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危机会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传导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至少经历了三次由此造成的经济波动。本文基于制度组合的视角,利用“实践中法律”进行修正,从而确认了三次冲击中具体实践的外汇制度组合。最后通过比较各制度选择的作用来发现外汇制度改革的方向,发现在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外汇市场开放的方向上着力更能稳定经济增长。而经济转型的存在,也需要今后的改革方向多加审慎。

　　关键词：外汇制度；国际经济危机；外汇管理；汇率

　　一、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贸易、金融甚至政治上的联系都显得更加紧密,互相拉动经济发展、开拓市场的同时,外部经济的危机也对内部经济造成着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重大。

　　(一)国际经济危机的传导渠道

　　对于外部冲击的传导渠道,国内外学者大多认可至少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两条渠道。即当经济危机发生在某一国内,他国将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接收危机所产生的影响。

　　1.贸易渠道

　　(1)收入效应。危机发生国的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能力降低,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整体需求不振,进口商品也难以幸免。(2)财富效应。危机发生国的经济环境恶劣,居民所持财富的价格缩水,减少消费。(3)价格效应。危机发生国的币值降低,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对于贸易渠道,Cochrane,Cambell J.Y.,Mankiw N.G(1991)(1)通过对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数据研究,认为消费除了受当前收入影响外,还受预期收入影响。而居民收入预期下调,消费总量——尤其是对他国进口产品的消费总量——下降。Canova&Dellas(1993)(2)基于多个国家的数据考察,认为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作用比以前更大。Glick&Rose(1999)(3)发现货币危机的传导带有明显区域性,国际贸易在此发挥着关键作用。Eickmeier(2007)(4)则以美国和德国为例,不仅认为外贸在美国经济衰退传导德国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杨万平、袁晓玲(2010)(5)基于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对美出口是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

　　2.金融渠道

　　黄梅波、吕朝凤(2010)(6)认为,(1)危机发生国信贷标准提高,本国呆坏账增多,导致本国流动性紧缩。直接降低投资热度。(2)跨国公司资本回流。母公司的经营环境恶劣,经营业绩下滑,所持资产价值降低,经营安全受威胁。为保障经营安全,维持经营业绩,子公司资本开始回流,减少对外的投资。(3)投资者预期。对于某些与危机发生国存在相似的背景的国家,投资者倾向于减少对于该类国家投资。这也有诸多实证研究支持,Jansen&Stokman(2004)(7)具体考察了加拿大、法国等六国在1982-2001年的数据,发现拥有比较密集的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家有更同步的经济周期。Eickmeier(2007)(8)则针对美国对德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波动传导研究中,还对包括股票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等在内的许多渠道进行观察,发现资本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重。此类传导渠道在中国也适用,安辉等(2011)(9)认为中国经济受到了美国经济的影响时,且由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杨湘玉、程源(2012)(10)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主要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渠道接受外部经济冲击。

　　不难看出,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对受冲击的国家而言,直接表现为进出口贸易的变化;而在金融渠道内,则集中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因此,以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速和外商投资额的增速来表现外部冲击,是值得信任的。

　　(二)国际经济危机造成的的三次经济波动

　　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和GDP增速的集中观察,基本可以确认国际经济危机与经济波动有着一定相关性,且我国至少遭受了三次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

　　第一次影响发生在1989年,面对国外的集体违约和经济封锁,进出口增速迅速下挫,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则仅为上一年度的16.3%,GDP增速也随之下滑。第二次影响来自于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出现持续低迷,其中,进出口总额增速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均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导致GDP增速缩水严重。第三次波动发生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增速滑坡严重。进出口贸易增速于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08年的GDP增速也因此快速下跌。这三次经济下滑,都主要受外部经济冲击,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脆弱性由此凸显。

　　二、外汇制度在国际经济危机下的具体作用

　　(一)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时的具体外汇制度

　　既然经济肌理的失衡使得中国易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为了改变失衡现状、缓解外部冲击、强健经济肌体,我们应当对此有所反应。余永定(2010)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并非是作为初始条件的中国特定“经济结构”所使然,而是由于选择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追求,这些“结构性”问题正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只要改变制度选择,假以时日,发展模式也是可以改变的。

　　1.第一次波动时的外汇制度

　　自1980年开始,建立起来外汇调剂制度。全国及各地方均先后设立了的外汇调剂中心。1986年,央行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之间自行定价、买卖外汇,从而开始出现调剂市场汇率,形成了调剂汇率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轨汇率制,实现了外汇资金的特色市场调节。

　　2.第二次波动时的外汇制度

　　1993年,央行提出并具体落实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建设。之后,央行决定设立外汇交易中心,并以此作为汇率形成的基础。1998年,央行、外管局联合宣布正式关闭外汇调剂市场,调剂汇率不复存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最终形成。但是在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到来,当局依然选择了保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

