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当天，在山西作协大院，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学文就山西文脉传承延续表示，历史上，“山药蛋派”使得中国新文学真正和中国人的审美、变革统一起来，成为具有中国审美风范的文学。对此，我们仍然研究的太少。从中国新文学运动至今，山西文学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网络文学时代，山西依然有诸如《余罪》作者常书欣、《战狼》编剧董群等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出现，成为中国文学界独特的文化现象。上世纪20年代，山西作家同样活跃。彼时，山西有影响广泛的文学社团——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社。它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少数几个产生全国影响的文学社团之外，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

　　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形成是借助外来文学冲击，才完成文学革命的。这些新文学作品深受欧美文学影响，和中国传统审美有较大差异，读者阅读困难。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都市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普通大众很难接受。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界人士来到山西。他们在参与抗战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当时，作家们大多从事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动员更多民众参与抗战，增强民众抗战信心和决心。在此背景下，中国新文学从深受欧美文学影响的风气中得到矫正。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也经历过从“模仿欧美文学”到回归传统、民间文学的过程。此间，已经完成自身革命的中国新文学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如何让更广大的普通民众接受?

　　在此过程中，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山西作家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即“山药蛋派”。经过他们与其他作家的共同的努力，中国新文学真正地和中国人的审美、中国变革统一起来，成为具有中国审美风范的文学。和鲁迅、高长虹等作家笔下愚昧、饱受同情的民众形象不同，在“山药蛋派”作家笔下，“小二黑”“小琴”“宋老大”等人物形象是觉醒后的中国人。他们是在精神上站起来的人，有作为、有创造力、有希望和未来的人。这实质上解决了中国文学怎样看待普通中国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很少。“山药蛋派”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山西范围，他是一个产生全国影响的重要文学流派。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劲旅，山西文学代有传承，从未发生断代。放眼当今文坛，这种完整当属少有。继“山药蛋派”之后，改革开放初期，山西作家敏锐地感知到时代变革，并且在笔下人物身上有精彩展现。马烽和孙谦合作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于1979年被搬上荧幕，片名改为《泪痕(1979)》。这是中国最早呼唤改革的电影作品。改革开放后，一批山西作家崛起，形成全国性影响。1985年，文学期刊《当代》集中刊发了山西四位作家的中篇小说，“晋军崛起”一说由此开始。近年来，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闫文盛等一批作家出现。从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直到当下，山西作家梯队完整。《人民文学》主编施占军曾经说过，从山西文学能看到中国文学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山西作家在全国各地以及国内外获奖近40项。其中，刘慈欣的科幻文学获得轨迹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吕新获得“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等。

　　近年来，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方兴未艾，山西亦不乏现象级作品。比如，2017年最火的网剧之一《余罪》的原作者就是山西网络作家常书欣，电影《战狼2》的原作者、编剧也是山西作家董群。此外，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喊山》两度被改编成电影。山西作家很多都是多面手，这是一种传统。比如老作家马烽、孙谦等，他们不仅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其中，孙谦堪称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创作了20多部电影剧本，如《万水千山》、《吐鲁番的葡萄》等。新时期以来，山西作家作品改编影视剧一度形成热潮。《新星》《黄河在这拐了个弯》《黑雪》《毒吻》《生死抉择》等热门影视剧均改编自山西作家作品。

　　在网络文学异军突起的年代，地处内陆的山西也不甘落后。据介绍，山西作协在全国较早成立网络文学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籍网络文学作家有36000多人，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排名位列第二方阵。其中，像常书欣、董群等多位网络文学作家，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山西科幻作家刘慈欣，更是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文学推到世界水平。目前，他的多部作品，已经进入影视作品改编的工作计划。

　　尽管山西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但总给人一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感觉。对此，杜学文认为，山西文化环境不够活跃，缺少在全国广受关注的文化活动、传媒平台，山西文学的话语权较弱，作品和作家受关注度弱。这是山西的短板，但总体来说，山西还是有一批现象级文学改编作品。山西作协也乐于看到有更多山西文学作品被改编。

