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全球化退潮和各国民粹主义回归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向着不和谐、不稳定发展。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原有的世界多级平衡合作格局逐渐退变为多级单边冲突,全球治理迈入“金德尔伯格陷阱”。随着国际治理结构的衰退和冲突的加剧,未来国际政治走向可能从经贸竞争转向更深层次的主义之争、文明之争和全方位战略碰撞。就国际经济格局而言,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孕育,短期政策不协调和国际经济动荡加剧,全球分工体系正发生重构,国际经济规则也正在被改写。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下的持久性中美竞争也成为了国际环境的主线。为此,中国应对外要坚持多方协商推动全球化的对外开放,对内维持政策定力实现压力—动力转换,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多极化;全球化衰退;国际格局;中美竞争;局势变化

　　一、近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向不和谐、不稳定发展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政治形势转向不和谐的大国冲突,国际经济形势转向不稳定风险集聚与体系规则重整。国际政治格局方面,基本格局已从“多级平衡合作”向“多级单边冲突”发生历史性转变,具体形式也从多边协商转向单边竞争,未来走向可能从经贸竞争转向更深层次的主义之争、文明之争和全方位战略碰撞。在国际经济格局方面,从长期经济来看,全球技术进步动能正在孕育;从短期经济来看,主要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引发经济政策严重不协调,政策的外溢效应造成了全球经济动荡;从全球分工结构来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深度重构;从国际经济规则来看,多边规则转向单边规则,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中美持久性的摩擦和竞争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主线条。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从目前的经贸摩擦升级到更深层次的科技战和金融战,从而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

　　(一)国际政治格局变化

　　1.“多级平衡合作”被“多级单边冲突”取代

　　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的崛起,世界政治格局事实上形成了美国主导、多级参与合作和进行全球化治理的格局。当前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布仍是多级格局,美国、欧盟、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相互制衡的总体格局并未发生变化。

　　多级的形态已由合作转向冲突。从2012年开始蔓延的全球化衰退,使得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多级合作的全球化开放趋势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奉行的“美国至上”原则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带有极强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对其盟国,美国采取逼迫要挟的方式获取利益;对于中国,美国则直接视为竞争对手而发动贸易战。美国丧失参与国际事务热情,专注于本国利益,使得缺失主导力量的多级合作、和平局面不再有存在的基础。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原有框架下制衡增多迫使美国选择战略收缩。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框架下,随着欧盟、中国、日本、俄罗斯的崛起,多极化趋势对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产生的制衡作用增强。在实力变化的结构条件下,美国通过原有的“一带多”的国际政治格局不再能掌握绝对主动权和获取国际政治经济利益,从而迫使美国选择战略收缩,回到单边主义的轨道。

　　全球治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世界体系的运转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需要一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提供国际治理的公共产品。当前美国不再愿意承担国际职责,欧盟和中国事实上还不足以形成国际主导力,国际治理格局陷入无领导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乏。

　　2.“多边协商”被“单边竞争”所取代

　　随着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从多级平衡合作转向多级单边冲突,国际政治的表现形式也从多边协商转向单边竞争。

　　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的制约作用大幅减弱。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协调机制随着美国参与意愿的减弱将逐渐被削弱。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否定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等诸多行为,不仅仅表现为美国新政府对上届政府的否定和推翻,更体现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的约束力大幅衰减。事实上,在世界各级实力增强之前,联合国等组织就只是美国操纵国际政治的工具;随着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美国选择抛弃对其产生约束的国际组织是必然选择。随着世界主导国美国不再支持国际组织协议,协议对于各国的约束性已然大大折扣。

　　单边竞争盛行将促使政治集团形成。“多级合作协商”的基础不复存在以后,国际争端只能以单边主义进行。美国乐意采取单边主义进行制裁,使得各国也只能采取单边主义形式进行回击。随着单边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部分国家联盟或者次联盟的形式将更加普遍。单边竞争的政治集团模式不同于多级均衡的政治集团,后者是时变和协调性的,前者则是相对固定和对抗性的。

　　3.未来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冲突

　　世界多级协商格局的瓦解和单边主义的兴起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可能将演变为更深更广的全方位冲突。

