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纵观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凡是在社会上出现的重要的现象，都有其合理合法的理论，从而得到人们各方面的认可，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规范。"君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存在，关于其存在的合理与合法性的问题，也自然成为中国传统思维中最为古老与重要的课题之一。君主合理与合法问题的解决，最初是以天命为中心解决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君权神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观念和思想文化的转型，思想家们提出"道"的概念，君王们要统一天下，就要有道。君王们治理天下也要依"道"而治。

　　战国时期，七雄称霸，战事纷争，天下未能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激烈动荡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各派思想家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

　　处于此时的思想家们为此深感不安和忧虑，他们共同追求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并相继提出自己的学说。要想天下太平，则必然要政治统一。如何实现政治的统一，则成为了这些先知先觉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孟子正是处于这样的乱世之中，面对极为动荡的社会，"志于道"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治世之道。孔子之道以"仁、礼"为核心，孟子一直以来继承前人圣王的事业，他致力于端正人心，批判邪说，驳斥荒谬的学说，反对偏激的行为。提出以"仁政"为核心的"王道"思想，以实现儒家国家长久、社稷安定，百姓有序、后稷子嗣得以继承的政治抱负。

　　孟子的"王道"思想是对孔子之道及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反思。孟子以孔子的"仁"为起点，审视时代，极力说服君主施行"王道"."王道"的核心是仁政，这一理论拥有其自身的人性基础，即人本善。孟子是主张性善说的，性善论的核心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称之为"恻隐之心".是一种同情之心。而由"不忍人之心"发散开来，我们还获得了"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四心".在孟子看来，"不忍人之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不忍"就是仁。所以孟子认为只要君主愿意，都可以实行仁政，因为人心本善。而人人皆有"四心",所以仁政的实行是得人心的行为，百姓是接受的，施行仁政也是顺应民意的。也正是在此心性理论的基础上，"王道"思想得以提出。

　　先王观最初兴起于西周初期，周公以夏商亡国之君为鉴，提醒周的统治者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治理要谨慎。周公追溯三代历史，总结出有德者得天下，而失德者失天下。

　　周公总结夏商周三代国君的治国言行，提出先王观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了先王庄重恭谨、严于自律；敬重旧臣、任用贤臣；慎罚等方面。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山之人，继承周公思想，把先王观发展为"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斯为美。"[1]

　　刘先生对于"先王之道"的概括是，"先王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政治原则和政治哲理。"[2]

　　儒家发展到孟子，"言必称尧舜",由此可见，孟子已经深深地受先王之道的思想影响，把先王观作为其思想的理论支撑。孟子在构建"王道"思想时，引先王的做法佐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其中包络"先王"的仁政爱民、选贤任能的治国思想，以及人性本善的治国基础。我们既可以把先王思想作为"王道"思想构建的基础，又可以把其看成孟子论证自己学说的手段和途径。孟子的"王道"思想也是对先王之道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对孟子"王道"思想的研究，追溯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经济发展和背景以及学术文化的繁荣，论述孟子性善论思想，寻找其理论的心性基础，又以先王的治国方略为范本。探究孟子对于"仁"、"礼"思想的继承以分析孟子"王道"思想产生的根源。孔子的"先王之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王的"中"、"仁"思想，孟子继承孔子的先王观，并进一步发展为"言必称尧舜",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王道"思想以其人性观--性善论为心性基础，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君应以"仁"治民，行"王道".

　　孟子"王道"思想主要包括：以德化民、尊贤使能、以民为本。其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具体表现在：给民以"恒产"、轻徭薄税、轻刑罚与救济穷人等方面。孟子"王道"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问题研究现状。

　　在现今的国内学术研究中，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文章不胜枚举，涉及的学科领域有：

　　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就政治学的范畴来说，有关的著述包括：

　　侯外庐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在本书中侯先生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特点：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维新"路径。前者是"早熟"的路径，后者则是从周代开始的中国古代社会体现出的特点。

　　周代主要的支配思想是政治的宗教化。

　　国家的一切大事都由天帝神灵和氏族宗族的祖先神所支配，包括国家的建立，都是神灵支配，即君权神授。[3]

