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历程,其主要呈现出三大研究范式:治道范式;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范式;王权主义范式。实际上,这些范式是近代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建构过程中的互动彰显。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无法跳脱其当下性,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构必须在当下问题意识与传统语境主义还原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时情形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上述所言之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检讨其作为单一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重整其研究范式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得以切实推进。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

　　处于“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近代中国的核心任务在于建构具有应对世界新潮能力的新式政治社会秩序,而学术思想的转换又往往是社会变动的先导。不过,“在西方是社会运动孕育思想,思想反哺社会。而中国是社会运动寻找思想,思想干预社会。孕育,则生命机理自然流畅,寻找,则带有强烈的功用方面的考虑,无暇也无须顾及理论的圆熟与平允。”[1]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可谓切中近代中国社会剧变之时代的脉象。

　　近代中国知识人带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选择来自西方的思想舶来品。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当时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急切地向西方学习而产生的一门应急实用的学问[2]。不过,在此一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也逐渐变成他们的潜意识中合理性的思想基础。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始终在西方叙事模式中不断地转圈。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学人的研究成为西方思想的注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否已失去自性?其未来的研究范式走向应该作怎样的预判?这皆是值得我们关切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力图在中国近百年思想史的大背景中,逐一检讨国内学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问题。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发轫

　　20世纪20年代,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先声的当属梁启超与谢无量二人。1922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并于同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与东南大学讲授过该课程。当然,之前20年中,梁氏间有相关零星的论文发表。梁氏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善变”著称。但有一点不变的是,他对中国本土学术思想似乎有着一贯的尊重与自信。20世纪初年,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大量译介西方的政治、哲学书籍。在此过程中,他对中西思想文化进行了诸多的比较研究,却不似学界主流之扬西抑中,而是对中国本土思想中之现代性资源流溢出十分之敬意,且着意阐扬之。这为他后来系统梳理中国思想尤其是传统政治思想史作了很好的学术铺垫。20年之后,随着世界大势的变迁,即所谓西方文明历经一战之后的大破产,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离异之后的回归浪潮(1)。梁启超更是在欧游之后决计告别效颦西方的政坛,全心致力于学术研究。1922年,梁氏始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但其因心脏病而中缀,仅成先秦部分流传于世。其间,梁氏因与精研大乘法相宗的欧阳竟无以及现代新儒家的张君劢过从甚密,而颇受二者思想的启迪,于是乎越发笃信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妙绝伦。正如他所说,“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3]1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人生与政治哲学上。关乎人的生命哲学自是中国学术之精妙处,为西方所难企及。而中国政治哲学中可圈可点者亦多。他将中国政治思想之特色归为三种:世界主义、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在中西比较的叙事中评骘其优劣得失。譬如,谈到世界主义,他认为,西方列国以种族为界分之准则,“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故以国家主义为尚;而传统中国则以文化为划分人类群体之标准,平天下为其最高旨趣,是反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近代中国之不敌于西方,其缘由在于“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3]3。另外,梁启超也将“自由”、“平等”视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虽然肯认二者是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的两大产物,但也确信在中国本土思想与制度中可找寻到甚至早于欧洲许久的现代价值资源。平心而论,就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意义而言,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优长仅在于个体生命修养与伦理道德,而于政治思想与制度一域则乏善可陈之旧印象。就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梁著也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不过,就梁著所呈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首先,它实际上与政治哲学史并无二致,从概念的抽象到抽象的概念,这种思想史的叙述模式毫无疑问是受到西方哲学理念的极大影响的;其次,他在比较中西政治思想时,虽然注重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似乎颇为平允,却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局囿,这在从不妄自菲薄中国自身学术资源的梁启超来说,确乎是一种无法规避的潜意识。

　　再如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年)也主要论述先秦政治思想,从孔、老二派思想说下来,较梁著为简略些。它的研究范式与梁著相似。看似没有明显的理论预设在里面,但上述中西比较的论述思维色彩仍然较为明显。其实,在他们那代学人的思想中,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无疑是肯定的。这是他们敢于将中西异质文化进行大量比较述论的重要思想前提。

　　近代以降,中国学术思潮步入了更为纷繁多元的境遇之中。大要划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三股思潮为其时之主潮。当然,实际情况亦非如此泾渭分明,介于二者或三者之间的思想家与思想也所在多有。譬如梁启超,很难说他就是上述思潮的某种代表。实际上,说他介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或许更为准确一些。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史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影响逐渐张大。这种近代激进主义理论在悲闷彷徨的中国找到其释放能量最为恰当的场域。该理论被当时诸多学人广泛运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的解释。就它作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初版)。此时,虽说不上有像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与压力,但其本有的理论思维——进化论与二元对立,以及它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生搬硬套痕迹与肢解、和合目的论的解释倾向。由吕氏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评述见其一斑:“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由于其立场和方法论的关系,都未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像梁启超等人的作品在当时曾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今天却已成了落后的东西。”[4]但在笔者看来,梁氏诸多观点倒颇显公允,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相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许多观点却表现出了某种激进的武断。至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30年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更是遭受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与僵化的教条主义之害,成了完全为论证现时政治合理性存在的“侍女”。故此,不予多评。概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是政治思想的历史,而是政治哲学。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摆脱不了西方主义中心的桎梏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激进主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则秉持的是近代进化论调下的显性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意向。同时代的还有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从他的叙述方法(分为三种: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来看,有学者将其与梁著一并归为“新学历史学”派[2]。由此而观,杨著与梁著研究范式大体相埒,此不赘述。