　　近年来，山西更年轻的一批评论家成长起来，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总体上看，这批评论家的分布比较合理。除了在省城工作的人外，还有一些人工作在市县各地；从数量上来说，高校的同志比较多，但仍然有很多人工作在其他部门，如媒体、刊物及一些并非文化机构的单位。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情况来说，一些人的学习经历比较丰富，其中有博士、博士后，教授、副教授，也有本来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凭个人的热爱、努力走上了批评的道路。从目前的成就来看，也比较乐观。有的人成为国家性评奖活动的评委，有的作品被权威性刊物选载，有的已经出版了几部着作。虽然人数还不够多，但基本呈现出代际承接的局面，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条件。为使更多的批评人才涌现出来，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编辑出版“新锐批评家丛书”。此次通过一系列申报、评审等程序，先行资助十位评论家，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着作。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涌现出来，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加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已是有目共睹。实际上，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择其要者言，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着有《乐论》，强调音乐在教化中的巨大作用，是比较早地对艺术进行理论总结的经典着作。在绘画理论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对中国绘画理论与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画史之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宋代郭若虚着《图画见闻志》，丰富了美术史论结合的研究领域，影响广泛。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传为卫铄所着之《笔阵图》、张彦远编着的《法书要录》等在中国书法理论的构建方面贡献至大。在文学理论的创建上，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在强调诗文之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诗的情感、语言、形神等问题。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倡导自然，主张性情之真，推崇雄劲豪放之风，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论。特别是晚唐时期司空图所着《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山西地区的文艺理论建设也随时代之变而变。高长虹身体力行倡导“狂飙运动”，有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表述。特别是李健吾，是当时极为活跃的批评家。后来的常风也着有多部批评着作。与此相应的是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山西得天独厚。这里不仅聚集了大量的文艺人才，创作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见解。尤其要提到的是以李健吾为代表的山西根据地作家，不仅是最早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群体，在文艺理论的建设上亦多有成就。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创作，也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此谈论这些，主要是说，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山西一直以来是一个创作与理论评论齐头并进的地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仅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就有老中青三代十余名评论家。此外，在高校也有许多人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在媒体报刊及社会各类机构工作的人也同样活跃。有人认为这三批人成作协派、学院派、报刊派三分天下之势。除了在太原工作者外，亦有吕梁师专群体、晋东南师专群体等。他们在文学流派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生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根据地文学研究，以及追踪创作等方面在全国均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人或调离，或退休，或转行，或去世，业者星散，群体不再，山西文学理论与评论队伍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是理论评论阵地的萎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刊物《批评家》等或停刊，或改变编辑方向。新人的成长、氛围的营造、作品的刊发、活动的开展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所幸的是，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山西省作家协会一直坚持发现新人，扶持新人，新一批评论家又涌现出来。他们年龄较小，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比较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这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改善了山西文学批评弱化的倾向，对山西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是一项艰难而清苦的事业，但同时又是一项崇高而不可或缺的事业。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批评的创作是孤寂的。我们的创作亟需强有力的理论与批评的支撑。这就对批评工作者提出了非常急迫的要求。我以为更加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

　　1要在了解掌握现代文艺理论的同时，很好地了解掌握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华，并在实践中将这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

　　现在，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外来的文艺理论，似乎不谈这些就有落伍、老土之嫌。但是，对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却表现出疏离、隔膜的状态。这是有问题的。文化的进步肯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交流形成的。只拘泥于传统而不求新变是不行的。但是只知道别人而不清楚自己则更危险。正确的方法是在掌握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别人的与我有益的元素，才能形成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以中国传统绘画言，在隋唐时期，由于输入了西域的晕染法及其他外来技法，使中国绘画发生了新变，形成了新的风格。如果没有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使外来技法有生长的根基土壤。但是，如果不吸纳西域的画法，中国传统绘画就不可能在隋唐时期发生改变，就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变得僵化，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反过来看，因为吸收了中国文学的元素，也使国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的生机。如美国着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艾兹拉·庞德，他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受到极大启发，形成了“意象理论”，并据此倡导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但是，着名的艾兹拉·庞德并不是在写中国的古典诗词，而仅仅是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成分。这就是说，任何新变都是对外来有益因素的接受与改造，而不是照搬。着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经过十五年的研究后，发现找不到能够有力地支持自己结论的人类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荣格遇到了德国着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把自己翻译介绍的中国道教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给了荣格，使荣格摆脱了研究的困境。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部着作帮助他“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某种意义言，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使荣格从迷茫中出走，并成就了荣格。但是，荣格并不是一个文化偏至主义者，仍然保持了对文化融合的清醒认识。他指出，“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理论蜂拥而入，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冲击。一方面这些新传入的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展了表达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食而不化、机械套用、简单照搬的问题，存在着片面回避或否定传统的问题。这使我们的文学表现出疏离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将使文学面临僵化并失去根基、失去生气的挑战。借用荣格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舍弃，那么，外来的理论即使多么富有智慧，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并借鉴外来文论中那些能够解决创作现实问题，唤醒文学新的生命力的元素，并使之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推动文学发展进步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与方法。