　　内在动力是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全球化扩张时期的国际分工,通过分配全球化福利暂时弥合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市场力量剥削边缘国家的历史特性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改变。美国指责中国国有比重过高不符合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全球分工格局,必将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限制,意识形态的斗争可能将更为残酷。

　　外在压力是东西方文明之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文明复兴和一个文明阻挡的过程,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俄罗斯转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冲突仍旧持续。文明的竞争将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的国际影响上,东西方文明竞争可能将十分激烈。

　　最终手段是全方位战略碰撞。一个国家崛起与另一个主导大国之间的攻守,必然将引发全方位的战略碰撞。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重要国家进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合作,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中国在重要港口国家布置军事存在的做法,使得美国产生了极大的警觉。美国对于撼动其根本国际地位的战略,将予以猛烈的回击,而中国也需要做好准备。

　　(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

　　1.长期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孕育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了显着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危机产生的僵尸企业占据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创新带来的技术红利已被消耗吸收。

　　而近年来新技术革命正在培育中。人工智能、区块链、新能源等新技术的研发热度空前,这些技术在一定的时候可能颠覆传统的生产工艺流程,从而带来新一轮的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增长。与以往的产业革命不同的是,中国正在经历本轮技术革新,掌握弯道超车的机遇。

　　国际技术封锁可能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尽管中国近年来也大量投资新技术领域,然而技术的策源地还是在欧美国家,中国的技术仍处于跟踪学习阶段。技术带来的增长效应本身就是一个扩散、学习改进、再扩散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依托开放条件的国际技术扩散。如果经贸摩擦继续升级成技术封锁,将严重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

　　2.短期周期不同步和政策不协调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全球经济分化严重,经济周期严重不同步。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增长差异正在扩大,美国经济的增长扩张势头仍十分强劲。2018年和2019年的预期增长率为2.9%和2.7%,远高于2017年的2.3%。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增长已达到顶峰,2018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明这些地区未来增速都将出现下滑。新兴市场的增长也变得更加不平衡,油价上涨、美元加息周期导致的资本外流、贸易冲突引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紧张态势持续蔓延,使得阿根廷,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增长预测均已下调。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家已经出现了国外经济风险严重威胁国内经济发展的迹象,而中国也正处于结构性减速的时期。

　　周期政策不协调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货币政策方面,随着对通货膨胀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强劲反应,美联储继续推进逐步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欧洲央行则宣布预计将在12月31日退出QE。财政政策方面,以美国大幅减税为代表,2/3的OECD国家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尽管面临增长的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经济风险。受美元加息和减税影响,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造成了剧烈的国际市场动荡。截至2018年8月初,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与2月初相比已经上涨了6%。相比之下,一些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由于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和国内信心下降的影响,与2月份相比,阿根廷比索贬值了30%以上,巴西雷亚尔贬值超过15%,土耳其里拉减少了25%以上,而南非的弱于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促成了南非兰特7%的贬值。

　　3.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发生深度重构

　　传统的全球产业分工,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顶端,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生产中间品,而拉美等国提供生产原材料。但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资源型国家的衰落,原有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在被打破。资源型国家出现衰落。美国页岩气革命推动了整个能源产业革命,原有的资源性大国如南非、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纷纷出现经济危机,产业分工体系的底部开始瓦解。

　　制造业大国积极尝试产业升级。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不甘于代工大国的位置,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和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全球价值链的数据表明,中国近几年的价值链位置显着提升,中国尝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最终实现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转换。欧美国家试图遏制产业升级,对于占据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升级威胁了它们的主导型国际经济地位。因此欧美国家正在试图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以此限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缺乏国内制造业支撑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是无法彻底脱离中国的,在市场逐利性的驱动下,产业封锁最终只能是短期的威吓手段。

　　4.国际经济规则发生显着变化

　　以往的国际经济规则依托国际政治格局的搭建而成立,在“一带多”的政治格局下,国际经济规则由世界多级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协商,辅助以区域经济组织进行协调。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开始减少了参与国际组织的热情。国际经济规则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影响而发生变化,贸易争端的处理和规则制定由全球性组织的协商开始转变为单边的制裁和双边的谈判。最近的中美贸易战、欧美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规则发生变化的前兆和典型事例。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可能从全球标准退化为区域协商的地区协议,区域和集团之间的经贸冲突也将难以再通过国际争端协调机制进行解决。国家和区域形式的保护主义挤压贸易自由主义,可能是近期的趋势。

