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与资源配置的法律部门,其主要包含《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本文将首先对弱势群体的产生与特征进行介绍,再对保护弱势群体的法理学基础进行分析。同时也将依据我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以及经济法的职能与属性,提出依托经济法保护弱势群体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经济法;弱势群体;法理基础;生存现状;保护策略

　　弱势群体是大型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人群,该群体受到先天禀赋、集体存量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在劳动中获得充足的生产要素或与社会平均值接近的薪酬。同时该群体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其家庭将长期处于弱势群体阶层。经济法具有调节社会分配的功能,依托经济法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不仅有利于该群体的阶层提升,也会使我国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一、弱势群体的产生与特征

　　获取生产要素与对应收益,是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诉求。收益较高的居民可享受更好的生活,反之其物质供应将更为窘迫,甚至威胁到自身的生存。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劳动者往往无法均匀地获得生产要素与收益,其中禀赋、集体存量以及外部影响是制约资源所得的主要因素。禀赋可被概括为智力、体力等先天条件,也是制约职业规划的主要因素。若禀赋不足,劳动者将难以获得充足的收益。例如,残障人士往往难以从事高收益的工作,因此,可被视为弱势群体。集体存量,是指社会居民的家庭积累或生活区域的经济资源。人类生活在集体中,并可继承该集体的存量资源。存量资源不足必将对其生活带来影响,例如,贫困地区缺乏生产要素,当地居民在付出高强度劳动的同时依然难以获得充足的收益,资产价值也无法提升。因此,可被视为弱势群体。外部影响也是制约劳动者收益的主要因素,其中可包括政策影响、疾病影响、自然灾害影响等。

　　二、保护弱势群体的法理学基础

　　(一)实现社会公平

　　法律来源于社会公约,对于全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在现实环境下,法律的公平性会在制定、实施、维护等环节中受到挑战。其中掌握更多资源的群体,往往会在司法体系中寻求到更多的收益。基于这一现实问题,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对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以期待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性。但公平性并非抽象的概念,需要在利益分配层面得到体现。将社会中有限的生产要素与物资供应,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个体。但公平并非绝对概念,并缺乏可量化的评价标准。因此公平性会随着时间与地理条件限制,体现出不同的形态。当代社会中的法律,已经成为指导居民行为、规范思想认知的重要工具。因此法律可被视为公平的标准之一。同时法律来源于社会共识,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应当寻求社会中的最大公约数。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可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法,将使社会更加公平。

　　(二)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的重要属性。人类的认知视角存在诸多差异,因此难以通过本性与其他个体开展高效的合作。但当代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分工更加复杂。劳动者需要在统一的标准体系中分工合作。基于这一需求,法律的重要性得到了更高的关注。但社会分工应包含全体公民,不应具有排他性。当禀赋较高或资源丰富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制定出排他性机制时,必将使生产要素与物资供应的流动受到阻碍。而这一问题也将扩大贫富差距并导致社会撕裂。针对这一现象,孔子曾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也在无数次的历史事件中得到证明。有鉴于此,法律应当作为全社会的行为标准,从而使弱势群体得以融入生产与教育体系。通过这一设计,弱势群体将获得融入主流社会的路径,生活方向也将更为明确。弱势群体努力融入中产阶层,将使中产阶层更具向心力,社会的稳定性与秩序将得到保障。

　　(三)推进社会发展

　　推进社会发展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规模较大且分工复杂的社会通常会走向瓦解。而法律可将诱发社会瓦解的因素排斥在居民的行为规范之外,从而使社会发展获得稳定的环境。同时法律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严格遵照法律规范制定经济策略,将使该社会实现中长期的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律,是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中,从而使科技水平获得提升,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将相应提高。而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居民可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使实现社会发展。但社会发展也会导致资源的高度集中,掌握资源的群体,更倾向于维护固有体系。同时在集中了足够的剩余资源后,社会中将出现强势群体,并会倾向于将这部分资源用于个人享受而非科技创新。弱势群体对于资源的利用率较高,利用法律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资源,将使社会发展获得必要的活力。

　　(四)国家基础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清楚写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基于这一原则,新中国在成立伊始,就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并将此视为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后,为了快速推进经济建设,我国提出了“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但该政策并非要扩大贫富差距,“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主要目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减免了农业税并大幅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弱势群体的税费负担得以大幅缓解。进入新时期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重点扶持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通过分析可总结出,保护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在其他法规与政策的制定中,弱势群体始终被视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诸多层面受到了保护。

　　三、我国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不明确

　　我国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并不明确。通常情况下,可被视为缺乏生产劳动能力与物质供应的社会居民。但在互联网环境下,劳动能力的界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依靠伤残等级界定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的生产体系。同时传统的伤残界定模式,更加关注劳动者的肢体健全程度与智力水平,但困扰当代居民的心理疾病,却未被纳入到界定机制中。有鉴于此,依靠伤残等级界定弱势群体的方式应被视为辅助手段。再有我国在评价居民物资供应的情况时,会依据年收入作出判断,但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这一方式并不能准确涵盖所有弱势群体。最后,监管机制不科学,也是影响弱势群体界定的主要因素。我国的规模极大,经济活动难以得到准确统计。这一问题,将对弱势群体的评价机制带来负面影响。在现实环境中,为了享受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部分人群会针对监管漏洞,隐瞒自身的真实收入,以套取违规收益。例如,部分家庭会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获得首套房的信贷优惠。这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发展,资源分配机制也将遭到破坏。

