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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认同建设在网络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阅读:962 次 作者: 来源:学术网 发布日期:2019-07-10 14:50:15
基本介绍:一起问道学术论文库免费提供的思想政治论文范文。

  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化也是一种革命性的进程,无论是从其影响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其影响的深度来看,都给当今社会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一方面,公民通过便利的网络接收大量的政治信息,广泛参与社会政治过程,促进政治认同的形成。

  另一方面,网络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政治认同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使政治认同建设面临着许多的严峻挑战。

  4.1国家认同面临着民族认同的挑战。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属于现代政治认同的两个重要方面。"国家认同是各个民族对自己与国家关系的确认,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的情怀。"[36]"民族认同指构成民族的成员(个体)对本民族(整体)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37]

  由此可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密切。国家认同属于一种最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强调的是个体或群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确认和情感,具有主权性、政治性和合法性和领土性等若干特征。民族认同属于次一级组织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都是表现在民族意识中,总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具有族群性、地域性、宗教性、排他性等特征。显然,消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对于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来说,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各个民族的成员只是认同自己的民族,而对自己的国家不能形成强烈的认同感,那么该国的统一和稳定就会失去一个稳固的心理基础,甚至会出现国家解体的可能。

  网络化时代造就的网络社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网络社会是一个信息流动的社会,信息流动不仅会影响民族国家权力的分布和影响,而且能够冲破原有的地域边界,随之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使国家认同受到挑战。因此说,处于网络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的挑战。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认同虽然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和巩固,各民族都能够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利益。但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国家认同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引发了民族认同意识,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弱化。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20世纪爆发过三次席卷全球繁荣民族主义浪潮。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爆发于20世纪80--90年代,主要表现就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强自己的化民族意识,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再兴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系,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断显现。全球化虽然把不同民族纳入到全球体系,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但也使各民族在发达的交往关系下,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民族"感,这种"民族"感必然引发民族认同意识,削弱国家认同意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就是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走向了分裂和解体。显然,稍有不慎,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也会给我们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带来无可挽回的影响。其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一些民族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给国家认同带来了消极影响。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截止到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却在越拉越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状况,不仅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而且给国家认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利益意识也在不断的觉醒和增强,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也趋向于明显和增强。"[38]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族或一些民族中的部分成员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这种相对被剥夺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就会消解国家认同,对国家认同产生消极影响。最后,西方反华势力对边疆地区的个别少数民族进行煽动和渗透,给国家认同造成直接的破坏。我国绝大多数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来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重点渗透、破坏和分裂的地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以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为突破口,加大了对我国进行破坏和分化的力度,他们培植分裂势力,挑起民族对立,削弱国家认同,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敌对势力发起的拉萨"3·14"以及乌鲁木齐"7·5"暴动,不断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秩序,而且造成各族人民感情的裂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他们将永远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颠覆和分裂的图谋。因此,我们只有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和巩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才能抵御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活动。

  4.2制度认同面临着政治腐败的挑战。

  如果说国家认同在网络化时代面临着民族认同的挑战,那么制度认同在网络化时代则面临着政治腐败的挑战。"政治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目的,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程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39]

  纵观各国历史发展进程,我们能够发现,在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许多国家都普遍滋生和蔓延着政治腐败现象。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制度化程度较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政治腐败现象。中共中央纪委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国新办发表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又指出:"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次),立案22.6万件,结案2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5万人。全国法院系统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案件2.5万件、渎职侵权案件5500件。"政治腐败在近几年呈现出群体化、高官化、巨额化、低龄化和蔓延化等变化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反腐"无上限","苍蝇"、"老虎"一起打,严肃处理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等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这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坚决进行反腐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党面临的腐败形势日趋严峻。政治腐败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投资环境恶化,政治效率低下,而且还严重破坏政治生态,给我国制度认同带来很大的挑战。首先,政治腐败导致制度认同降低。

  所有政治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权力主体滥用国家公共权力有直接关系。从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来看,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能够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支配权能够影响社会利益格局。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社会资源,同时意味着获得了社会利益。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0]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41]国家一旦出现政治腐败现象,公众会首先认为是公共权力产生腐败,所谓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和"权色交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政治腐败无论是产生于公共权力分配之时,还是产生于公共权力行使之时,都会激起公众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导致公民对制度认同感的不断降低。其次,政治腐败能够削弱制度认同的凝聚力。制度认同是公众产生于内心的对社会制度的一种高度信任和肯定,既包括对社会制度理念的认同,也包括对社会制度规范的认同。制度认同不仅是凝聚社会各阶层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社会政治系统赢得各基层支持的力量源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就把制度认同看作是政治系统的"隐性支持",认为政治系统只有获得其成员的隐性支持,才能形成高度的制度共识。也就是说,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制定以后,只有被大多数社会成员从价值理念上认同以后,才能在其行为上得到贯彻,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转变为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当公众对制度认同感增强,制度体系的凝聚力就上升;反之,政治体系的凝聚力就降低。然而,大量触目惊心政治腐败现象的存在,表明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掌握者利用公共权力追求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或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如果这种状况侵蚀到整个公共权力系统,那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会异化为少数人攫取私利的手段。由于制度认同是当代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因而制度认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导致社会整个认同体系的瓦解。最后,政治腐败能够引发政治不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如果遏制不住,给国家政治体系带来的危害非常巨大。它不仅仅导致制度认同降低,消解政治制度的凝聚力,而且最终导致公民对民主政治失去认同和信心。约翰·吉特宏高说过:"有些离民主政治相当遥远的非洲国家,实际上是'盗贼统治的国家'."[42]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43]

