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政治方面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乱发议论。社会意识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活跃于政治舞台。犹如深邃的夜空，繁星点点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此时代背景下，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而这一思想并非凭空而生，其是在西周先王观、孔子"先王之道"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

　　（一）孟子"王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古代社会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普遍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他们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发展何去何从，他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不同于现在的亲密感。所以要想剖析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我们首先要回归当时的社会背景，从其所处的时代入手，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实的还原思想家的思想，也更能揣摩出思想之原本内容。

　　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包含了这一时代的主流思想以及在这一时代中人们的主要价值取向，并且还包括大多数人的精神追求等诸多方面。时代精神通过社会大众的行为所表现出来，而思想家们则成为了时代精神的反思者、评价者。思想家们需要从大众的行为中精准的提炼出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然后进行反思、批判，提出属于自己的思想。

　　每一个社会的内在秩序都会有自己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这个系统的建构还是解构都有着很多的综合因素。而思想家们对这个系统的建构、解构的方式都有不同并各有特点。孟子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一员，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明晰的认识，并先知先觉的产生对时代的忧患，因此他为未来构建了以仁政、道德为核心的理想国家。孟子的思想的影响不仅对当时产生恒久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又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正因为此我们称孟子为思想家，而非只影响当时那个时代的军事家、学问家。

　　孟子，名柯，字子典，战国中期驻人。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柯，驻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

　　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联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8]

　　战国时期，七雄称霸，战事纷起，天下还未归一，中国历史正行进于全面转型的激烈动荡的时代之中。社会意识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各派思想家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

　　孟子正是处于这样的乱世之中，"在政治上，国家已经由几个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了由诸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军国所组成。在社会方面，则是由贵族所独有的工商业和贵族私有的井田土地制度，变为农工商兵的自由业。最为显著的，则是民间学术的兴起，形成百花齐开之势。"[19]

　　但也就在此时，社会的一个新的阶层--士出现，它的出现源自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至此，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逐步成型。社会阶层中包含了士民、农民、工民、商民。面对极为动荡的社会，"志于道"的士纷纷提出自己的治世之道。

　　孔子之道以"仁、礼"为核心，孟子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为以"仁政"为核心的"王道"思想，实现使国家长久、社稷安定，百姓有序、后稷子嗣得以继承的政治抱负。孔子提出了这一政治抱负，孟子不改之志，宋明儒者更是一直持有，这成为了儒家精神的精髓所在。儒家法先王，尊崇尧舜禹、周文武王的思想，正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儒家所设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蓝图一直没有改变。

　　如《庄子？天下篇》所述，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天下大乱之时，诸侯群起，力量相互抗衡。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扰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简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柱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20]

　　这段大意是指：天下大乱的时候，圣贤们的治国主张不能被世人所知道，道德标准也不统一，天下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想法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如同耳、眼、鼻、口各有各的作用，不可相互交换使用。又如同各种技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以偏概全，只是一些偏执于一端的人。他们把天地的美好分割了，把万物之间相通的道理弄的支离破碎，分离了古人们的道术，不能真正理解自然的纯真之美。所以内圣外王的主张不能得以实现，天下人多执着于自己偏执的看法。

　　可悲啊！诸子百家学派越走越远，不能和古之圣贤的观点相一致！后代的学者们再也见不到自然的纯真之美与古人原本的道术。

　　庄子的天下篇反映出的是包涵道德、政治、文化、思想等在内的整体的"天下大乱".

　　而其中的政治大乱，如孔子所概括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因为担忧社会这种无道的状态，所以著《春秋》。如孟子所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1]

　　就孟子所说，孔子所处的时代，太平之世与仁义之道逐渐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有兴起，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也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深为忧虑，所以著写了《春秋》一部史书。著作这本史书本是天子的职权，（孔子不得已而作）。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怕就在《春秋》这部著作吧！责骂我的，也怕就在于《春秋》这部著作了吧。"孔子著《春秋》一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为君臣父子之间的政治、道德、社会秩序正名，并以"仁"为原则对"礼"进行损益。孟子曾经对于孔子所做《春秋》的影响做过评价，他谨慎的用了个"惧"字。"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实，在孔子之后的时代，圣人依旧没有出现，诸侯仍旧混战，众多学说充斥于社会之中，尤其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于是所有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便属于墨翟派。杨派主张个人第一，这就否定了对君上的尽忠，就是目无君上；墨派主张天下同仁，不分亲疏，这便否定了对父母的尽孝，就是目无父母。目无君上，目无父母，便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但是，老百姓脸上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就是率领着禽兽来吃人。""圣王不作，诸候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会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22]

　　由此可见，孔子之后的社会情况并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的恶化，并一直延续到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如《孟子滕文公》篇中所描绘的状况，"圣王不作，诸侯放悠，处士横议".周王已经名存实亡，不具有实际的权力，社会混乱不堪，百姓无以为生。