　　2要在进行文学本体批评的同时努力发现文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文学批评当然是对文学的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上。如果脱离文本，批评也就无从下手，就将成为没有文学的所谓的“文学批评”。这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熟悉文本，对文本有充分的了解把握。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表现出非常鲜活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与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关系极大。这使我们能够从更为丰富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丰富文学，激发出文学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存在。它不是仅仅具有自足的意义，还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文学自身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学将塑造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将通过人物的行为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它是否表现了一定时期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变化，是不是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等等。因此，我们看文学，要走出文学来看，要在对文本充分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努力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情感状态以及对现实的关注。一段时间，人们不愿意讨论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也许这种思潮是对把文学政治化、工具化等非文学化的反对，是特定时期文学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但是，就今天来看，我们又使问题走向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漠视或者回避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而诱导文学脱离或疏远了现实生活，使文学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或者仅仅满足于表达个人生活的文学。对现实的回避将导致文学的虚无化，导致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疏离。也就是说，文学将被人民所边缘、冷落。文学的发展进步当然包括其文体的新变、结构的创新、语言的鲜活、新类型的创造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程度、表现深度，以及能否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价值标准、情感意义，对社会未来的把握等等方面。这不仅因为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情感，也因为它的实现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也正因此，要求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人要比创作者更为深刻地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会现实。一个作家需要从细节的层面来了解社会生活。而一个批评家则更需要从规律性的层面来把握社会趋势。作家是从个人—形象，以及细节—典型的层面达到规律性的把握，而批评家则需要从规律性返回个人与细节。为此，我们的批评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了解掌握基本的文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需要更多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正如恩格斯在讨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出现时所言，之所以在那一时期需要并且也出现了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为人自身的最终解放找到现实的支点。

　　3要在保持批评科学性的同时努力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生动性。批评就是批评，必须对作品以及创作现象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

　　用心和热爱写出独特姿态的新批评

　　批评除了要揭示作品的长处、不足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其蕴含的价值选择是否正确。批评仅仅讨论作品的特色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在批评时对作品的艺术特色毫无认知，没有对艺术表达的敏感性，甚至企图回避对艺术特色的分析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社会学批评。因此，批评首先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为人情、功利所左右的科学精神。要直指作品文本的内里，褒贬优劣，鞭辟入里，表现出凌厉生动的品格。但是，批评也要追求批评的鲜活性、生动性，追求批评者的个性。把文章写得死板教条，一副八股相，靠掉书袋来显示学识的广博，抄名言证明自己的强大，读不懂来表现观点的深奥等等都将泯灭批评的意义。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批评，要有文学的特质。那种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富有抒情色彩的表述总是显现出批评者的才华、人性、情调，并给予读者以阅读的快感、思想的享受、审美的愉悦。在这样的批评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批评者的情感，批评者的人格，感受到批评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进而感染读者、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着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一切均需在继承的同时重新构建。社会结构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其在时代的长河中哗哗作响。经济模式也在新变，这种变化是如此迅猛快捷，以至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一个事物存在的基本状况就被新出现的更新的事物所取代。而我们的文化——文学，也正在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将是与时代同步的，是时代的新生儿，十分需要理论的支撑、批评的引导。谁让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变动不止、日新月异的时代呢？这是我们的幸运，是我们的机遇，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时代，不能在时代的召唤中背过脸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勇搏击，大显身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开得很好，大家交流了思想，交流了信息，同时也是人生价值追求的一种交流。几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与大家作了交流，相信能给我们不少启示，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做好文学评论工作意义重大。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得大家看到了山西文学评论界对文学事业的不懈追求，看到了各位评论家多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今天，我们山西几代评论家汇聚一堂，齐聚一室，切磋讨论，证明我们山西文学评论队伍在进一步扩大。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共同促进我们文学评论事业的繁荣发展。

　　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重要，这些内容并不局限于一部作品或者一件事，而是关系到文学的发展，关系到文学理论的建构，关系到文风的端正与否，等等。我们正处在文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与文学所呈现的生龙活虎、蒸蒸日上、百舟竞发的状态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下面我强调三个问题：第一，心态要端正。要多想想自己是不是下到了功夫？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差距了？是不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不要找客观原因，主观上要努力。第二，作文要讲究。要下硬功夫，要考虑时代关注的问题。不能满足于对文本的简单阐释，要有自己的思考见解，在对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观点，进行思考。要有自己的人生学养积累和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不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第三，投稿要分析。要了解不同刊物的选稿用稿要求。

　　一个地区的文学评论是什么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文学创作。理论评论正不正，会影响到创作导向正不正。有些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问题，与理论缺失和评论失语有密切的关系，评论界是有责任的，要站起来说出来什么是正确的。理论和评论跟不上，会影响一个地区文学的影响力、话语权，希望我们这些更年轻的评论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勤奋工作，努力前行，在现在较好的创作态势下，为山西文学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审美启迪，为山西文学评论的发展繁荣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