　　对于周人的"宗教的职能"的评述，"周人禘祖先王而外，产生敬天、尊上帝、配天命的宗教，这既是上帝与先王分离为二，复因先祖克配上帝的道理，二者又结成一体。"[4]

　　对于先秦各家的"先王观"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特别的地方在于，自孔子以来的先秦诸子们论及思想时，多言先王。[5]

　　侯先生的评述甚是透彻。

　　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一书中指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脉络，"王权支配社会"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与此相应，先秦诸子们所提出来的各家思想也都是围绕王权主义展开的。在本书的第一卷中，主要论述的是西周及春秋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在研究西周的思想时，刘先生指出周公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当时政治思想的中轴，即君主的品德。[6]

　　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情况，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潮进行研究、综述。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一节中，刘先生分析了孟子的人性善和伦理思想，以及孟子对于人性的分析和等级的评论，除此之外，还论述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最后评说了孟子主张的君臣关系。[7]

　　刘先生对于孟子思想的论述总括而深刻，对本文具有指导意义。

　　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卷）中所收编的四篇论文：《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道、王与孔子和儒生》。刘先生在《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一文中论述了儒、法、道、墨四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道"、"王"的相对二分，道高于君使得君主纷纷认为"得道则得天下".但君主在支配社会的过程中，无疑也会设法支配"道",从而实现"王对道的占有",最终使"得道"具有了王权主义的精神。

　　刘先生在《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一文中认为，如果说王与道的关系问题，是在根本上寻求君主权威的合法性，那么王与圣的关系问题，则是为了解决权威理想性的问题。圣实际是道的人格化，王圣关系是王道关系在人的社会角色上的展开。圣人作为理性的化身，他可以"知道",圣人使人为人，他是可以和神相通。"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由此圣人与王自然的合二为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圣、王同体了两千年。这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专制统治与政治思想的合二为一。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一篇中刘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回答"作为人的本质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展现的呢？"这个问题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是圣人创造的。圣人在文化结构上具有"浑沌"性质，即理性、情感、神性、人性、民本、王权等等都统一于圣人。

　　《道、王与孔子和儒生》一文中提出，刘先生认为"道"是政治理性原则。所谓的"以六艺为法",正是孔子之后儒家所说的"道",这是儒家对于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

　　刘先生在此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体现在"王道"上，"王道"是儒家在政治上的"道".按照刘先生的说法，王道有两个基本点：其一，王道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是以王权为核心并和人伦原则相结合的。其二是，在政治实践上追求德政或仁政的实现。刘先生在分析儒家思想之后，认为对于"道"的维护，孔子和儒者们做的很好，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儒家思想中会缺乏一些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

　　任继愈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提出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后者长期附庸于前者。任先生在书中论及了殷周之时的宗教变革，提出天神与祖宗神相分离的二元神是三代的宗教信仰。对于西周的天命神学书中也做了详细论述。不仅如此，书中还强调周人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以周人提出"殷鉴"一词为佐证。以商纣王暴政亡国为例，周人一直在劝诫周朝君王要重视自身的品行，不可重蹈殷商覆辙。时至春秋时期，对于天神与祖宗的崇拜仍然占据宗教的统治地位。[8]

　　从哲学角度来分析先秦思想的还有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一书，在本书中冯先生对于先秦时期的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当中涉及"先王观"思想的内容并不多。[9]

　　在探究孟子王道思想之时，不可回避的是法先王的思想，孟子从先王之道中论述自己的"王道"思想。在已有文献中，很多文章涉及这一思想，有些可追溯到周初时期《尚书》中的法先王思想，有些则是讨论周代与先王思想的关系，还有部分文章是探讨儒家的先王观念。包括杨朝明《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游唤民《<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顾俊杰《"先王世界"崇拜与中国古代法起源的特征》、王灿《"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于凯与黄爱梅共著的《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俞荣根《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刘芳玲《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等多篇文章。

