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述了作者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科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的几点看法。在过去一个甲子里,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学科发轫即旨在解决当时社会经济重大问题,当前实证研究风气浓厚,秉承了交叉学科的特点,并已形成了学术共同体。未来,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教育供给来看,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将进一步拓展。学科面临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数据质量、研究方法、新技术环境和学术合作等方面面临挑战。作者倡议学科同仁拓展学科研究内容,深化研究理论,并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方法,为学科在新的甲子轮回中的辉煌共同努力。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理论
如果把个人的执教生涯比作时间的河,一个甲子悠长而浓墨重彩;如果把中国教育经济学科的发展比作时间的河,过去的这个甲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正蓬勃兴旺地奔向下一个甲子轮回。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是没有教育经济学的,这与西方教育经济学在此期间的形成和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到1978年以后,我国教育学界掀起了讨论教育本质问题的热潮,承认教育具有经济意义,才开始为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做思想准备。以崇尚实证研究为特色的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在过去30多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作者试图借纪念王善迈老师执教六十年之际,梳理并简述我们对教育经济学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的几点看法,角度无意全面系统,纯属管窥蠡测的个人感悟。
一、学科发展的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经济学研究能够紧密结合经济社会重大现实需要,从诞生起就是一门“显学”,是经世致用的,而且是面向大问题,做大文章的,也是做出了有重大影响的工作的。比如4%课题的研究,教育结构调整的研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研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研究,相关教育政策和改革对教育发展效果的研究等等。教育经济学虽然是小学科、边缘学科,但从来就没有“边缘化”!
第二,学科发轫的起点较高。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我国教育经济学前辈们大都是学界中学养深厚、学术洞察力极强的学者(例如厉以宁教授、王善迈教授、陈良焜教授、靳希斌教授、闵维方教授等),后来教育经济学科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学科的引进者和开拓者们确实具有超前的、卓越的眼光,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的教育经济学才能在不长的三十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并且影响带动了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
第三,中国的教育经济学已经确立了自己学科独特的分析视角和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学科规范和学科自我认同,形成了明确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不容小觑的学科。
第四,教育经济学科边界趋向模糊。教育经济学作为一个因交叉而诞生的学科,将学科交叉的特点进一步拓展向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议题不再局限于初始阶段狭义的教育学科和经济学科的结合,越来越多地将触角伸向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其他的一级学科,体现了多学科的融合。例如,就研究议题而言,教育成本、资源投入、经济收益、效率等是教育经济学最初的关注点,而公平、社会分层、代际流动等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也已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热衷研究的问题;就概念测量而言,收入、教育年限等传统变量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需求,测量拓展向心理学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等高阶认知能力和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等非认知能力;就基本假设而言,教育经济学借鉴了行为经济学对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以及偏好一致等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经济学也已采用实验经济学、社会网络分析法、文献计量分析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补充武装自己。可见,教育经济学不断地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其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研究的疆域越发广泛。
第五,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风气日渐浓厚,逐步蔚然成风。特别在定量实证研究方面,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技术的不断改良,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在加速缩小。早期我国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主是国家层次的统计数据。由于数据资料匮乏,研究者需要到图书馆手抄数据资料,使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单位变得非常多样化,包括国家层次、学校层次、企业层次、家庭层次、个人层次,等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普通的线性回归到各种拓展形式的统计分析,从注重相关关系到强调探索因果关系。随着统计学的因果推断技术在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应用的不断增加,学者们近年来采用自然实验和准实验的方法构建反事实,在复杂的影响因素中的剥离出干预效果。比如,已有大量研究对我国以往一些教育政策进行回顾性评价,其中倾向分匹配、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断点回归等因果推断技术已经成为学者在进行教育经济学实证分析时偏好采用的因果推断分析方法。
二、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就教育的需求还是供给角度而言,我国教育经济学都将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从教育的“需求”一端来说,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更加需要教育,从而也更加需要教育经济学。
第一,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有关创新的发生、创新人才成长和涌现的规律等,亟需深入的科学考察。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现代化需要人力资本在整体上升级,结构优化,不但提出了对人才的规模和结构的更高要求,也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此外,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进步正在重塑很多产业的“业态”,教育产业也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二,在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科技和教育的倚赖。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停滞只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更严重的是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贫富分化加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教育对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对改善收入分配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也将成为教育经济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研究问题。
第三,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下教育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特别在社会建设方面,对人民群众经济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和福利的实现,对社区、社会的整合与和谐,教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都值得研究。再如,新型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过程中,教育人口的流动与分布变化规律,其资源含义和教育后果,以及教育的空间布局调整等,都将是重要的议题。
第四,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对培养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需求。随着中国崛起,中国通过倡导新型全球化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由此带来的人才流动或“循环”(brain circulation)可能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过去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源或人才的跨国流动规律和经济社会后果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开展得不够充分。