　　(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出现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固定资产不均衡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2002年后,我国的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但各地区的涨幅却存在极大的差距。例如,北京中心区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已经上涨到10万元/平方米。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上涨幅度接近20倍。而多数中小城市或乡镇地区的房价却仍然维持在每平方米1万元以内,两地居民在付出同等劳动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却进一步拉大。其二,是收入分配不均匀。工、农业生产以及科技研发,是提升社会产出的主要动力。但在部分领域内下,投机炒作却获得了最高的收益。当诚实劳动所带来的收益被投机炒作稀释后,弱势群体的收入将受到最大影响。其三,是阶层固化带来的影响。基层固化将导致马太效应,即“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近年来,我国的传统行业以及趋于饱和,准入门槛也相应提升,弱势群体难以积累出优质的创业资源。

　　(三)社会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社会保障机制是维护全体公民基础需求的底线,理应为弱势群体提供倾斜。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弱势群体难以得到足够的照顾。例如,我国医保可被分为特殊补助、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医保这四大类。其中新农合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最低,且新农合医保的服务质量相对更差。当发生重大疾病的情况时,普通居民极易转变为弱势群体。再有,我国的社保退休金,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多数农民的退休金低于400元。这一数字与城市居民仍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农业户籍人口约为5.9亿,其中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城市地区。过低的退休金将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还有,是低保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且补助金额过低。低保制度设计不合理,是指多数地区的城乡低保仍然存在差距,社会公平难以得到体现。同时我国多数地区的低保补助金额为240元/月。参考当前物价,这一数额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最后,在我国的社保体系内,灵活就业人员将承担着极高的缴费金额。灵活就业人员的个人收入普遍较低,全部承担社保缴费,将对该群体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退休金通常也低于国企职工。

　　(四)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小微企业可被视为弱势群体。在融资的过程中,这部分企业难以得到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即使获得信贷也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受此影响,大型企业将逐渐掌握到更多的资源,与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将不断扩大。其次,为了鼓励弱势群体开展自主创业,我国制定了税费减免等一些列措施。但在落实环节中,这部分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帮助却极为有限。弱势群体的经营能力普遍较弱,加之资金投入的约束,通常不会选择自主创业。但我国尚未制定出促进该群体就业的有效政策,弱势群体难以利用政策弥补自身的缺陷,以至就业环境难以得到改善。在现实环境中弱势群体往往遭受到就业歧视。该群体的就业渠道较为狭窄,竞聘岗位的可替代性较强。部分用工单位会低估弱势群体的劳动价值,并将双方的劳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约定的基础上。例如,部分残障人士承担了与普通劳动者强度相同的工作。但收入却远低于同岗位薪酬。

　　四、基于弱势群体保护的经济法设计

　　(一)准确界定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立法工作也难以开展。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首先从法律层面界定弱势群体,从而使经济法的设计获得准确的依据。参考我国社会对于弱势群体认知,我国的立法部门应从三个层面界定弱势群体。

　　一是通过健康水平来衡量居民的劳动能力,并依据当代社会的生产环境,制定弱势群体的评估标准。禀赋是决定社会居民获取生产要素与收益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的认知中,体制健康状况被视为决定劳动能力的主要因素。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的生产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智力对于劳动能力的影响程度略高于体质健康水平。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设立科学的智力检测系统,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弱势群体的界定标准。同时身体残障也将作为评估弱势群体的重要标准并长期存在。

　　二是将失业居民纳入到弱势群体中。在传统的观念中,我国劳动者实现再就业的周期通常较短,因此该群体被视为具备生存能力的个体,且未被纳入到弱势群体中。但当前的社会环境与就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就业岗位已经逐步萎缩,再就业周期也将逐渐拉长。同时当代社会的生活品质已经大幅提升,灵活就业等再就业形式难以为失业人群提供充足的生活开支。因此这部分人员虽然可获得就业机会,但仍然应被视为弱势群体。

　　三是通过行业类别判断。随着新型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部分传统行业的利润已经大幅下降。以农业为例,我国的粮食收购价格远高于进口价格,为了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我国仍然会通过收购的方式保护本国农业。同时为了降低CPI并缓解财政压力,我国的粮食价格也难以得到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农民难以依靠农业种植快速提升收入。我国应当充分考虑行业的差异性,将部分传统行业的从业人员视为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的确定离不开底层技术的支撑。因此有关部门首先要完善诚信监管体系与资金监管体系。通过该体系,我国居民的真实收入将得以呈现。同时我国也应当为弱势群体进行细化分级。例如,个人收入较低与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居民理应得到进一步区分,并提供差异化的扶助。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资源将得到更为合理的使用。

