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和合”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过，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年代较早，所以对国民性格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深。[6]《论语》中的“和合”思想，是在孔子当时所处时代的激荡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要想了解《论语》的思想价值，必须先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背景

　　政治思想属于精神意识范畴，而精神意识层面的思想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先秦时期的生产力造就了相应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又产生了相应的国家机器，当时先秦时期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宗法家族社会和西周初期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为孔子提出自己的学说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有力支撑。

　　1.先秦时宗法家族社会

　　在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简单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农耕文化长期占据主导。正是这种占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使得人们终生依附于土地，从而安土重迁，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逐渐氏族力量日益庞大，成为主要的社会生活集团；另一方面又使得个人必须参与集体的协同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为单个的个体和单一的家庭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抵御来自外界各种风险，所以不得不寻求集体的庇佑。再加上，男性普遍具有先天身强力壮的优势，这种情形就要求家族中位高权重的男性家长必须对整个家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绝对的控制权下命令、要求氏族内其他人无条件服从，从而带领和组织家族成员共同劳动，团结协作，共同抵抗自然的风险。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父系家长大家族就是所谓的宗族。

　　与氏族相比，一般来讲，宗族有着更加明确的共同的祖先，因此宗族比氏族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种原始社会的组织形式可以长期根植于先秦社会中，并且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盛极一时的宗法制度。在先秦的夏商周三朝中，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并不能对夏朝是否存在宗法制度的问题做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商朝时期已经存在一定的宗法社会形态，比如商后期出现的嫡长子继承、先祖祭祀等社会现象与规范便是相关佐证，只是此时的宗法制度并不完善，尚处于初级阶段。真正将宗法制度系统而完备地发展起来的是周代。“周”除了是国号外，还是族名，是一个族群的名字，周人将族名定为国号，就已经体现出其强烈的宗法特色，此时的族权与王权是统一的，“宗”代表的是周人之间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法”体现的是国家的政治思维，也就是说整个周王朝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关系体，在这个政治关系体形成之后，血缘关系又要服从政治关系，周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来巩固王室政权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加上“亲亲”“尊尊”等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周代的宗法制度臻于完善。

　　以父系家长特权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正是为了维持大规模集体劳动的需要而形成，兼备着政治权利统治以及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其影响已经深入整个中国社会的机体。在先秦时期那样相对恶劣的生存状态下，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使每个个人对自身的节制成为集体需要的美德，并加以弘扬，而男性家长率身垂范，才能带动家族其他成员效仿，使“德治”具有现实可能。所以《论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7]

　　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在宗族和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西周和春秋时代，以宗法贵族政体为其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家与国同质同构，国无非是一层层不断放大的“家”,于是分享政治权力的各个层次的贵族分别治理各自的“家”.这些权力又按照“大宗”的序列代代相传。这使得贵族个人素质的优劣至关重要，其贤能与否与该领地的治乱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孔子看来，这样的宗法家族制度是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但是春秋后期，宗法家族制度濒临崩溃，秩序混乱、本末倒置，使得孔子不得不面对社会现实，去思考诸如“陪臣执国命”等特殊现象的思考，成为其“和合”政治思想产生的政治现实背景。

　　2.西周统治者的政治实践

　　周公是西周初年着名政治思想家、教育家，是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又称叔旦，谥文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以他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主要有：首先，制定与完善宗法制度。西周自周公辅政之后，吸收夏、商王位继承不善的教训，为使周朝免于王位继承纷争而造成的混乱和动荡，严格区分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嫡庶亲疏之别，并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宗法制度的基础与核心，宗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日臻成熟。

　　其次，明德慎刑，刚柔并济。周公以商代灭亡和“三叔”①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镜鉴，总结殷周之间的成败与得失，将强制力与礼教融入到国家治理过程中，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同时特别重视礼教，重视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他们做到“敬德保民”、“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8]

　　此时周公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天--王--民的政治思维模式，从而成为孔子“和合”思想的理论来源。“明德”与“慎罚”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政治要求，前者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不恣意妄为；关心百姓疾苦，使其安居乐业。这样的“德者”,“天”才顺应民意，把对人间的最高统治权交给他，其“失德”时，天又通过“民反”将统治权收回。后者则是要求统治者小心使用刑罚，不可滥杀无辜。

