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大雪中，一群孩子手提炭火笼，在上学的山路上行走，这是我记忆中的童年。

　　进入寒冬，故乡一片冰天雪地，学校设施简陋，教室的窗户都是敞开的。那时的孩子们缺衣少食，上课时有的冷得全身打颤，有的手脚长满冻疮。为了取暖，早上上学时，孩子们在家里提上一个火笼子，放在课桌下烤手暖脚。

　　这个炭火笼，我们老家称之为烘笼。烘笼是用竹条编的，上下大，中间小，上面的竹片织成杯子口大小的网格状，扎一条绳索在两边，用于手提，中间放一个土陶钵，钵里装进燃烧的炭火。为不让雨雪淋湿炭火，提着走路时，边走边舞动烘笼，或舞划成弧形，或在空中舞成个大圆圈，让风灌进来。即使把烘笼上下挥舞，只要速度快，不离手，土钵和炭灰也不会掉出来。读小学的山里孩子都有这个经验，却浑然不知这是一种离心力的作用。

　　我在本村的村校读书，学校建在一座小山顶的平地上，四周都是树林。上劳动课时，老师带领我们到树林里去捡拾干柴，同学们都很积极，一节课的功夫，就拾回了一大堆干树枝、干松针，堆放在教室的后面。天冷的时候，老师把课桌拉到两边，在教室中间地面上烧起一堆柴火，学生们搬来板凳围坐一圈，边烤火边上课。在这种别致的篝火课堂上，孩子们都很兴奋，读书声音更加爽朗，唱歌声音更加嘹亮，老师和同学们脸上都映照着红红的火光，洋溢着快乐的神采，身上、心里暖洋洋的。不过这种边烤火边上的课，必须是无需老师板书、无需学生动手的音乐课、朗读课、故事会才会有。上完课后，课桌凳要恢复原状，老师就吩咐同学们将火堆里的火炭夹进烘笼里，以备下节课使用。冬季虽然严寒，我们的童年却充满欢乐和暖意。

　　八十年代初期，我从师范毕业分配到本乡中心校任教。学校规模比村校大得多，地处乡政府所在的场镇，海拔比我原来读书的村校还要高，冬季更加寒冷。每到寒冬时节，孩子们依然如我儿时那样提着烘笼来上学。

　　学校五百多学生，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自带烘笼，有条件的家庭带个热水袋，既方便又卫生。也有一个班的同学两三个人共带一个烘笼的。钵里的炭火燃尽了，需续炭，大多孩子的书包里都装着木炭，黑乎乎的木炭，把书本染得乌黑乌黑的。为节省木炭，在燃炭上加一层火灰，这样炭火会燃烧得更慢一些，火灰煨着木炭，会延长炭火燃烧的时间。山里孩子，从小就磨炼了这种生活能力，养成了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

　　木炭是木头燃烧后的火炭放进土陶坛子里捂制而成的，将柴灶里、火塘里红红的火炭装进缸里，用盖子盖严，火炭受到空气的阻隔熄灭了，就成了木炭。在山区烧柴煮饭的农户，家家户户都备有这种炭火缸，一个冬季要烧出几大缸木炭来。木炭的用处很大，生火烤，引火烧煤都用得上。赶场日子，木炭在市面上供不应求，山里人将自家的木炭背去集市可买个好价钱。寒冷的冬天，烘笼里、火盆里，燃烧得红红的木炭，成了山里人不可缺少的供暖燃料。

　　我在讲台上讲课也很冷，常常是讲完课，学生写作业时，就走到学生中间，借孩子们的烘笼烤烤手。孩子很懂事，见老师来烤火，赶忙从书包里掏出木炭加进去，还歪下头用嘴吹一吹火，把炭火烧得更旺。摸炭的小手被木炭糊得黑黑的，无意间抹一下脸，小脸即刻变成了“小花脸”。同学们都笑起来，他还不知笑什么，局促之中又抹一下脸，小花脸顿时变成了“大花脸”。那个年代山区学校条件很差，食堂里用的水，还是炊事员到校外水井里敲开冰层挑回来的，每天要挑十几担水，才够师生蒸饭用。师生们都不会到食堂去随便用水，我只好在下课后带上这个“大花脸”，走到学校外边的池塘边敲开冰块，浇出水，把他的小手小脸洗洗干净。

　　后来，我调到县教育局工作，把高寒山区学校师生取暖问题向领导反映。在全面排除中小学危房、大力实施“希望工程”等一系列教育工程中，山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多年后，我回到母校，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栋漂亮的教学楼、实验楼，铺满绿茵的体育场，现代化的文娱、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教室里安装了空调，孩子们不再提着烘笼上学了。提烘笼的童年，成了一段历史的印记，闪烁在那一代孩子多彩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