从教育的“供给”一端来说,未来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与具体模式将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近年来义务教育高水平巩固,学前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基础教育在很多地方实际已经普及。自2005年以来,中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10年间中等教育结构的变化有了新的趋势。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持续扩张以来,毕业生数连年增加,预计到2020年,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存量人口将突破1亿人,超过美国。“全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这些变化都自有其经济学、财政学含义,需要有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现有人力资源(包括教师资源的配置)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又如,近年的教育结构调整(如:职业教育大发展)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劳动力规模、总体质量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影响,是否会有一个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凸显期”?还是如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中国正在失去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对于教育质量问题,如何对教育产出的质量进行监测?在新技术条件下,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是怎样的?在大数据时代,学生学习的影响因素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到行为和心理层面,在此背景下,哪些教学模式或者教学支持手段能够有效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这些研究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和突破。
未来,在教育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议题进一步拓展,这也将给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带来挑战。
第一,高质量数据的可得性与未来广泛的教育研究数据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基础资料是相关领域的量化数据。过去中国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所应用的数据已经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拓展到了中观的机构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未来教育过程中的大数据也将为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提供资料。然而,相对于未来更为广泛的研究议题而言,目前已开发使用的教育数据资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开拓数据数量与提高数据质量成为挑战。
第二,对新实证研究方法的跟进与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思考之间可能存在失调。未来教育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展为研究者选取具体研究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对实证分析技术的应用急于求成也导致了伪实证和形式实证的出现。研究者从可行性的角度会挑选那些数据资料可得、新颖研究方法可用的研究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方法而研究,忽略研究问题本身的价值。可行的研究问题不代表一定是重要的研究问题,因此,如何避免选择研究问题时的纯技术导向,促进对有理论价值的研究问题进行攻坚,在未来具有挑战。
第三,教育大数据令人瞩目的应用前景与对其应用局限的理性认识之间存在距离。无可否认,未来大数据将会为传统的教育经济实证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测量数据的界定。而规模“大”并不是大数据对于教育研究的本质贡献。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在精准性、统计检验的逻辑、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结论的推广性等许多方面与传统数据所采用的研究逻辑和方法有所不同。研究者在面临大数据的新鲜感时,注意力会容易从基于传统数据对“为什么”的分析转移到大数据所展现的“是什么”。然而,大数据时代不应是“理论终结”的时代,教育经济实证研究者如何通过理性选择使得未来实证研究在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能够在解决研究问题中合理配合、相得益彰,具有挑战。
第四,研究者的认知及资源局限与实证研究的客观性追求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未来教育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将会使个体研究者的认知和资源局限进一步凸现,国内同行之间、国际同行之间、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研究合作将更为紧密。因此,未来中国的教育经济学者如何拓展深化认知并不忘初心,如何作为国际学术圈的“局内人”生产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教育实证研究,如何在为我国教育发展出谋划策的同时保持独立于行政的客观立场,这些都具有挑战。
三、未来愿景
虽然我国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与国际前沿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相比较,我们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在比较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一流的教育经济学学科应具备的特点,这同时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目标。首先是对学校组织行为、教育教学过程、政府教育财政行为和教育的政策环境有充分的理解。其次是具备一流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品位,能够识别出教育政策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然后是引入已有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发展教育经济学学科自身理论。再者是运用前沿、精细的实证研究方法,为研究问题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答案。此外是能够与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者和国内外同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使研究成果有效传播和作用于教育实践。在此,我们呼吁中国教育经济学科全体同仁坚守我们的研究使命,共启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未来愿景。
第一,拓展和深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不平等与教育是最为核心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包括对人力资本投资与降低不平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对面向贫困、弱势群体的教育政策的研究。还包括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得教育资源更有效地利用,从而达到更高水平的公平。(2)对教育选择的研究,包括教育的私人选择,比如学生入学选择(是否上学)与学校选择(何处上学),以及教师劳动力市场(教师的职业选择行为),也包括公共选择,比如教育财政的制度、体制、机制,教育政策选择如学校撤并、招生考试制度、学校选择制度等。(3)对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包括接受教育的货币与非货币回报、短期与长期回报,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与技能匹配等。(4)对教育生产异质性的研究,包括对不同教育投入(包括学校管理、教师、同伴、家庭,以及健康、视力、营养等)、不同被影响群体(包括性别、民族、家庭背景、能力分布不同位点上的学生等)、不同教育形式(包括传统学校教育、新技术下的在线教育、学习过程与课程设计、影子教育等)的研究。(5)对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设计研究,包括短期、长期效果等,也包括在理解教育政策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教育政策的作用机制。
第二,深化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首先,是要花力气在理解、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理论上下功夫。这包括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比如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生产函数、教育选择与学校选择、教育财政学与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还包括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扩展,比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对于这些理论我们不仅要理解和应用,更要在中国独特的教育实践场景下扩展与建构。其次,还要有与相关学科理论的深度融合。涵盖的学科涉及但不限于社会学(学校组织、社会分层)、政治学(政策决策、校长角色)、心理学(教育结果测量)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跨学科深度融合的可能性。最后,是要创建有本土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这些本土理论能够更好地用来解释和研究一些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教育回报、劳动力市场分割、公立重点学校效率、高等教育扩张等。
第三,加强并改善实证研究方法。数据建设、发掘和整备。要着力建立更多的大规模、随机抽样、纵向追踪数据,同时要提高教育测量水平,改善数据质量。随机干预试验是社会科学因果研究的黄金标准。学习和应用前沿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回答相应问题选择最恰当、准确的方法。采用混合研究,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能够更好地结合,为回答研究问题提供多角度的案例与实证分析。提高方法论素养,把握不同方法的前提假设,应用过程中恰当判断和控制方法的局限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将齐心协力,通过严谨、准确的因果推断方法进行的教育政策评估,为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评估和完善提供帮助;将通过研究促进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运用网络技术和创新教育形式,以增强教育在降低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将通过与政策制定者、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企业雇主、社会组织等多方的配合开展高质量的教育研究,从而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我们将不懈努力,在老一辈教育经济学家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延续并光大中国教育经济学科在新的甲子轮回中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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