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具有塑造人类思维和外在世界秩序的巨大力量。语言具有强烈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性，作为一种核心符号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现代中国文学所使用的现代汉语，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巨大变革得以生成并不断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二元复杂的纠葛中折射出救亡、启蒙、复兴等时代主题。

　　救亡启蒙推动语言变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坚船利炮的欺辱激发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思想与行动，中国开始了漫长的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即整个文化的转型。“救国”成为当时的高频词汇，随之而来的是器物层面、政体层面的变革。种种救亡自强观点的提出，多经历了由追求御夷图强到追求民富国强、由高张“借法自强”到“中体西用”的发生发展过程。

　　从根本上说，自强思想具有民族自救的色彩。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长技”，西方的思想、知识也成为“夷之长技”的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言文一致的比照下，思考固有语言的弊端和兴废问题，变革语言成为他们开展救亡、启蒙的重要抓手。从语言与时势变革的结合角度讲，每一种思想的兴起，都有赖于汉语的整合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汉语的演变和发展。汉语在这种变革中开始向现代转化，这种转化既有出于语言本体的渐变，也有因社会变革而致的突变。

　　语言本无优劣之分，但在清末民初的特殊社会语境下，文言作为少数知识阶层的特权语言在动荡时局中成了被改革的对象，而白话则因不被知识阶层所看重的世俗性成为“启蒙”最好的工具。伴随着语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传统文体也开始在西方文体的影响下向现代文体转变。由语言而致富强的诉求，成为其时的主流论述，由此形成“语言救国、强国”等主张。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语言的变革诉求，其实质在于寻求一种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易于交际传播的工具性语言，其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唤起民众的觉悟，救国家于危难。

　　黄遵宪1887年在《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指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在黄遵宪等倡导语言变革者看来，中国旧有语言的弊病在于言文分离，必须寻求一种言文一致的表达方法进行现代知识的传播。在他们看来，知识的传播关乎民智的开化，甚至关乎国家的强弱。

　　复兴愿景促进语汇发展

　　在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启蒙成为显在的主题。耿传明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一个顺应、赶上潮流的问题，还有一个超越的问题，一种重新获得大国地位并在文明上领先世界的愿望和要求。”告别被动挨打的命运、“复兴”旧日荣光这种内在的强烈诉求，使近代理想小说大量出现。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全用幻梦倒影之法”，想象中国“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新盛，国力之强，冠绝全球”的盛世之景。小说中的万国博览会的召开及孔觉民的演讲都在描绘中国的复兴之貌，此构思颇合《论语·季氏》所说的“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种想象贯穿梁启超的思想始终，《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都充满了富强中国的乐观精神。此外，王韬的《海外美人》描绘了一幅通过航行征服世界的愿景，实际上就是一则通过航行全球这一现代化壮举实现征服全球的愿望。不管是《新中国未来记》还是《海外美人》，都表现了如下主题：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需要再造文明、重获民族新生，重返“世界之中”。

　　这一复兴主题在翻译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鲁迅视翻译为通向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他毕生译作以苏俄文学作品居多，《域外小说集》中的俄国作品竟占到70%。与中国一样，苏俄也是昔日强大的帝国，曾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辉煌的民族历史，但近代以来逐渐衰落。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鲁迅关注俄罗斯文学，与其对于祖国强大的愿景密切关联，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

　　当时的翻译有两种不同的向度。一种是以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以汉语为中心的意译，通过他们的翻译，国人“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的风物人情、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另一种是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将中西作为两大平行文化体系对待的直译，这种直译不仅提供了与中国传统文体大相径庭的西方文体，也将不同于传统汉语的现代西方语言呈现在国人面前。

　　这种译介使大量西方新事物涌入，汉语需要产生新词汇来应对这些新变，这也刺激了汉语词汇的快速发展。正是受到印欧语的影响，传统汉语重意会轻形态、重功能轻形式的文体特征开始改变，大量补足式的附加成分如定语、状语、补语甚至虚词、连词、助词等明显增多，语句之间的逻辑联系也越来越明晰。传统旧文体那种意会、暗示、象征的诗性表述体例，开始向分析、描述的散文式表述体例转化。正是这种变化，为文体变革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体革新研究”（15BZW1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