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催生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也催生了方兴未艾的“打工文学”。可以说，“打工文学”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底层劳动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生活与文化饥渴激发了他们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曾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由此而诞生。近年来，以王十月、郑小琼、盛可以、陈再见等人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作家的持续努力与创作实绩，让“打工文学”成为新城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工文学”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发展的文学类型之一，在新世纪文学画廊里，它已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成为新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文学”，经过多年的创作与发展，已积聚了不少经验和人气。“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生命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与复杂现实的博弈撞击中，激发出了不可遏抑的创作冲动与文学力量。它真实地反映了亿万打工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

　　“打工文学”的生存态势与发展进程，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形容就是：先谋求生存，再赢得尊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补互动的关系。“打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过渡性的文化新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乡二元冲突，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情绪基调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努力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心里的紧张感、异化感和断裂感。“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过渡意义是独特且重要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先锋色彩。即使在低俗化的冲击下，“打工文学”仍然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着。

　　但是，如果严格地审视，不能不说，“打工文学”整体上仍是一种平民化、粗加工的文学，亟待提升和转型。于是，一个新的命名便应运而生，它便是“劳动者文学”。

　　有评论者以“文学回归人民”概括“劳动者文学”。是的，“劳动者文学”本就是人民的文学，它涵盖了工、农、商、教、兵、知识分子等群体，这种转型无疑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许多先前的打工文学作家已经认识到，面对公众的阅读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大趋势，需要不断刷新自我，将人性的美善元素描绘出来，从“怨恨情绪”和“狂吐苦水”的狭窄领域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真正将自身的文学后劲保持下去，在思想深度、历史内容、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上多下功夫。底层劳动者作家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精神向度与审美向度上有所提升，尽快实现自身的审美蝶变，使“劳动者文学”蝶变成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板块。

　　从发展角度来看，“劳动者文学”急需一种精神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影响广大的劳动者群体，获得自我心灵与命运的救赎。作家们应该追求能使人变得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性进行简单污化。作家们应对自己的劳动生活乃至人生命运多做思考，选材再严格一些，开掘再深入一些，不要满足于咀嚼身边的小悲欢。作家们要站得更高远些，将沉重艰苦的务工生活与深厚悠远的人生理想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从中看出人生的希望、奋斗的乐趣以及哲理的睿智。

　　当前文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劳动者文学”尤其是底层打工作者的作品普遍水平不高。对此，应抱着理性的态度，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要轻率褒贬。写作，本来就是需要天赋和积累的。“劳动者文学”是直面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及其精神面貌的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文学现象及创作潮流之一。广东珠三角作为“劳动者文学”的基地或大本营，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些地方的文学创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文学成果之丰厚，文学现象之多彩，社会影响之深广，远胜以往任何时期，很多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

　　“劳动者文学”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长远的拓展空间。整体意义上的“劳动者文学”，有一个从粗粝走向完美，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浅薄走向深刻的成长过程。如果说，“劳动者文学”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溪流，那么，它终究会汇入城市文化的大江大河中去。这一作家群体应以自身锲而不舍的艰辛努力，不断克服狭隘意识的不足，吸取民族的、现代的乃至世界的思想养分和文学艺术养分，不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创作出更加感人的文学作品，使自己逐步走向辉煌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