　　处于此时的思想家们为此深感不安和忧虑，他们共同追求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并相继提出自己的学说。要想天下太平，则必然要政治统一。如何实现政治的统一，则成为了这些先知先觉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在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23],但在孟子看来，此二道最后一个导致目无君上，一个导致目无父母。二者可以说是著孔子之道微。为此孟子感到深深的焦虑，并且不甘心于冷眼旁观。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先后游历了齐、宋、薛、鲁、滕、梁诸国，游说各国君主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都未果。孟轲晚年放弃了自己的从政理想，退而讲学论道，其对于政治的思考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孟子一直以来继承前人圣王的事业，他致力于端正人心，批判邪说，驳斥荒谬的学说，反对偏激的行为。"我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24]

　　春秋战国将近五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史上时间最长的分裂时期。孟子处于那个分庭抗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争霸时代，他的政治学说正是依据这个时代的需求，追求统一秩序，实现平治天下。

　　（二）孟子"王道"思想的人性基础。

　　周朝的礼制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确实是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秩序系统。这套系统从尧舜禹而来，经历汤文武王以及周公的相承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但到了孔子之时，周朝礼制所代表的统治秩序正在瓦解，社会动荡、礼乐崩坏。周礼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制度在此时正在孕育之中。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势，各派思想家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当时无人能够知晓哪一家思想可以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各种思想都在相互碰撞，同时又在共鸣、共生。如同浩瀚星空，繁星点点，交相辉映。当时的思想家们幸运的遇上了这不幸的时态，生活是辛苦的，当思想层面确实极为丰富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25]

　　即便再是贫苦，他们也不改其乐。在之后的中国时代中，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超越与突破的时代。

　　人类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无非三种，要么落后于时代，要么与时代同步，亦或是超前于时代。思想家们能够敏锐的观察时代，他们观察这个时代的现象，思考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批判这个时代的弊病，提出超越时代而又卓尔不群的思想。思想家与政治家是不同的，后者是与时代同步，正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政治家们思考现实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具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而前者的思想家们则是漫漫长路，独自求索。他们领先于时代，并同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孟子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面对天下的四分五裂，政治上对于统一的追求，社会生活礼乐的崩坏，经济上井田制的瓦解。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子百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孟子作为思想家中的一位，他见不得百姓流离失所，君主施行霸政，对百姓施以重刑，所以提出王道思想。这一思想是孟子对于孔子之道以及时代精神的反思。孟子以孔子的"仁"为起点，审视时代，极力说服君主施行"王道"."王道"的核心是仁政，这一理论拥有其自身的人性基础，即人本善。孟子是主张性善说的，他认为只要君主愿意，都可以实行仁政，因为人心本善。在如此心性理论的基础上，"王道"思想得以提出。

　　1.孟子的人性观--性善论。

　　"性善论"的思想由来已久。在西周时，人们就认为人是天地的"杰作",天地是"人性"的杰作，所以天性是可以决定人性的，这正是"以德配天"的缘由。而天性是仁慈的，所以人性也应当是善的。正是前人的这些思想和观念，为孟子的性善论提供了资料，打下了基础。孟子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政治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即性善论的思想体系。而性善论的核心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称之为"恻隐之心".

　　是一种同情之心。而由"不忍人之心"发散开来，我们还获得了"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言之即为"四心".

　　孟子对于性善论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在他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与圣人是同类，既然为同类，那么二者的人心是相同的，圣人是心善之人，那么普通人自然也具有善心。"口之于味也，有同者焉；耳之于声也，有同所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类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义之悦我心，犹自豢之悦我口。"[26]

　　孟子认为，普通人和圣人的口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容色有相同的美感，所以谈到心，孟子认为也是有相同之处的，表现在对于义、理的相同感知。以此，孟子论证了人性是善良的。人之所能够实现性善，是因为人们有心，而心不仅是一个器官，还是人们的道德根源，正是"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27]

　　在孟子看来，这正是人区别与禽兽的不同之处：人有善性，有道德，具有仁、义、礼、智的良知良能。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28]

　　同情心，每个人都有；羞耻心，每个人都有；恭敬心，每个人都有；是非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四心如同人们的四肢一般，人皆有之。这仁义礼智的四心，也不是由外人给予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只是人们不去探索他们罢了。就此四心，孟子认为这是人所固有的品质。在《孟子？公孙丑》一篇中孟子阐述了这一观点。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29]

　　孟子认为人人都具有怜悯别人的心情，其道理在于：譬如现在有人突然见到一个小孩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不是为着要和这小孩的爹娘攀交情，不是为着要在乡里朋友面前博取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小孩的哭声才如此。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之心、羞耻之心、推让之心，是非之心，简直不是人。

　　由此，我们得出"四端"的善良，是人的本性。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四心呢？孟子论述到，人人皆有这善端，但是有些人的四心被发展起来，但一些人的则是丧失了。"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0]

