作为仁君应尊重自己的臣子，而非无理由的随便召唤。而就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君主作为榜样，亦或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谓不称职的君主，无外乎孟子所说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100]

　　君主的厨房里有皮薄膘肥的肉，马栏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样的君主就相当于率领着禽兽来吃人，不可为民之君。除此之外不称职的君主还包括不给农民生存的固定产业，使得百姓好的年成生活依旧穷苦，坏的年成直接面对死亡，百姓难免"放辟邪侈",等到他们真的犯罪之后，又用重刑，这就是陷害民众的昏庸之君。如此无到的君主，孟子认为可以换掉或者杀掉。

　　孟子的"民为贵"观点是从历代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01]

　　夏桀和商纣丧失天下，正是由于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二者失去百姓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而获得天下的方法，正是获得百姓的支持，获得百姓支持的方法就是要获得民心，得民心者就会得到百姓支持，获得民心的方法则是：百姓所希望的，替他们积聚起来；百姓所厌恶的，不要强加在他们头上，如此罢了。孟子认为商纣和夏桀失去天下的原因就是失去民心，由这些历史的教训孟子总结出一条重要的政治教训：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同时，在孟子"王道"思想中，还包含了"保民而王"的思想。"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02]

　　如果君主对百姓实行仁政，百姓们就会自然的爱护他们的上级，并情愿为长官们牺牲自己。但相反，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关心百姓，并且还残害他们，那么百姓就会"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103]

　　在孟子看来，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民众心向君主，依靠民众的力量，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滕文公曾问于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的回答是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104]

　　由此可见，在孟子的思想中，只要爱护、依靠民众，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安定统治与天下的统一。

　　正是出于"民重君轻"的思想，民众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制民恒产",帮助百姓发展农、木、渔业的发展，实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其二是轻徭薄赋，统治者应多听取民众的意见，减轻民众的徭役负担。其三是轻刑罚，对于被判刑人的生杀也要询问百姓，只有这样才能为观父母。其四是救济穷人，尤其是对鳏寡孤独的照顾。

　　（1）制民以"恒产".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105]

　　以上是孟子描绘的理想百姓的生活状态。君主给每家百姓午亩的住宅，然后再住宅周围种上桑树，这样就可以保证五十岁的人有丝棉袄穿。给百姓时间去饲养鸡狗猪这样的家禽，那么七十岁的老者就都有肉吃。百亩的田地，不要剥夺百姓耕种的时间，那么八口之家就不会饿肚子。办好各级学校，反复的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教导他们，那么须发花白的人便可有人帮助背负物件，轻松在街上行走了。老年人各个穿锦吃肉，一般人不冻不饿。要实现孟子所描述的理想生活，君主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百姓们生存用的私有产业。如同上文所说的，百姓要有五亩房产，百亩的田地，并且可以饲养鸡狗猪之类的家禽，这样百姓才可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在好的年景中吃饱穿暖，在凶年中不会被饿死。之后再进行道德教育，使百姓知荣辱而讲礼仪，发掘他们本善的内心。

　　《孟子？梁惠王上》中第一次提出"王道"一词："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106]孟子认为老百姓对生养死丧没有什么不满的，就是王道的开端。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孟子的"王道"思想内容之一就是让百姓生活有保证、安居乐业。"制民之产"就是君主让百姓们拥有自己固定的资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百姓无恒产，就会首先想到解决温饱，当居无定所的时候，有谁会坚持道德观念？"无恒产，因无恒心",当百姓处于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状态之下，他们是很难存有善心，这样百姓就可能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07]

　　社会上违法乱纪的事情就会很多，犯罪也不可避免，社会不会安定。所以，孟子认为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就要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解决了百姓的生计问题，才能"仓禀实而知礼节".

　　在孟子那个时代，民产是由君主掌握的，所以孟子认为君主应该规定百姓所拥有的产业的多少。"恒产"并不只是百姓生活的保障，而是直接关系到统治者是否能得民心而治国的中心环节。所以，孟子一方面是"制民之产",另一方面也辅之以"井田制".

　　孟子认为，井田制虽是西周的制度，但也适用于当下。具体的内容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08]

　　这段文字的大义是：田野和城市税收标准不同，田野是用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是用十分抽一的贡法。公卿以下的官吏每家有五十亩的垚田是祭祀用的；如果家中还有剩余人力，就再给二十亩的土地。这样百姓们无论是死亡还是搬家都不会离开本乡的。共用一井田的人家，平日出入，相互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一有疾病，互相照顾，这样百姓之间就会亲密友善了。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的土地，其中有一百亩是公有田地，由八家人共同耕种，另外八百亩土地分别分给八家。要先把公有田耕种完成了，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孟子对于井田制的论述，一直存有异议，在其他篇的论述也存在不同，但核心都是使民有百亩"恒产".