　　游唤民的多篇文章都在论及《尚书》中的先王思想，他研读《尚书》，并从中总结出先王爱民、敬德、用贤的治国思想。作者在其文章中论述了先秦思想家们的法先王模式：认为孔子法先王"仁"的思想；孟子认为是实现仁政思想的楷模；荀子法先王的"礼治"思想；墨子则是法先王的"兼爱"思想；老子则是法先王之"道"和无为的思想。

　　最后在其文章中还分析了，对于后世《尚书》产生了哪些影响。[10]

　　游唤民在《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文章中，分析了周人的"天命"观念，周人认为他们的先王是"君权天授",先王是上天授命的合法对象，所以先王是天与今王沟通的唯一桥梁。在论述为何先王可以接受天命时，作者强调了先王自身的德行。[11]

　　刘芳玲的《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一文，提出"法先王"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道范式。先秦诸位思想家对于先王的描述是超越于先王的具体人格的，是把先王的人格升华并加以神圣化，先王成为了完美人格的化身，是被神化的象征符号，"先王之道"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评价准则。[12]

　　王灿在《"法先王"思想与周代的特殊关系考》一文中，论述了"法先王"与周代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首先依据原始文献分析出周代祖先崇拜思想的不断强化以及"神祖二元"宗教观的发展。其次，分析了周代所具有的典型农民社会及百姓长期稳定的生活模式对于"法先王"思想的形成、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最后，他还意识到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对于这一思想的稳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3]

　　而涉及到孟子法先王及王道思想论述的文章包括：游唤民在《<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先秦诸子各家几乎都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张，孔子主要法先王仁的思想和礼乐文化；孟子精心设计了个仁政思想，并称先王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楷模。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及模式，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14]

　　邹纪孟在《法先王不为复古--孟轲政治思想隅见》一文中认为，"法先王"是孟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要求他那个时代的国君及其他人效法先王的"仁民"、尊贤、"诛其君而吊其民"的战争观。文章认为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同其仁政、民本思想相联系的，而前者则是后两者赖以生存的土壤。[15]

　　孙晓迪在《孟子"王道"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王道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儒者们对于政治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而其中孟子阐述的最为详尽。文章从孟子的"性善论"入手来剖析以"仁爱"、"民本"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王道说，并结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事业和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从孟子王道说中汲取精华以指导现实生活。[16]

　　以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或是从总体上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进行总述，或是专门提及孟子思想，这些都对本文研究孟子"王道"思想给予很大的帮助。但这些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研究的范围过广，使得孟子思想散见于各位学者的文献著作之中，难免研究不够深入。其二，研究拘于某一具体方面，难以窥见孟子"王道"思想全貌。鉴于此，本文将从孟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基础入手，寻找孟子王道思想产生的根源，进而论述孟子的政治思想，以探究孟子"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弥补以上不足。

　　相较于国内的学者，国外学者大多从哲学及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其所著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7],是以中西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的角度，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性的重建。史华兹教授不愧为欧美社会中中国文化、思想研究界的大师。

　　（三）研究思路、框架与创新。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研究孟子的"王道"思想时，首先分析其所处的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及产生的理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中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其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以先王"思想"为理论支撑，总结孟子"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发掘这一思想对当时社会及思想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对先秦孔孟先王、王道思想进行研究，研究目标是能够理清蕴含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中的相关思想，并主要分析孟子的王道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孟子"王道"思想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人性观与"王道"思想的关系；孟子"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王道"思想及对后世政治统治的影响等内容。关键问题在于探究孟子思想中的"王道"思想。

　　本文旨在分析孟子思想中的"王道"思想，论文一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王"、"先王"、"王道"思想的提出。论及西周先王观思想、孔子"先王之道"思想及孟子"王道"产生的思想根源。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人性观与"王道"思想的关系。简述孟子的人性观--性善论的思想，并指出性善论正是王道仁政执行的心性基础。第三部分阐明"王道"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给民以"恒产"、轻徭薄税、轻刑罚、救济穷人。第四部分指出"王道"思想的影响。

　　本文在现有对于孟子思想的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孟子"王道"思想，对相关文献做出重新的解读，对孟子"王道"思想进行特定的、较为系统的研究。

　　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王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