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誉透支、信心崩溃的问题依旧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中信任的视角,分析信任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美国信用评级制度和消费者信心及其形成的“公众信心”对市场的过度反应,能够发现信用评级制度的漏洞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市场波动会引起公众恐慌,从而验证信任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关键词：信任；信用评级制度；信心；经济运行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西方经济学家将其理论概括为“看不见的手”之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完美的自由市场的歌颂和呼吁数不胜数,其后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络绎不绝。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仿佛能够洞悉和预知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结局,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和不稳定性,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及政治理念,即社会主义,并预言社会主义将是最终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后来收到边际革命的冲击,20世纪30年代,马歇尔采用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将经济学划分为宏观视野和微观视野,此后便进入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之后又随着凯恩斯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影响,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限性,即信任危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对信任的定义,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观点:社会学将信任视为一种社会人际中的纽带关系;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个人化的反应;经济学将信任定义为基于个人功利理性计算。[1]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联合提出了“动物精神”这一概念,[2]从“信心”这一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陷入萧条的,同时从美国信用评级体制层面分析“信誉透支”[3]这一欺骗行为如何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陈彦斌、唐诗磊等学者根据这一概念,以中国市场为例验证信心及动物精神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做了回归模型分析和格兰杰检验等工作,得出了消费者信心无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企业家信心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新结论。[4]事实上,自丹尼尔·卡尼曼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沉寂了几十年的行为经济学重新走进当代经济学家和大众的视野,他们均以“非理性”假设为基本前提,阐述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市场本身必然拥有“传染性”,一旦崩溃,其影响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连带性,甚至波及全世界。由此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逐渐偏离了斯密关于完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

　　二、信任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经济学严格的假设条件的约束,主流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不愿意跳出“理性人”假设的框架。因此,对于能反映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决策行为的领域,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然而,每次资本主义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都会引起人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质疑。此外,更会使人们转向对某些人类心理因素方面的研究。信任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三类观点的综合。简单地说,信任对于经济来说,可具象化为信用和信心,信用通过制度来体现,信心则是处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同主体对经济运行主观感受和评价。

　　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能够降低经济谈判中的交易费用,简化交易流程,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另一方面能推动经济健康良好运行。但是,提到信任对经济的影响,往往只关注到其负面影响。在国内外的经济新闻中,不乏看到信用危机,信誉透支等字眼,这说明,大众对信任,信心,信用制度的关注度已经逐渐提高。市场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商业陷阱、信用欺诈和各种欺骗行为的大量涌现,无论政府怎样努力整治,似乎永远无法根除,这一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金融系统中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不到位。一方面,资本家都明白通过资本转移、垄断、欺骗或者掠夺等途径来获得利润,往往是十分轻松的;另一方面,当监管漏洞本身变成一种利益来源,那就更加合算,更加暴利,因为信用有了制度的保护。对信用的保护,在增强信心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信用制度本身的怀疑。信心危机,也有着可以震荡整个市场的作用,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政府所做的一切工作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改善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提高全社会的信心,再好的政策也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也会由于信心不足而抵消。

　　信任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经济社会中的可变因素太多,消费者的偏好,不同经济主体对通胀的预期和危机到来之时的恐慌,生产者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干预等等,无一不影响着市场的运作。由于处在经济社会中的主体是难以捉摸的,信用和信心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本身又是及其脆弱的,因此,信任对经济的影响也无法一概而论。

　　三、信用评级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信用是商品交换经济的产物,是连接供求关系的纽带,其物质载体是货币。信用开始并真正得到发展的黄金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因为这时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模普遍扩大,且市场具有极高的自由度,这就要求信用作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经济活动的桥梁,突破商品流通的界限并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进而满足资本无限创造需求和开拓市场的需要。[5]信用的价值着重体现在未来价值上,而不是现时价值。[6]资本主义信用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始终都是市场的扩张和资本的增值,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这既符合资本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由于信用的虚拟性而潜藏着风险。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加剧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信用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以货币为基础,资本主义信用由资本服务型逐渐变为资本主导型,通过自身的特性在市场上大肆进行欺骗行为,迅速成为掠夺和剥削资本的工具。之后,资本主义以较快的步伐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为金融资本的超前发展,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模式由传统的生产效率推动型演化为信用泡沫推动型。[7]这个过程虽然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有效调整,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但是风险也随之升级和扩散,金融化和虚拟化使风险借助资本主义信用得以延伸至资本主义各个角落,甚至全世界。