　　20世纪40年代,可值评说的应属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一卷初版)。面对之前已有多部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的学界情形(2),萧氏决意再撰。其大体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以前论著或因为方法论或历史资料运用不妥等问题,导致牵强附会之政治思想史学的出现,故而他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其二,驳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没有政治之思想”的歧论[5]。就萧著的撰述特点而言,它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洋洋洒洒七十余万言,多有新见。其以西方政治学为论析视野,自然运用了明显的政治学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等。他运用上述概念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今史料中。按理说来,萧著在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理论来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研究范式上与激进主义者无异。但萧氏好用历史学方法,关注思想成立之时代、社会背景,将思想与社会融为一体。问题在于:激进主义者有时亦秉持此一学术倾向。为何如今前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后者却被人们弃如敝履?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大的思想史背景:萧著所沿引之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背景为自由主义思维,而激进主义者沿引的是马克思主义叙事模式。实践证明,激进主义思想本身过于操切地致用于现实政治改造,其锋也锐,其弊也巨;自由主义秉持人性之自然运化,其锋虽钝,其弊也微,反显柔韧生命力。故此,时至今日,萧著被学界奉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尚少有超越者。

　　其实,关于萧氏的经典研究范式,在该著诞生之初,已有学者做出过颇中肯棨的论评:在萧氏之前的论著,“依赖于一己所粗解之西方观念,以为印范,甚至不惜加以歪曲。观其成就,而吾人独立成长之思想体系遂失其内容,全盘西化,且沦为西方政治思想一派一系之附庸矣。末流更藉此而误解今日西方之思想,吾人之古昔已有之。于是遂得以放肆其复古之议论矣。夫吾人今日研究学术,方法必采取于西方。然假借他人之貌以图改先人之容,则大不可。此种卑陋,有识之士近已察及。萧公权教授即其一也。……故氏之分析中国过去之思潮,遂能深悉其内容,明察其演展,而不致受西方思想观念之拘束。”[5]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萧著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下展开论述,诚无可否认。但是,颇为可贵的是,它并没有去做犹如是时学界主流范式下的全盘西化与西学中源式的诠解,而是尽可能保持了一种人文社科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境界。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历史主义的研究取向。他的这种研究取向抑或范式对后来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路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沉寂与复兴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变迁的原因,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多为台湾学者所坚持。他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也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台湾地区的学者们主要继承了梁启超、萧公权等人的研究路数,以传统史学研究法为主,同时辅以西学。”[2]所谓承袭有余,开新不足。不过,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的政治思想研究。牟宗三虽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研究作品,但是全然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之中加以考量。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相继撰写了《政道与治道》等一批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文。他在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思路上,以陆王心性之学为逻辑起点,以西方民主、科学为中国未来之归依,来构建他颇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3)。牟氏主张,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架构可以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来实现。他这一研究范式在学界虽颇有影响,但质疑之声也所在多有。就其研究范式背后的思想资源来看,亦是近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折衷者无疑。然而大陆学界相关研究则陷入边缘,甚至停顿、沉寂不彰。30年之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三大思潮才在中国大陆“梅开二度”。

　　随着大陆学界逐渐打破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教条主义框限,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再度被重视。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以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其学术团队被称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的“反思学派”[2]。刘泽华先生以“王权主义”来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质,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中国政治史的剖析具有一定的深度。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它虽不能创造出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经济关系基础上可以影响乃至决定封建地主成员的命运及其存在形式。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6]刘氏以一种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思维来诠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其问题意识在于对文革的沉痛反思。正如他自己所坦言,“这与反思文革中的封建主义泛滥有极大的关系。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6]平心而论,刘氏所论来自于其细心的社会体察,他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中国思想文化中所存有的毛病——专制主义。但是,这一几千年来唯一没有被中断过的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会是专制主义吗?专制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与发展无疑是一股极具摧毁性的力量,文革即为明证。其实,老子对于世事早有洞见——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社会中,必定有着制衡抑或消解专制主义的东西存在。而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历史长河当中,这种抵抗专制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是我们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不能忽视的。中国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可以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不能将之无限放大后加以批判。实际上,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大体来源于法家思想。自汉代而后,外儒内法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治理模式。每当社会弊病重生、风雨飘摇之时,儒家便首当其冲,遭遇讨伐,成为众矢之的专制主义代理人;而法家却能隐蔽无碍。另外,需要申说的是,王权主义虽然隐含专制主义的可能,但不必然等同于专制主义。所以,实际上的王权主义研究范式虽曰深刻却也易流于片面。历史研究自然摆脱不了主体意识的参与,但是价值中立始终是我们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之特质及展望