　　（二）社会背景

　　在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当中，但凡是内涵较为深刻、影响较为深远的思想产生之前，必然要具备两种背景条件，一是文化的基奠，一是社会的需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让孔子感到深深的忧虑，而乱世之下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则为孔子积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强大动力。

　　1.春秋时期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9].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述。在“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大前提下，在分裂和对抗的政治格局中，原本长久以来一直被抑制的各个地区的文化终于有可能挣脱西周单一礼乐文化模式的限制，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诸侯大夫各自为政，造就了春秋时代的政治多元化，多元化的政治现实为多元化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的思想家们，开始用理性和道德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传统人与神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放弃了对天神的崇拜，在学术思考中，对个体人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开始逐渐地去关注人、思考人，这也成为后来人们自我认识、自我发现的先导。他们专注于思考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探究人对生存的欲望和追求，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对政治权力的尊重和保护，表现出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和思考，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高峰，也激励孔子关注人的发展，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

　　仍然在春秋社会中存在的西周礼乐文化孔子“和合”政治思维产生的文化源流。周公所创制的礼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文化形态，如果在当时礼乐征伐依然自天子出，如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固定的格局没有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10]等逾矩逾礼的行为破坏，那么，在强大君权控制下的整个西周社会，可能还会持续保留统一的礼乐文化和统一的思想模式，无法产生多种多样的思想学说。

　　但是，偏偏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君权衰落，诸侯纷起，政权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同时各诸侯为了霸业又需要网罗各种有才之士为自己效命。这一切不但催生了孔子的“和合”政治思想，而且为知识分子队伍的兴起和百家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自由环境。

　　在舆论开放、言论自由的氛围下，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不同流派之间的思想不免产生分歧，比如孔子与道家之间的思想纷争，便是一场激烈的文化碰撞。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体系，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孔子和老子都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大师，以救世为己任，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构想，但变革方式却截然不同。老子主张“消极避世”,孔子主张“积极入世”;老子崇尚自然，坚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孔子重视个人，提出“德治礼治”的理政模式；老子认为礼乐文化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故而对周礼进行强烈抨击，而孔子却奉周礼为圭臬，认为恢复周礼才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凡此种种，孔子与老子的思想之间有诸多差异，但是“儒道互绌”并不是先秦儒道两家的真实关系体现。据史料记载，孔子曾五会老聃，并以之为师，故而老子的思想必然会对孔子的和合思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孔子曾问礼与老子，认为他是通礼之人，并坚守了老子前期的礼乐思想；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提倡“复归”,而孔子的思想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也包含隐逸的内涵；老子崇尚自然无为，孔子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强调人要修持自身，用修持自然本性的方式实现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安定与和谐。总之，与孔子几乎同时期的老子，在很多方面对孔子的思想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老、孔之间的文化碰撞为例，正因为当时社会中的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孔子才能够在与君王、与大臣、与弟子的激辩中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

　　2.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逐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把原属于国家的王田变为属于自家的私田，变周王朝的分封制为家族色彩浓厚的郡县制，行政权力不断下移，周天子基本形同虚设。孔子生活的时代，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被破坏，一些诸侯国实力变得过于强大，甚至是超过了周王室。围绕土地所有权而产生了天子与诸侯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时传统的宗法制度已经很难再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社会秩序乱成一片。诸侯通过养家臣、养军队、养门客等方式扩张势力，比如鲁国大夫季氏在自家庭院用天子规格的乐舞表演，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1].在诸侯的不断挑战下，国君权威日益下降，影响力和控制力日渐减弱，终成虚设。随着王室权威的衰退，诸侯割据兼并的形势愈演愈烈，战争不断，伐掳不止，”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2],普通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普通民众的痛苦与牺牲。宗法制度遭到了破坏，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人伦失序、社会失范，社会危机已经形成。在社会危机下生活的人，对人生之存在价值产生了根本性的疑惑，与这一疑惑相伴的，是人对道德的放弃，在欲望的驱使下，道德不再被崇尚、被实践，人们看重的是赤裸裸的利益。这种无道德的生活状态，正是孔子深深担忧的。孔子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良知，主张恢复周礼，孔子的一生，无论是出仕还是从教，都在尽全力为恢复周礼而奔走，并创立自己的一整套学术思想，”和合“思想就是他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立国之本的“礼”,是一套制度与文化的架构，是一个综合的社会体系，“礼”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社会、宗教、伦理、法律和文化中单一的概念，但“礼”却包含了政治、社会、宗教、伦理、法律和文化方方面面，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

