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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卢一萍 授奖词及获奖感言

阅读:872 次 作者: 来源:文学中国 发布日期:2018-05-16 08:55:40
基本介绍:

  01

  小说家

  卢一萍,已出版长篇小说《白山》《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父亲的荒原》《银绳般的雪》等二十余部,有作品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上海文学奖等。新作《白山》先后入选文艺好书榜、名人堂—2017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南方周末2017年度图书,入围华文好书榜,被评为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等。

  授 奖 词

  02

  授奖词

  如果梳理一下卢一萍的人生,就知道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的足迹曾遍及西部河山,他钟情于其中雄阔的景象和人的生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而这些经历从没有脱离过他通过文学写作来思考现实的路径,他的生命是为文学而存在的。这些经历使他体悟了人生,了解了生活,完善了一个作家的表达,使他具有了俯瞰大地万千事物的能力。人类的卑微与顽强、人生的灿烂与隐晦、世界的繁复与纯净,他都得以用谦卑的姿态和宽广的胸怀予以接纳,并以强健的胃口予以反刍和消化。他的带有寓言色彩的写作,先锋不羁的笔法,既是他运用的文学手法,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体现。他是个文人,也是个战士——这不是说他真实的戎马半生的经历,而是他把一个战士的精神与文人的禀赋修炼为一体——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

  《白山》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在那个“人世刚好在发疯”的极端年代,主人公凌五斗因一次批斗受伤而失去说谎的能力,但当他入伍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天堂湾服役后,不但说谎能力得以恢复,还具有了过目不忘、不惧高山反应等超常能力。凌五斗既是傻瓜也是英雄,一直在用极端的方式向强大的现实世界发动一个人的战争,但他个人化的努力和坚持,最终在集体美学中失守,并在无奈、妥协、屈从中归于无效。但皮肤变成了蓝色,把现实与魔幻世界打通,在人世与天使间自由飞翔的凌五斗,必将以一个幽默的文学形象,跻身文学人物花名册。

  可以说,《白山》是一部关于谎言的寓言,一部纯中式黑色幽默之作,一部轻盈可爱,却又隐藏着悲剧主旨的长篇小说。它寓言般的光彩,喜剧般的滑稽和幽默,既是它的外表和策略,也是反讽手法的高超运用。在小说中,你可以听到巴赫金所谓的“双重声音”,也即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还可看到这部小说在风格上的高度控制,在材料组织上的井然有序,以及神异的幻想。作家成功地将历史小说化,从而令我们反思历史。他以极大的勇气与文学智识,对伴行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自身内生的荒唐活动,用荒诞的手法,以牙还牙地进行了对抗与反思,还原了人性的本相与生命的尊严。《白山》是基于中国语境的深度现实主义,它具备寓言的高度,如试金石一般测试着渺小人类的各种心灵疾患,让我们反思荒诞是如何成为制约我们灵魂的枷锁。

  因为长篇小说《白山》,名人堂把2017年度作家称号授予卢一萍。

  获奖感言

  03

  获奖感言

  我于2012年底从塞外边地回到四川,已经五年有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能给我这个奖,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也使我第一次有了“荣归”之感。我在外面飘荡了23年,心中念想最多的还是故乡,我们每个人在外打拼,最后的归属点还是希望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乡愁,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乡梓观念。今天到场的不少人就是我的老师、朋友、同学和战友,能在你们面前领这个奖,其意义非同寻常,我把它视为生养之地对我的最好的鼓励。每年的名人堂年度作家评选都是文学界瞩目的一个文学事件,在每年众多作家中选出一位写作者及其作品,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这需要媒体的胸怀、眼光和评判力。在此,我首先要特别感谢华西都市报和封面新闻,感谢评委们,也感谢每个给我投票的读者。要特别感谢给我颁奖的赵晓梦先生,我们当年曾一起追求文学梦,我们都走到了今天,他是位诗人,而我有幸成了一名作家。

  接下来,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感谢亦师亦友的出版社副总编辑谢锦女士,和该书的责任编辑乔亮女士。大家知道,现在的书很难买,所以他们能出版一个籍籍无名者的、具有某种锋芒的作品,不仅需要文学的智识,也需要勇气和担当。在这里,我还想起了首先给予这部作品肯定的阿来、张炜、马家辉、周涛、裘山山、梁平、邱华栋、宁肯、殷实、沈苇、马平、赵月斌、王威廉、吴平安、杨靖媛、王龙等诸多师友。他们的推介和鼓励,使我感觉到了知音尚在,写作的前景还存有光明。

  今天,当我——还有大家穿过美人、美食、美店、诸多繁华的场景,然后抵达西西弗书店——一个清凉世界,像人间的仙境——的确不易。我感觉我是穿过纷繁的人世抵达这个天堂的。这是一个象征。既是文学本身的,也是我们每个个体的。西西弗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在古希腊神话里,西西弗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每当他用尽全力,推着巨石接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重新将其向山顶推,日复一日,陷入了永无止息的苦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以此写了一篇文章《西西弗的神话》,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是一位荒诞的英雄。他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注定要与失败的命运抗争。他清楚地知道,无数次的胜利其实是无数次的失败,但这只激起了他内心对命运的轻蔑,“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是要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西西弗书店也许就是希望用人类的精神产品——书籍,把我们破裂的生活缝补起来。就在这个时刻,在成都春熙路群光广场地下二层的这个点上,希腊的神话、法国的加缪、西西弗式的荒谬,还有《白山》里的荒诞和名人堂颁给我的这个奖,都汇聚成了一个闪烁着光芒的时刻,令我无比激动。这使我深知,文学其实就是由这种象征或者说隐喻组成的。

