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邓小明先生，曾长期担任惠城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他是一名毕业于华南一所工科大学的“工科男”，也是一个业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的“文艺男”。因为曾经在惠城区组织、乡镇、工会等部门工作的缘故，他对改革开放以来惠城区工业尤其是制衣业的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他的新作《飞针走线织梦人》就是以非虚构的纪实文学方式，刻画那些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制衣人的整体风貌，以细微的生活横切面和鲜活的生活场景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展望。

　　因为“非虚构”，所以作品真实感人

　　近10多年来，非虚构文学因为能使作品具有较自由的文学呈现方式和较深刻的社会现象剖析的功能，兼具“文学意义”和“事实意义”，颇受广大写作者青睐，涌现出《中国在梁庄》《工厂女孩》《南方工业生活》《打工女孩》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成功印证了真实生活的强大力量和“文学意义”“事实意义”之于写作者的意义。在诸如此类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中，写作者常常绕开宏大叙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和小众题材，寻求主流写作忽视的焦点。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细致描写现今农村生活现状，剖析农村发展、留守儿童和老人等现实问题；萧相风的《南方工业生活》用词条的形式记录在工厂里的真实场景，全景式记录外来工的打工生活和内心世界。因为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和亲历性，所以这类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广的读者群，社会反响也比较好。

　　《飞针走线织梦人》这部作品，显然受到了非虚构文学的较大影响，作者也在作品序言中称“没有跌宕起伏的虚构情节，只有真情实景的纪实”。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立场，加之作者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经常深入企业调研、走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所以作品描绘的各种场景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比如，说到南绚毛织厂的工人多，“夸张地说该厂饭堂每天味精都要用一麻袋”；说到制衣工艺，“缝制过程中的手势，机车踩的轻重都是相当关键，还要特别留意针尖、压脚、车齿的高低”；说到企业文化和价值追求，“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有其独特的气质”……这些真实的场景和感悟，没有细致的观察、体会和长时间积累，是写不出来的。

　　当然，非虚构写作并不是对现实场景的有闻必录和照本宣科，而是给作品注入更多基于真实性基础上的文学性呈现——从现实生活到创作文本的升华。在《飞针走线织梦人》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惠州本地3家制衣企业的发展、改制和转型为背景，以10多个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事件为经纬，借助各种细节、人物对话、场景重建、心理描写和故事冲突等，来呈现作品的创作追求和特质。如本书的第五章“刘丹蒙冤”中，作者通过工人刘丹辞职这一事件，描写工人、工厂主管、资方的矛盾纠纷，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感染力。这样的文学描写，在本书中较为常见。

　　作者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文字具备温润而向上的力量

　　“他乡容纳不下灵魂，故乡安置不了肉身。”近几年来，这句话在广大外出务工群体中颇为流行，折射出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从一个侧面凸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意义。“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飞针走线织梦人》围绕众多制衣人的梦想、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各种关爱举措，从一个区的总工会主席邓望舒的视角，做足做透了“外来工融入和发展”这篇文章。为解决南绚厂和德润厂广大制衣人因平时足不出“厂”而交不到男女朋友的问题，当地党政部门和工会积极组织，联合工厂举办“非诚勿扰”相亲会，让青年男女找到“另一半”：为丰富企业文化生活，组织各家企业举办国庆晚会，让才艺青年大展身手；为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举办缝制技能竞赛，等等。

　　“飞针走线织梦人”，一如本书书名所示，在作者笔下，罗宜、张勇、朱凤丽、黄小燕等三代制衣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企业、从事不同的工种，也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但他们都是“织梦人”，有着非常相近的梦想、展望、情怀和发自肺腑的歌唱——“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因为作者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熟悉企业各种情况，与广大制衣人有着深厚的情谊，能够真正走进这些制衣人的内心世界，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书中的文字便有了温润而向上的力量，作品也便有了较为深刻的内涵和思考。（记者 祁大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