　　.凡是有这四种萌芽的人，如果能够把他们扩充起来，便会像刚刚燃烧的火焰，终将不可扑灭；或是刚刚流出来的泉水，终必汇为江河。假若能够扩充，则足可以安定天下；如果让其消失，便连赡养爹娘都不行。依孟子所言，如果四端得以扩充，那么人就可以成为圣人；但反之，则连父母养育之恩都不知报答。

　　孟子对于导致这"四端"消失的原因还做了分析，包括人自身的原因，以及外在统治及环境的原因。其一，就个人的主观原因来看，孟子认为"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是。"[31]

　　人们出言破坏礼仪，这就是自己在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是自己抛弃自己。君子、圣人是能够"存心"、"养心"的；但自暴自弃之人，则是"求其放心",最终也使自己本有的善性丧失掉了，也就和禽兽没有什么不同了。"孟子由心的仁义礼智之端以言性善，由四端的扩充以言尽心、知性、知天；但作为能扩充的力量的，还是仁。"[32]

　　其二，就外在的统治环境而言，君主是否能够制民以恒产，是影响百姓是否会"放僻邪侈"的重要因素。正所谓"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若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33]

　　孟子认为，百姓没有了恒产，就会失去善心，会导致放荡邪恶，容易滋生违法犯罪之事。所以，要想让百姓"为善",就要确保他们保有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在这一点上孟子与管仲的"仓康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影响善端的原因还有周围环境，"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34]

　　如果周围的人都是发展了善心之人，那么人也很难和他人做出坏事，反之不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肯定了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性观就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都是善良的，但在人成长的过程之中，有些人扩充的自己的善，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的善。孟子的"王道"思想也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正是因为统治者有"四心"才能施行仁政。

　　2.性善论："王道"思想的心性基础孟子"王道"思想的心性基础就是其人性观--性善论。"王道"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基础进行阐述的，这是先秦儒家在德治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如黄俊杰先生所说："孟子把政治领域作为了一个道德的社区，他的道德性体现在人心中的价值自觉的普遍必然性中。"[35]

　　孔子对于人性问题，只说过"性相近，习相远"[36]一语，甚少谈及。孔子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37]

　　而孔子再谈其德治思想时，强调以"仁"为核心但并没有讨论其与心性问题的关联性。孔子论"仁"但并没有追思"仁"从何来，缺少了其理论的基础，而孟子正是弥补了这一点。孟子把"仁"与心性联系起来，"仁，人心也。"[38]

　　在孟子这里，"仁"是发自人的本心，所以施行仁政就是在关照君主自己的内心，同时能够顺应百姓的心意。这就为儒家的德治理论找到了坚实的心性基础。

　　孟子从道德的层次上去讨论人性，他认为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四心而禽兽没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9]

　　孟子所提到的"几希"是道德层面的论述。所以才会有"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40]的论断，以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41]的指责。这正是在道德层次上说明人性是善的。

　　在孟子看来，"不忍人之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不忍"就是仁，所以"仁政"就有了实现的前提。先王正是因为有怜恤别人的心情，才产生了怜恤别人的政治，凭借这样的政治，治理天下也就可以"运之掌上"了。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42]

　　统治者正是因为天生具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有向善的可能，才可能在统治的过程之中用仁政，行王道。孟子"王道"思想的理论起点就是性善论。依上所说，每位君主都有不忍之心，所以每位君主都是可以实行仁政的，可以行"王道".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43]

　　在这里通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的对比，孟子区别了"能不能"、"为不为"二者的区别。君主不行仁政，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而君主应如何"为"呢？

　　孟子主张"推恩",就是"举斯心加诸彼已".[44]

　　只要君主"推恩"实行仁政，就可以保有四海。人的行为是受"心"所指挥，所以"仁"是在心的指挥下，以血缘为基础推倒而出的。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思想就是要施行"仁政".在孟子的观点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此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

　　孟子认为人心的根本在于"仁",而仁来源于人的善心，正因为人有善心才有善性，所以行"仁政"自然是可以的。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要求的就是君主自身先发展四心，成为圣人，然后把"善"向外扩张，便是"王".孟子所提倡的"仁政"正是统治者们把"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的结果。[45]

　　性善论正是作为了孟子"王道"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此点，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朱熹曾评说，"孟子发明四端，乃孔子所未发。人只道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发明大功如此。看来此说那时若行，杨墨亦不攻而自退。辟杨墨，是捍边境之功；发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46]

　　孟子是春秋时期群星中璀璨的一颗。他为人类政治文明画上了一抹重彩："仁政",这是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与突破。孟子思想无论是从政治思想史、文化史还是伦理思想史、哲学史哪个角度去评定，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也许我们就当时的社会状态来评价孟子的思想会发觉其所提倡的是不适合的，是"迂"的思想。但放眼整个历史长河，自汉武帝之后，儒家成为显学，孔孟的思想辉煌于历史长河之中，并一直影响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