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叫余大虎，在南渡乡中学当数学老师。一见面，他就拿些数学题来考问我们，让人讶莫能对。

　　大虎说，刘乡长在田园大酒店请客，喝茅台酒两瓶，每瓶两千一，吸红塔山烟两条，每条二百六，八盘子，八碗一火锅，一千六百元。问刘乡长一顿饭，花了多少钱？我们一听都笑了，这么简单，亏你还是个中学老师，这不是小学生的加法题么？有人当场用手机算了一下，拢共六千二百二十元。

　　大虎摆手说，错，错。刘乡长打了一白条。

　　大虎又说，周副乡长月工资四千多元，家有老母，妻子无工作，两个孩子一个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一个在县里读高中。县城里有三层小楼一座，奔驰车一辆。大儿子在澳洲拿了绿卡，有别墅一套。据乡政府会计科的李会计喝醉了酒后说，周付乡长的工资月月不动，都是到年底换一个定期存折。你说周副乡长一家靠谁养活。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官员公开家庭财产比公鸡下蛋还难，而中国又是公有资产存量最多的国家，几十万亿存量摆放在那里，能支配他们的只有权利，而权利又随心所欲，缺少监督。老百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帜，无秩序、无规则、无理由、无底线的侵吞国有资产，那些既得利益者正在一天天富起来，谁敢触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绝不答应。

　　有人说这是经济学家的事，不说也罢。

　　大虎说，那咱就说点身边事。郭卫民是南渡乡的农民，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正上学，他和妻子种了两个大棚，辛苦劳作，一年到头不搭闲，收入四万多，除了供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吃喝外，所剩无几。郭卫民很想到城里买房，当个城里人。一打听，房价一平方六千多。他算了算，不吃不喝，要二十年才能买一套房子。他叹口气说，这一辈子不打算了，就打一辈子牛腿吧。有人告诉他说，想到北京，上海买房，价钱更贵，一平方五六万。他一听，脸都吓白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妈呀，妈呀。

　　大虎问我们，我国有十八亿亩耕地，按照现代农业的配置，我们需要用多少农民来种地呢？有人说一亿，有人说两亿，大虎说，有一千八百万就够了。而我们现在有八亿农民，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的一条，就是减少，转移农民，让农民早日离开土地，洗脚进城。而千千万万的农民也十分渴望进城安家。每年有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说明他们盼望进城生活。但因为城里的房价太贵了，他们买不起，安不下家，也进不了城，逢年过节只好像候鸟一样飞回农村老家。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城里的房价降下来，让农民兄弟买得起进城安家呢？是高房价阻拦了农民进城的脚步吗？有些人对此坚决反对，绝不答应。因为这一部分人，已经用高房价赚得盆满锅盈。他们用高房价，虚化了亿万人的私有资产，如果房价回归到是用来住的真实属性，亿万人的财产就会缩水，多少人打拼多年积累的财富，就会顷刻间灰飞烟灭。他们宁愿给开发商优惠政策，也不愿意降低房价。

　　农民进城难，高房价是只拦路虎，一时半会儿又赶不走它，又找不到武松，怎么办呢？有人说，在城市周边建些贫民窟，让农民先进城后安家。但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老路行不通。有人说，要让农民的房屋和土地能自由交易，让他们有点钱，可以进城维持生活，但现有政策也不允许。大虎说，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好让农民留在土地上，想方设法让他们脱贫致富有饭吃，留住乡愁。

　　我们打断大虎的话头说，别老算别人的账，算算你自己吧。

　　大虎说，我有什么好算的，一个乡村孩子王，月工资三千五百块，刚要上老婆，欠了一屁股债。贷款在城里买了一套70平方的房子，月月要还贷两千三百块。老婆天天闹着要去三亚，没有钱，哪也去不了，现在只想好好干，评上优秀教师，暑假能带上老婆去三亚，单位管吃管住，还报销路费。说着，说着大伙就笑起来，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一脸的花。

　　我们默默地祝愿大虎，早点评上优秀教师，实现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