　　除此之外，孟子还要求君主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109],春天考察耕种的情况，补助那些耕种不足的人家，秋季考察收获的情况，补助那些收成不好的人家。统治者要关心人民生产，救济生活困难。并且提倡百姓在耕种的时候，君主要不加以干涉，做到"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要求农民"宽余其田","深耕易祸"施肥农田，耕耘要深，除草要快。

　　虽然孟子主张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农民用于自家的生产，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孟子这一主张提出的目的，还是为了帮助君主对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

　　孟子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把小农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土地，给百姓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保障，使他们有土地可以耕种，并且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这些促使百姓愿意为生产而劳作的措施，实际上是为了发展当时的经济。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制民恒产"的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经济思想，他在一定程度上关心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恒产是农民恒心的物质前提，这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养生丧死无憾",开始君主的"王道"统治。

　　（2）轻徭薄赋。

　　在当时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孟子认为制民恒产自然是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百姓依旧面对一个生存难题，就是国家所要征收的各种赋税徭役。赋税和徭役和统治者资产的主要来源，决定着国家的财富。同时，这二者的轻重也对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征收赋税是无偿、暴力的进行，征收的多少自然受当时经济水平的限制，但是具体征收多少，还是由统治者的需要和意志决定的。如果国家制定的税收种类过于繁杂，即使百姓有恒田，也依旧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更不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孟子反对当时君主竭泽而渔的征税方法，他主张对人民轻徭薄赋，对百姓的征税有一定的限度，为百姓生活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滕文公在向孟子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时，孟子曾经提及古代的税收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110]

　　三代对于税率的规定分别为：夏代每家有五十亩的田地，按照贡法征税；商朝每家有七十亩的田地，按照助法征税；周代每家有一百亩的田地，按照彻法征税。虽然三种征税的方法具体的内容有所不同，三代实质上都是十分抽一。这里"彻法"中的"彻"指的是"通"的意思，也就是在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下贯彻十分抽一的税率。"助"是借助的意思，指的是借助人民的劳动来耕种公有土地。孟子在此还借助古代贤者"龙子"的说法，提出"田税最好是'助'法，而非'贡'法。因为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而得一个定数，不区分丰收和灾荒，都按照这个定数来征收。丰收的年成，到处都是谷物，多征收一点也不算苛暴，却并不多收；灾荒年成，每家的收成甚至还不够第二年肥田的用费，也非要收满那一定的数目。这样不和实情的税收制度，难免使得百姓有怨言，君主不得人心。

　　所以孟子感叹："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11]

　　作为一国君主号称是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整年辛苦劳作，而结果却是不能养活爹娘，还要通过借高利贷来凑够纳税的数目，最终一家老小抛尸露骨于山沟之中，那么君主作为百姓父母的作用又体现下何处？

　　相比较，孟子说滕国已经实现了做大官的人有一定的田租收入，并子孙相传，那么就让百姓也有些田地的收入吧。所以作为君主要运用"助"法征税，保证百姓基本收入，才能安治国家。

　　孟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招揽四方百姓，强国安民，必然要轻徭薄赋，做到"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112]

　　而且一再强调"什一，去关市之征。"也就是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商品的赋税。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113]

　　如上所述，征税有三种：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谷米繁荣赋税，还有征发人力的赋税。作为君主，在三种税收之中，应当只采用其中一种方法向百姓征税。如果君主用了其中的两种税制同时征税，那么百姓就可能会因没有粮食吃而饿死；如果三种税制都同时采用，那父亲便顾不得儿子，儿子也顾不得父亲了。所以孟子极力主张"薄税敛",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轻徭薄赋"是孟子"王道"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如施仁政于民"就要"薄税敛"并且徭役还要以"不违农时"为原则。否则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这叫"陷溺"其民。

　　（3）轻刑罚与救济穷人。

　　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中，轻刑罚与救济穷人是不能被忽视的两个内容。"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114]

　　孟子认为，君主要对百姓施行仁政就要轻刑罚，少收税。孟子认为如若统治者能够施行仁政，百姓生活安逸，自然犯罪的就少，但君主不行仁政，百姓"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所以民众之所以犯罪，多数是统治者逼迫所致，如此，在对犯罪者做出处罚时自然要轻刑罚。并且对于犯罪之人是否应该被杀，也要听从百姓的意见，而非左右大臣和亲信的。孟子反对株连制度，他以文王为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115]

　　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对于犯罪的人，刑罚只对其自身就好，不要牵连他的妻室儿女等亲人。但遗憾的是，孟子的这一观点没有被统治者所接受，但具有积极意义。

　　而对于穷苦人民，孟子认为更应该多关注他们，从救济鳏、寡、孤、独开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116]

　　这四种人事社会上穷苦无靠的人。

　　正如《诗经？小雅？正月篇》所说，有钱财的人是可以过得去的了，要可怜那些孤单的无依无靠者把。这也正体现了孟子的"王道"思想。

　　孟子所提倡的"以民为本"思想就是要君主在统治治国是着眼人民的利益。"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117]

　　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是否要夺取燕国土地时，阐述的就是这个观点。如果取之，燕国的百姓高兴，就夺取；如果百姓不高兴，就不取。在齐国攻打燕国时，燕民用筐盛着干饭，用壶盛着美酒来欢迎您的军队，说明他们拥戴您，这样您统一燕国也是没有错的。所以，在孟子看来，是否夺地，是从燕民利益出发的，而非统治者的利益。除此，君主还要做到"与民同乐".他劝梁惠王与百姓一起欣赏台池鸟兽，告诫齐宣王无论是"好鼓乐"、"好田猎"亦或是"好货"、"好色",都要与民同。主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18]

　　在孟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察觉而出，孟子强调"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君主的统治。即便是这样，就当是的历史背景，在众多思想家推崇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的大背景下，孟子的思想还是冲破了传统君权观的桎梏，给民权思想带来一丝的曙光，这是我们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财富，这一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范仲淹继承了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提出了影响后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孟子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这样的民本思想依旧闪着其生命的光辉，带给我们思想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