　　1993年,央行宣布取消外汇留成制度,这次改革的核心是要实现对境内企业充分放开外汇的供应。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仅能在一定份额内保留外汇收入,其余超出部分则必须卖给指定银行,或通过调剂中心卖出。

　　3.第三次波动的外汇制度

　　2007年,取消了经常项目的限额管理,意味着意愿结汇取代了强制结售汇。于2007年,陆续建立了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向境外证券进行投资的制度、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的制度。人民币正式加入货币篮子,成为又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力度愈大。

　　2005年,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以一篮子货币进行参考。但是通过对实践中汇率波动的观察发现,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我国在事实上采取的仍然是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综上,在三次经济波动中,所实践的外汇制度分别为:双轨汇率制+外汇调剂制;单一钉住美元+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强制结售汇制;单一钉住美元+资本项目稍微放开的意愿结售汇制。

　　(二)三次波动时外汇制度的作用不一

　　1.第一次经济波动时的外汇制度作用不明显

　　在此期间,国内经济发展极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1985-1993年的受外部冲击严重,因为双边贸易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重要因素。我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速均放缓,GDP增长率也随之下挫;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和进出口总额增速上升,则拉动了经济增长。增长率基本同步。可见汇率双轨制并未能缓解国际经危机造成的影响。

　　2.第二次波动时外汇制度作用仍然不足

　　这段时期的国内经济十分脆弱,造血能力不足,十分容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却不能顺利地随着外部经济复苏而恢复。东南亚金融危机刺激了外商投资的敏感神经。导致外商直接资额增速保持着近7年的下滑,造成GDP增速于1999年达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是有史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热情的最冰点。而进出口总额增速在1997年与1999年的提升却没能将中国经济脱离泥潭。

　　3.第三次波动时的外汇制度作用明显

　　对外经济相关数据的增速在2004年至2005年持续放缓,而GDP增长率一直在增大,这说明国外需求的放缓并未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或者说这样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肌理的改变而“缓冲”、“消化”。与此相对应,2005-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热情逐渐高涨,但是GDP增速仍然可以稳健上升并未有急速的提高,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为平稳。

　　2008的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进出口总额增速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不仅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跌至谷底,进出口增速更是触到历史最低点,至今未能打破。但我国的经济增速并未再出现相应程度的暴跌,并于2010年实现了经济增速的提升。以这次经济下滑的剧烈程度之大,却似乎没有给我国造成连续断崖式的奔溃,很难说没有制度变化的因素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2011年的外部经济不景气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无论是何缘由,都不会是个乐观的结果。并且,当经济肌理尚未发生根本转变时,原有的改革方向可能不再适用。例如,201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和进出口增速双拉升也未能振奋经济发展,这或许预示着经济转型的到来。一旦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原有的外汇制度改革方向可能也不能再发挥相同程度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与审慎分析。

　　三、结论

　　第三次波动中的外汇制度作用明显,而制度上的区别在于:相较第一次波动,汇率并轨+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相较第二次波动,意愿结售汇。利用边际意义上的视角,分别属于朝着汇率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开放化的方向进行改革,由此可以明晰此类改革方向上的作用。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或许预示着,外汇制度需要不一样的改革方向,并非天然应当保持该方向去变革。

　　参考文献：

　　[1]肖凤娟.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国际贸易.2008(7).

　　注释：

　　1 Campbell,John Y.,and N.G.Mankiw.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A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5.4(1991).723-756.

　　2 Canova,Fabio,and H.Dellas.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4.1-2(1993).23-47.

　　3 Reuven Glick,and Andrew K.Rose.Contagion and trade:Why are currency crises regiona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8.4(1999).603-617.

　　4(8)Eickmeier,Sandra.Business cycle transmission from the US to Germany-A structural factor approac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51.3(2007).521-551.

　　5杨万平、袁晓玲.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0(7)

　　6黄梅波、吕朝凤.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对东南亚国家产出的中期影响:基于日本、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0(4).

　　7 Jansen,W.Jos,and Stokman,Ad C.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Macroeconomics(2005).

　　8安辉、迟箖、谷宇.FDI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与冲击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

　　9杨湘玉、程源.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发展中国家的路径--基于14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2(11).

　　10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与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0(4).

　　11陈全庚.中国外汇体制的改革.国际金融研究.1992(7).

　　12陈志宏.现行外汇留成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构想.国际贸易问题.1990(9).

　　13陶礼明.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分析.国际金融研究.1994(12).

　　14吴念鲁、杨海平.中国外汇储备制度演进、数量变化的经济学逻辑及其启示.西南金融.2014(8).

　　15程惠芳、岑丽君.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经济研究.2010(9);杨湘玉、程源.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发展中国家的路径--基于14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