　　概括地说，孔子“和合”思想的逻辑层次中首先是人，由人及家庭，由家庭及社会，由社会及国家，从小处着眼，到大处落笔。孔子以实现社会、人、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价值理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又总是将目标集中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上，寄托在个体的人格完善上。因此，“人”的和谐是孔子“和合”思想的核心价值。

　　（三）理论渊源

　　“和合”思想并非孔子个人所创，《论语》也并非是第一部彰显“和合”思想的巨着，事实上，在孔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在探索其中之精髓了。据后来人考证，“和合”两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但是当时并不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而是分别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在甲骨文中，“和”字用“龢”来表示，在修海林先生看来，如果将这个字从象形的角度去分析，可以感受到一幅由房屋和庄稼组成的农业社会早期氏族村落的图景，处处都洋溢着和谐生活的氛围，并流露出当时人们安居而足食之后身心和谐的状态。[13]

　　“和”字最原始的意义在于表示声音相应而和谐，《说文解字》中对这个字的解释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和，相应也”,指的是不同的事物之间和谐一致、相互配合。后来逐渐演化出了和平、和谐、和睦等意。而对于“合”字的解释则为“合，合口也”,简单理解就是上下嘴唇和牙齿闭合，也有人认为“口”字在这里表示容器，意指盖子和装东西的容器合拢在一起。后来逐渐演化出相合、结合、融合等意。

　　“和合”二字第一次作为组合一起出现是在《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所谓“和合五教”指的就是父义、母慈、子孝、兄友与弟恭，此处强调的是传说中商的始祖--契之所以能够保证其部落的百姓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就是因为他能够使这五教达到和合的状态。

　　《论语》中所体现出来的“和合”思想有着深厚的思想背景与历史渊源，是吸收了先哲与其他流派的思想的结果。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二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零散，但是仍将孔子思想的精华悉数体现。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文化基础资源，周公的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对孔子的世界观、政治哲学和伦理价值有重要意义，而对于《论语》中的“和合”

　　思想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伦理和政治方面。众所周知，孔子的“礼”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有人描述西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见当时西周社会中的礼制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相关文献着述也很丰富，主要有《周礼》《仪礼》《礼记》等。面对连年战争、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极力推崇周礼，主张效法西周的伦理道德和政治规范，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合”.西周的政治核心是处理君与民之间的关心，主张“敬德保民”,即上位者应该是有德之主，视民众为立国之本，以德治国，以德育民，从而缓和君民之间的矛盾，实现政治社会中的君民和合。“敬德保民”的思想与孔子的“为政以德”如出一辙，可以想见，孔子的政治思想也曾借鉴吸收过西周的政治思想，并丰富和发展了其“和合”思想。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以阴阳为哲学范畴，去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与变化发展的过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阴阳学说。据史料记载，孔子曾说老子不仅“知礼乐之源”,而且“明道德之要”,因而曾专门去拜见，并获益匪浅，因而老子的思想对孔子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孔子对于先人的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同样进行了吸收和借鉴，比如管子。早于孔子约180年的管子也曾经提到过“和合故能习……莫之能伤也。”将“和合”与民众的道德直接挂钩，提出只要民众都学习道德，实现和合，就能产生没有人能撼动的强大力量。同样是齐鲁大地上的风云人物，孔子对管子的作为了解很多，曾赞扬其“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因而，管子的很多思想对于后来的孔子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比如管子的尊崇礼制、德治民本、尊贤重能等思想都成为孔子的理论来源之一。

　　孔子晚年专心从事教育和着述事业，系统孔子一生着述颇丰，不仅订《诗》《书》，修《礼乐》，还系《周易》、着《春秋》《孝经》等，被后世学子奉为“六经”,集中体现了孔子之前的中华文化精髓。事实证明，以六经为代表的优秀先秦文化是《论语》中“和合”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