　　信用通过制度来体现,信用制度是虚拟资本的发展基础与成长动力。信用评级制度通过信用评估机构,使用专家判断或模型分析方法,对个人和企业履行各种承诺能力和信誉程度进行全面评价,并通过一定的方式(符号或数字)表达,以完成对个人或企业(或产品)的信用等级评估,满足社会各方需要的市场行为。

　　举一个例子,在最开始的时候,证券公司(假设这一公司代表整个金融行业)与信用评级机构是互相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了使产品(假设有一证券A)获得一个高的信用等级从而能够上市,证券公司往往会想要去巴结信用评级机构。这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以评级机构为主体。信用评级机构会考虑到自身信誉(信用),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评级,为证券公司服务,各取所需。之后,证券A如期上市,证券公司正常获利。

　　后来,随着利润的增加,证券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原先的优质证券仍然能为公司带来利润,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并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证券公司开始考虑生产垃圾证券(即A’)。同之前的流程一样,新证券要想上市必然要经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而这时二者之间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证券公司的规模扩大,积累了足够“购买”等级的资金规模,或者说证券公司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信用评级机构,这时信用评级机构因不想失去这一合作伙伴只能反过来巴结证券公司;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客户服务,做出正确的评级,而是为了迎合证券公司的需要,通过透支原有的信誉,做出证券公司想要他们做出的评级。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有些证券(垃圾证券)的价值被错误的高估了。即便如此,证券A’仍然上市了,并短期内获得了高额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证券的弊端——高风险、高抵押率——逐渐暴露,当人们发现这些证券的实际价值要比预估价值低很多时,人们就不会再光顾了,由于高担保率和高抵押率,证券公司资不抵债,继而破产。此后一段时间内,信心及信用难以再建,人们陷入金融恐慌,最后爆发经济危机。

　　阿克洛夫曾考察了一个次品充斥的二手车市场,买家理性的抽走好车,然后按平均水平定价,这就意味着某些差车的质量被高估了。与“旧车市场”不同,垃圾证券被错误高估的原因在于信用评级的漏洞,这中间不乏类似“寻租”的腐败行为,可见,信用制度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

　　如今,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作为美国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难保不会出现为垃圾债评高等级的欺骗现象。信用制度的本质在于支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不断深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虚拟资本的无节制的扩张,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酝酿着经济危机的萌芽。[8]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用评级制

　　度的不完善,缺乏对其有效和有力的监督,因此在市场上有着较高的杠杆率,一旦信用被误判,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内在经济系统崩溃的原因。

　　四、信心和经济危机

　　有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以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为起点,研究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诱因之一——信心。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萧条,此次导火索即金融恐慌,公众信心崩塌,并以银行挤兑的形式爆发出来。银行没有足够的存款供人们疯狂提现,只能向企业索要贷款,致使大量企业破产,进而爆发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人们同样未预感到危机的来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是经济的空前繁荣。或者说,萧条,是我们在繁荣阶段的行为所致。[9]终于,股市崩盘,银行陷入信用危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打破了黎明前的平静,人们再一次陷入了恐慌,大萧条随之而来并且席卷整个大西洋沿岸。这一次的大萧条,无疑重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对公众来讲,先是对经济的运行信心不足,然后感到焦虑,当焦虑的个体做出经济决策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潜在的负面结果,而不是积极的结果。[10]最后发展为恐慌,恐慌本质上就是信心缺乏的极端形式,并对非理性的行为决策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结束语

　　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有着深刻而重要的作用,更是市场中各主体之间实现各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危机也具有全球化这一特征,信任危机的频繁出现,要求我们立足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信用,重塑信心,对信用制度实施更为有效和有力的监管,建立面向社会各方的更加完善的信心激励机制,以致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新的状况。

　　参考文献

　　[1]史燕伟,徐富明等.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5,23(07):1236-1244.

　　[2]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著.动物精神[M].黄志强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87-108.

　　[3]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著.钓愚[M].张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3-48.

　　[4]陈彦斌,唐诗磊.信心、动物精神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金融研究,2009(09):89-109.

　　[5]栾文莲.信用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金融资本理论的学习与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02):5-13.

　　[6]戴真真.试论信用货币与当代资本——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视角的新探索[J].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2015,9(04):11-15.

　　[7]杨慧玲.信用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2009(11):12-16.

　　[8]刘子源.关于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的若干思考[J].商业经济,2017(03):130-131+142.

　　[9]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德·沙菲尔著.稀缺[M].魏薇等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53-255.

　　[10]Ifat Levy.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Anxiety[J].Biological Psychiatry,vol.81(June 2017),pp.97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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