　　(二)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贫富差距也出现扩大趋势。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应当对《财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证券法》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缩小贫富差距。

　　《财税法》是由《会计法》、《税法》以及《审计法》组成,该法规决定了我国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是调节社会分配的主要途径。在成熟的社会中,社会管理者会向垄断性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以及炒作集中的经济环节收取更高的税费。而弱势群体、新型产业将在税收机制中获益。针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缩减中小企业的税负。中小企业为我国提供了85%的就业岗位,为这部分企业减负,必将惠及普通群众以及弱势群体。同时中小企业也是经济部门中的弱势群体,减税可使其获得更好的保护。

　　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为弱势群体减税,必然要在其他环节增税。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占据了社会中的大部分资源,并成为了决定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提高这一环节的税费,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房产无法为社会提供产出,在该领域增加税收,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有关部门应当依据这一原则对《财税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修改,并在出台房产空置税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遗产税的纳税额。从而使我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缩小。

　　再有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证券法》,以帮助弱势群体分享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企业存在于社会中,无法在脱离社会的环境下实现独立发展,因此理应承担起对应的社会责任。弱势群体的创收能力较弱,社会的发展成果难以惠及这部分居民。有关部门可通过完善《证券法》,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环境。弱势群体可通过证券投资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并使自身的盈利渠道得到扩展。

　　弱势群体并非固定、封闭的人群,可与中产阶层实现转化。针对这一特征,我国应当进一步降低中产阶层的生活压力,从而使弱势群体的数量相对减少。而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通过调整经济法,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收入可补充到政府财政中。当财政获得充实后,我国可进一步提升个税起征点,从而使中产阶层也可获得保护。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弱势群体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因此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更多获益。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经济法完善该体系,将使弱势群体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国应当通过《劳动法》的修法以及配套制度的制定,提升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科学性。

　　首先,有关部门应当加快不同种类医保的统一过程。近年来“因病返贫”的事件屡见不鲜,而新农合医保与城镇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仍然较低。在这两项医保逐渐融合后,将继续面临周转资金不足的问题。在改进的过程中,有关部门首先要通过劳动法,强制企业为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医保,从而使三者逐渐并轨。当前城市企业通常不愿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关注,税务部门也将在2019年代缴职工医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城镇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将逐渐融合。

　　其次,有关部门应当依托经济法促进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借助企业化运营模式以及职业农民认证,促进新农合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的融合过程。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当进一步提升农民的退休金。关于农民是否应当领取退休金的问题,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但随着城市居民退休金的不断上涨以及城乡差异的不断扩大,提升农村居民退休金的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的共识。通常认为,农民的退休收入应当由退休金与土地收入共同组成,二者相加应与周边乡镇的退休收入大体接近。

　　再有,我国可依托经济法完善自身的低保制度。当前我国的低保制度存在城乡脱轨以及补助不足等问题。在改善的过程中,我国首先应引导企业为领取低保的居民提供操作性强的劳动岗位。例如,针对重度伤残的居民,纺织企业可提供对应的劳动岗位,伤残居民可在家中完成这部分工作。而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同样可获得税费减免。同时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府可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严格维护该群体的权益。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弱势群体的现实需求难以得到充分供应。我国应当依托《劳动法》,强制企业履行自身的责任,从而使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足之处得到有效弥补。

　　(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弱势群体在就业与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时常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在经济领域中,弱势群体的包含范围更为广阔。其中新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都可被视为该领域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为下游产业输出通缩的关键因素,维护该群体的发展,不仅会增加我国的就业,也会使诸多行业始终保持活力。

　　针对营商环境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我国可依托经济法,为该群体设定倾斜政策。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应明确规定不得歧视中小企业申请的信贷项目。中小企业的信贷项目存在管理成本高、整体利润低等问题。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通常会以资信不足为由婉拒信贷申请。在新法规中,商业银行应当严格依据资信标准发放信贷,从而使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当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招标投标法》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保护。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背景,在招标或竞争的过程中,难以获得额外支持。透过经济法提供的保护,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将得到改善。

　　再有,通过经济法弱势群体应当得到公平的就业与竞争环境。当前残障人士的薪酬普遍低于同岗位标准,在企业中的地位也相对较低。针对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应当依托经济法,为收纳残障职工的企业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从而使弱势群体的就业竞争力得到增强,劳动成果也可获得尊重与回报。例如,为残障职工缴纳“五险一金”的企业,可获得每月不低于500元的税费减免。同时政府部门与公营单位应当率先聘用残障人士。

　　经济法是撬动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但以长远视角分析,弱势群体仍然需要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基于这一逻辑,我国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教育机制,并帮助该群体提升自身的工作技能,从而使就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五、结语

　　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首先,要以法律视角准确界定弱势群体,并通过财税杠杆调节社会资源分配,从而使弱势群体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将使弱势群体从中受益。最后应依托经济法,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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