　　纵观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主要有三大研究范式。一是“治术”或“治道”范式,其主要就思想家对国家统治方式或者政治操作技术等层面的论述进行阐释;二是“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范式,其主要对被统治者及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进行论述;三是“王权主义”范式,其主要针对如何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阐释与解读[7]。结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来看,第一、二种范式多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所秉持。他们试图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政治思想资源;第三种范式多为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学者所采用。如前所言,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本质上是一种激进主义。它理论思维的起点势必更多地落在对传统的批判与否定之上。总之,上述研究范式尽管各有所偏,却也是从不同角度去观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因而皆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历史的解读,必定带有诠释主体的当下兴趣与眼光。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无法跳脱其当下性,与此同时也必须尊重其所属之历时性特质。而对于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讲,既要遵循历史学研究的原则,又要关切政治学研究的特质。基于此,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作为一种历史学范畴的中国政治思想之历史,首先,需要遵循英国剑桥学派昆廷·斯金纳所谓之“历史语境主义”的规限。换言之,在重构政治思想的历史时,必须予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加以语境还原,否则便会断章取义抑或望文生义地陷入郢书燕说的论述尴尬,导致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客观与价值中立的历史学特质无法得以保障。而作为一种政治学范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说,它相对而言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而作为一种新兴学科便面临着一种学科的“自我规训”问题(4)。诚如政治学者任剑涛先生所说,“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现代的汉语学术兴起之后出现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学科,无疑都是要经过规训才能获得学术尊严的。”[8]对于该学科的重视,以及相关研究者的对象平台的构建确乎显得非常必要。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又必须在现代语境中加以重构与论述。这是现代知识与学科得以成立的必由之路,“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分门别类存在和发展着的各种不同学科,都因应于各学科的规训准则,构成各有界域的学科范围甚至壁垒。所有试图进入某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必须接受这个学科由来已久的学科界域、聚焦问题、共同体认可、研究进展和水准高低的判准。这就是典型的学科自我规训。这类规训既是一个学科形成固定的研究领域、学科准则与学术传承的条件,又是该学科研究个体是否创新的判断标准,更是一个试图进入该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提条件,即‘进入门槛’。”[8]而这一门槛足以彰显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当下性。诚然,这种当下性的追求或可面临着一种学术困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到底向何处去?尤其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以前所建构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进而逼近历史的真实?保持中国政治思想史本有的自性?实际上,这一学术困境的解题在一定程度上端赖于能否在如上两种研究意识之间实现兼容。换言之,如何在现代学科规训之后所展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通过语境主义还原,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进行精准定位?譬如,相较于港台新儒家注重儒学的心性传统,近年国内大陆新儒家极力推崇儒家的现代政治思想资源,提出“儒家宪政”、“儒家公民”等概念。如果按照这一思维路径,中国政治思想史必将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改写与重构。而这一重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行为必须在当下问题意识与传统语境主义还原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时情形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上述所言之研究范式进行重新检讨其作为单一方式存在的合理性:融合抑或重组?只有在重整其研究范式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得以切实推进。而基于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才能拥有成功之基。

　　参考文献

　　[1]何晓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N].光明日报,2008-01-13.

　　[2]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J].文史哲,2006,(5):143-152.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黎明书局,1937.

　　[5]孙宏云.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J].安徽史学,2005,(1):118-125.

　　[6]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思路[J].学术月刊,2008,(2):120-125.

　　[7]林存光.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范式[J].政治思想史,2011,(1):15-36.

　　[8]任剑涛.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J].东岳论丛,2012,(11):5-13.

　　注释

　　1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离异之后的回归”思潮是指,之前与传统文化决裂,告别传统奔向现代的中国学人逐渐体认到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继而又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大力研习中来的学术思潮。

　　2据统计,至萧著1940年完稿时,已有如下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1932)、稽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李麦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1933)、刘麟生《中国政治思想史》(193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等。

　　3参见牟宗三的系列论著:《论中国的治道》,《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第1册(张其昀等主编,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4年);《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民主评论》第6卷第19期(1955年10月5日);《论政治神话之根源》,《民主评论》第8卷第24期(1957年11月5日);《政治如何能从神话转为理性的》,《民主评论》第9卷第3期(1958年2月5日)等。

　　4“规训”概念,一般认为来自于福柯。福柯认为,“规训”原初用以描述对于人的肉体的驯顺技术。如,“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由此将其泛化,用于概括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的形成机制。如其所说,“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153、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