　　(三)中美竞争成为中国国际环境的主线

　　1.中美贸易摩擦是持久战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贸易不平衡,根本原因是遏制中国崛起。中国自1994年汇改人民币大幅贬值和2001年加入WTO以后,净出口显着提升,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也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新形势下,中国对美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双顺差”日益成为美国心腹之患,中美的这种贸易不平衡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根源。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直接目标就是减少贸易赤字,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加美国出口创造就业。制造业净出口大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货币竞争不乏先例,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和80-90年代就分别与法国、德国和日本有过摩擦。贸易失衡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慌,妄图以经济政治手段遏制崛起。这是因为中国正在努力进行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攀升,向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进军,这是牢牢占据价值链顶端的欧美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高科技行业的限制与反限制,是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重点。中美贸易摩擦有其前因后果和历史必然,不应以“阴谋论”过度揣度双方的战略意图。

　　2.未来可能演变为科技战和金融战

　　科技战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手段。美国中长期的意图旨在限制中国转型升级。中国正在经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而美国主导的贸易摩擦旨在限制中国高科技制造的发展,始终困在加工制造业大国的窘境里。美国实施的技术封锁可能延缓中国技术升级的速度,从而减弱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效果,降低实体经济利润率。

　　金融战将是影响中美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其他国家都采取过金融战或者金融方面的限制措施,包括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的货币升值压力、对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采取的金融制裁。就中美金融战而言,美元和人民币的货币竞争、股债汇市场攻击、炒作大宗商品、严格限制资本流动、冻结在美中资资产、切断SWIFT、降低中国评级等都将是金融战的重点领域。中美金融战的重点在于通过外部金融压力挤压国内泡沫破灭,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的动荡和政策混乱,是一种以外部压力冲击使内部崩溃的有效手段,将严重影响中美格局走势。

　　二、以“全球化多方协商”和内部“压力—动力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国际冲突加剧、经济动荡变革加深对中国重要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坚持多方协商、反对单边主义,以积极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对内政策应该以苦练内功为主,保持政策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将外部压力转换为内部发展动力,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一)对外坚持多方协商推动全球化的对外开放

　　1.坚持多方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单边主义。

　　坚持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解决国际争端,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制裁,积极推动完善国际组织规制。为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形成政治集团和对抗局面。加强与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交流,防止美国形成战略围攻态势。

　　2.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发展。

　　全面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积极推动投资领域对外开放。大力推动营商环境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中国制造走出去。密切关注和防范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风险,避免国际局势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造成较大损失。

　　(二)对内保持政策定力实现压力—动力转换

　　1.维持政策定力不搞强刺激。

　　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刺激,不主动制造经济热度和泡沫。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维持在合理水平,避免大规模投资刺激造成进一步的资源配置扭曲。汇率维持在合理水平,不主动实施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同时也要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

　　2.防范经济风险和转型危机。

　　大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体系风险、房地产泡沫三大风险点。加强金融创新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监管,防止网络借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严格控制非法资本流动,防范资本外逃风险和汇率下跌风险。增强就业引导工作,减少因经济转型和贸易冲击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加快推进财税体制现代化改革,推动和完善央地财权事权改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化解地方财政危机。

　　3.坚持自主创新战略。

　　加强基础科学研发的投入力度,对基础研发、应用研发和试验发展研究采取不同级别的激励措施。制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开创性、关键性、引导性的研发,挤压吸引改造型研发投入的水分,增强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严格控制研发资金的低效率使用。完善研发统计体系,有效计算财政研发资金和企业研发资金的产出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剑锋.美国频繁“退群”将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N].证券时报,2018-6-23(A005).

　　[2]孙海潮.国际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方兴未艾[EB/OL].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8-06/12253175.html,2018-6-14.

　　[3]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World Economic Outlook:CyclicalUpswing,StructuralChange.Washington,DC.

　　[4]OECD.2018.OECD Economic Outlook,Volume 2018 Issue1:Preliminary version,OECD Publishing,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