  纵观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由于统治集团的严重腐败导致政息人亡的例子数不胜数,由于执政党的腐化堕落而失去执政权力的也比比皆是。这就是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政治腐败,都是对民主和法治的一种挑战,都会引发政治不稳定。

  4.3执政党认同面临着无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挑战。

  现代社会的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通常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其根本特征是执政党的执政决定着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基本走向。因此,执政党认同就成为政党政治时代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席卷而来,被视为"21世纪社会系统的神经"[44]的互联网给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由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拓展。"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网络为媒介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的政治行为".[45]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兴起的网络政治参与不仅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管理、监督执政党行为开辟了一个崭新渠道,而且促进了政府和政党与公民的网络互动,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提高了公民对执政党的认同。但是,由于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理性不足,网络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滞后,导致无序性的网络政治参与事件不断增多,从而给执政党的执政和认同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首先,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降低了公民对执政党的认同度。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在网络空间无序化的重要表现。开放性的网络虽然提高了人们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度,但网络的隐匿性也给网络言论的非理性表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一部分现实社会中的"失意人"往往把网络当成情绪宣泄的地方,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消极言论,有个别人甚至利用网络散布各种谣言。

  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很强,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不少网络人来不及进行全面思考就进行盲目评论。这种群体化的情绪话语能够渲染和扩大民众的情绪,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政治参与的不理性,给执政党的执政带来强大的舆论压力。这种网络舆论的不良影响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就会干扰社会的有序发展,降低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如个别网站充斥着情绪偏激的反日言论,号召民众抵制日本产品的使用,甚至反对中日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等网络行为,都属于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其次,失衡的网络政治参与导致弱势群体弱化执政党认同。失衡的网络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在网络空间无序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网络政治参与的失衡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掌握程度上存在着差别。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6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9%,规模达1.86亿,相比2014年底增加了800万。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64.2%、30.1%,相差34.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城乡之间网络发展的鸿沟非常大,网民分布极不平衡,那些没有网络设备和没有掌握网络技术的人,无法参与网络政治,因而导致了网络政治参与的不平等。这部分人由于处于社会底层,属于弱势群体,其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将格外明显,如果其利益和要求持续得不到正常的表达,不仅会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协调发展,而且还会引发他们体制外的参与,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后,非法化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够瓦解执政党认同。无论是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参与,还是网络空间里的政治参与,都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离开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许可,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都是非法的。非法的政治参与都将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破坏。由于"网络是一个巨型的化装舞会,在这里人们隐去了真实的身份特征,而其行为也可能变得无所顾忌。"[46]

  这就给一些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网络非法政治参与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造谣惑众,国内有少数人在网络论坛发帖对党政政府进行攻击和诽谤,******功组织通过全球互联网不断散布一些邪教思想,这些非法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不仅扭曲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本义,而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常秩序。

  4.4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着网络政治文化的挑战。

  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护都离不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主导意识形态只有转变为大众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政治生活才能安定有序。因为认同一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人们在情感上对这种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可与自觉遵循。所以说,意识形态既能够为社会和国家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辩护,又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

  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意识形态建设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和平台。但是,思想文化传播的无国界化,使得网络政治文化的多样化成为网络化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李斌指出:"网络政治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物质依托,存在于网络之中,以发送、接受信息为核心而衍生出来的人类对自身政治价值、政治生活方式、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与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政治现象有关的精神现象的总和。"[47]

  显然,网络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新兴"亚文化",给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首先,西方政治文化的网络渗透冲击着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当今,互联网的整套技术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尤其是美国不仅控制着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技术,而且还掌握着世界网络管理的控制权。他们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发达的网络控制权掌握了网络信息的话语权,大肆灌输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宣扬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西方政治价值。据统计,"网上各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依次是英语84%,德语4.5%,日语3.1%和法语1.8%."[48]

  这就告诉我们,网络既是以发达国家的语言为主要传播工具的体系,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心。通过网络这种极其强势的文化传递和价值影响,处于传播技术弱势国家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就受到了毫无抵抗的影响,主导意识形态也会受到巨大冲击而发生嬗变,甚至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支柱有可能发生坍塌,从而增加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其次,网络政治文化的扩散性会削弱主导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网络化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的文化革命。网络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它能够冲破国界和观念的束缚,使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所拥有的政治文化形态迅速通过网络得到扩散。当今,政治文化传播和竞争的前沿阵地已由过去的广播与电视转向了网络,各式各样不同形态的政治文化在互联网上不断地传播和融合,有一些能够促进主导意识形态的发展,而有一些则能削弱主导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再现,现实社会中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也必然反映于网络之上,而每一种政治文化都展现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态度,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态度在长期的相互竞争中就被人们不断认识和选择,从而离散人们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最后,政治文化网络化冲击着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在前网络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一般都是政治组织通过广播、报刊、书籍和影视等媒介,进行有组织的宣传。这种传统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制性、单向性和导向性等优点,对增强主导意识形态的实效性和凝聚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交流极其频繁,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双向传播的速度非常快速,人们不再是单纯的被接受者,而是文化信息的制作者和发布者,每个网络人都享有者文化的话语权。网络的这种独特的传播功能造成了网络舆论导向的控制难度加大,一些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大肆传播歪理邪说,搞乱人们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传统方式构成了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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