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以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四重标准论”为切入点,剖析辛亥革命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社会这四对价值的影响,试图以结果为导向,阐述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三民主义;四重标准论

　　100多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变革、社会思潮和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效果及其成效评估时,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讨论中的的代表性观点判断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取向,这几个观点主要是:意识形态论、政治价值观再生产论、思想掌握群众论以及社会治理论等[1]。之所以从这些要素出发进行分析,是为了进一步拓宽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视野,突破狭隘的单学科分析思路,采用较为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看待辛亥革命成败。

　　一、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政治思想观点

　　辛亥革命时期主要两方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其思想分别代表了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这两派人物的各种思想斗争正是体现出了辛亥革命的曲折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开端。在这些重大突破和进步中,以“三民主义”最具有进步代表意义。因此,在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作者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对象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参考点有其历史基础和历史意义。

　　(一)民族主义是战斗旗帜

　　所谓的战斗旗帜,代表的一定是方向性问题,民族主义所揭示的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复杂性矛盾,即同帝国主义间的外部矛盾与中华民族内部之间的尖锐矛盾。民族主义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主要内容即是“反满”和“反帝”,这也是在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勾结,民生涂炭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广泛动员的口号,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既是孙中山将其个人反满情绪升华为民族政治平等的思想,又反映了其消除民族误解、实现民族平等的民主情结。

　　(二)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核心

　　民权主义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为基础,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强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对人权的剥夺,大力倡导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权利的实现,提出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实现“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并特别强调“主权在民”的政治观点,为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孙中山还总结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弊端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权宪法”。民权主义的内容对中华民国的国体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进行了高度概括,揭示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剖析了国家政治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治国思想,在旧民主主义时期是最为完整、最为先进的民主思想。

　　(三)民生主义是社会革命纲领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畅想的理想社会的最终蓝图,孙中山主要希望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与资本两大方面,具体来说,在土地方面倡导“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土地国有”,并提出具体的土地资源的分配、收益等实施办法,是一套完整的土地纲领;在资本方面,孙中山提出了“实业兴国”和“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减少私人垄断,实现资本国有,最终实现资本统筹调配,处理好资本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孙中山在民生方面勾画的宏伟蓝图,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和中国化,有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属性,尽管有其历史局限,但已打破了封建主义森严的等级制度,模糊了阶级间的差别,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其进步性不容置疑。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缺乏明确的社会革命举措。但是,三民主义比较符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系统、最深刻和最完善的方案,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的诞生进行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

　　二、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成果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地在各资产阶级派和群众中宣传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直接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统治,开启了中国的新纪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通过宣扬民族精神,激励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到抵制外国列强的队伍,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期,其思想政治教育仍有许多成功之处值得人们学习、研究,其主要影响有以下四点:

　　(一)突破了封建制度的藩篱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不同革命人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斗争,但始终未能走出封建君主体制的约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得到突破。例如:梁启超、康有为的维新改良派,虽然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但始终牢记“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封建主义思想,没能在根本上将社会体制改革推向深处。而在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却能认清形势,对内认清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已不能带领国人抵制列强,难以适应社会发展,提出了“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与危亡”的观念[2],大力倡导推翻帝制,实行国家民主革命。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已经沦为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工具,要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首要之事便是将沦为外国列强工具的清政府进行推翻,并联合国内革命力量,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进步意义。

　　(二)勾勒了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功绩显赫的英雄个人和英雄团体,其爱国情结总是同忠于君主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近代的中国,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反对侵略的救国方案,还是农民阶级的内部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斗争都始终十分狭隘,要么就是推翻现有的皇帝,开启一个新的王朝,要么就是复辟旧的政权,维系上一代的君主秩序。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首先提出了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构想,实现了国家、民族同君主与王朝的相对分离,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大力宣扬民主观念,强调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推翻无能的君主也是爱国的体现,同时不断宣扬实业兴国的救国理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试图经过一场革命的洗礼,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经济秩序,以强大的民族实力抵制外来国家的入侵,推动中华之崛起。

　　(三)团结爱国群体宣传民主思想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一些先进分子意识到了反对外国列强入侵的紧迫性,少数农民阶级也进行了抗争,地主阶级也开展了“自强自保”运动,但总体来看反对列强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群众基础极其有限,组织群体十分分散。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仁人志士大力宣扬救亡图存,他们走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前列,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时期知识分子,灌输民主共和和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翻译书籍宣传民主思想。所有这些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

　　笔者以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评估的“四重标准论”分析这场革命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即辛亥革命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社会的影响[3]。

　　(一)辛亥革命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宣扬民主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对教育者的影响上,可以从两个阶段进行概括。第一阶段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一方面通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书籍,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生产经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些学习借鉴过程中,国外革命经验对革命派教育者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是革命派通过将学习的经验和思想进行再传播,创办新式学堂、革命报刊,据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各类革命宣传报刊达到120多种,新式学堂,通过教育者的大力传播,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从海内到海外,使得传播革命思想的教育队伍不断壮大。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爆发后,辛亥革命对教育者隐性教育不断凸显。辛亥革命的爆发,对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前期准备。

　　(二)辛亥革命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农民无产阶级。在教育成效上,一是在形式上,逐步实现了“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的社会风气,树立了人们去旧革新的文化习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二是在对人们意识形态影响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的诸多传统价值观的权威性,随之产生的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成为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新信仰[4]。

　　(三)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就是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一是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忠实代表和坚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清王朝,让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并制定了共和国宪法,大力推行民主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体制;二是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上,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清政府统治末期,风雨飘摇的中国积贫积弱,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据统计,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其中,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例,1913年以前,中国纺织工厂为231个,资本3254万元,到1920年增长至475个,资本8275万元;1896至1912年期间,全国面粉工厂为90个,其中,民族资本47家,1913年至1921年,面粉工厂增至127家,民族资本达105家。此外,在民族重工业方面,煤、铁的产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幅,新兴的钨矿产量一举跃居世界第二,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8%,相当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增长率[5]。

　　(四)辛亥革命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

　　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学习和思考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媒介上,革命派通过开办新式学堂、印发报刊资料、游行、演讲、联合海内外宣传,这些媒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规模前所未有;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通过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翻译西方文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孙中山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传播者,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者。三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上,辛亥革命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推翻封建制度,驱除外国侵略为目的,在国民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及建议[J].思想教育研究,2014(6):6-12.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34.

　　[3]沈壮海,段立国.思想政治教育测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思想教育研究,2014(9):25-33.

　　[4]幸晓峰,胡艳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的变迁[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1(4):77-82,88.

　　[5]李文兵.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