  我们刚才穿越了繁华世象来到这里,心情大多是愉悦的,但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仍有荒凉。甚至可以说,荒凉无处不在。他不仅存在于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地方,更多的存在于人心之中。展示人世内心的荒凉地带,正是文学的使命之一。

  《白山》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地带。这不仅是故事发生场域的荒凉,还有其中的时代、其中的人和人性的某些部分。

  我一直在边地写作,处于文学的边缘,没人关注,很少有可交流之人。这是一种我自认为很好的状态。记得2006年,《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后,我在接受一个诗人的访谈时,就说过一句话,“我站在表达的中心”。一个作家首都的建立,就在他表达的那一刻。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也就不会有《白山》。我自认为这是一部尽可能摒弃了功利因素写作的作品。历经波折,却绝对值得。

  很多年来,我都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因《白山》这部拙作,感觉一下站在了前台,虽然有些不适应,但无疑是我写作多年来最大的收获。其实,作者永远位于写作、位于作品之后,是《白山》带着我往前走了一步。

  站在作品后面,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遇到的读者说,“哦,你原来是《白山》的作者”,这应是最大的褒奖。作家是为读者写作的,读者才是作品最好的评判者。作家是用自己的作品与读者对话、交谈,也是因为读者,作家和他创作的作品才有了存在的理由。前两天,还有一个读者朋友留言,说“趁未白头,要读《白山》”,即使就是白头,仍可读《白山》,只是读时的况味可能会不一样。《白山》出版后,不断有读者跟我交流他们的感受,其中有跟不少文学不沾边的朋友,也有素不相识的官员、军人、警察,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认识都很准确,他们的认同让我感动。所以,作家要相信读者,不能去迎合,不能降低读者的趣味。但有大量的文字试图把读者的品味引向低俗,所以真正的、有良知的写作者,有时候必须成为战士,也即“文人与战士的同体”,来抵御那样的文字。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初衷来写《白山》的。

  我的前半生其实也就做了这件事。我一直在试图认识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其中与我的父辈、还可能与我的后辈有关的那一部分——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未来。也许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自传、写家族史。《白山》里有我自身的影子。不仅凌五斗、柳文东、凌老四,甚至其他的人身上都有。我想通过自身或家族的经历,来反映我们身处的时代。

  但对人生的经历或家族的往事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有时是很难的。种种限制来自自身。我在军队那么多年,当然要写现实的军旅生活,但很多东西很难处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怀着悲悯之心来写这部“文革”背景的军队题材小说。

  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不知投机取巧,没有多少文学才华,加之在大巴山区的山乡长大,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学的养分,直到二十来岁,我对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还是极其肤浅的。但我在文学写作上是“一根筋”,很难向自己妥协。我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上长城非好汉,不到黄河心不死,很多时候我会因此把自己逼到背水一战的境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处何地,我想得最多的是“文学”。好在文学是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提高的。我学习的方式一是读书,二是旅行。负书而行是我的习惯。只要带着书,就可以把任何旅途走完,只要能够去行走,心里就对人生有底。所以我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回到了我当兵服役的新疆,并去了帕米尔边防。我走遍了帕米尔高原的每一条山谷。在那里,我读到了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一个人能活90岁,他应该用30年来生活,30年来旅行,用最后30年来写作。我深受启发,1998年,我利用去边境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西北近八千公里边防一线——对自己喜爱的地方,之后又多次前往——这包括白哈巴、阿拉山口、波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阿里高原。2000年后,利用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访之机,去了兵团绝大多数农业师和垦区。其后,又自费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藏北,生活和大地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同时,也提高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了解,对一个边远地区的认识,从而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学场域。还有一点,它使我能背对文坛,无缘文学的热闹与喧嚣,使我相信“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布罗茨基)。所谓“墨水的诚实”也就是你所认识到的生活的本质。至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最基本的条件。

  而我曾是一个军旅作家,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称谓,一种界定。它更主要的是一种限制,也就是说,有人在意识里已给你定了一个行业写作者的标准——他们其实就是用那种标准来打量你的。你只要在那个笼子里,你就只能在那里面折腾。像一只狐狸,最多只能伸出半张嘴、一只脚、一条尾巴,而任何的一次界定,比如说军旅作家、煤炭作家、70后作家、写底层的作家,其实都是一次歧视。也就是说,这一个或这一些作家的写作就是在这个“设定”之中,没有超出审视者的眼界。有时候是一种言说和分类的方便,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群体或这一类人的写作还只是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不少人拘谨于行业文学的概念,把自己的视野变小了,把一个很广阔的文学概念变得很狭隘。所以我想从这种桎梏中挣脱出来。我的写作要超越它,并保证虚构的节操。

  对一些人来说,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点缀,或是一种尚可利用的工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文学是超越职业,甚至国家和民族的,是为普通人写的史诗,是人类的秘史,是一项严肃的精神生产活动。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写作的标高必须是经典、优秀文学这个背景。因此,我理解的文学,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那样的文学,而非其它。

  我希望写出一部向上述作品致敬的文字。无论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的三年多,还有多次到阿里和喀喇昆山采访、采风的经历,那些漫长的游历,我自身的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有些东西的确是我的军旅体验,但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个体对世界的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厕身某个行业,写的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生活,我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要表达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种生活的普遍性——比如说《白山》中关于谎言的寓言,才具有文学的意义。

  我可能做到了一点点。这得益于我的军旅生活。我在其中度过了27年时间。是它帮助我了解了世界的某些神秘的力量,确立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哺育了我对文学的感受力。所以,我对此怀有感激之情。我接触和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曾有幸交流过的人,希望我能写作一部诚实之书,不再撒谎,不再掩饰,不再夸张。所以,在《白山》里,我的初衷就是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书写一个小人物在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经历,把我的军旅生活体验放在其中,塑造一个独异的、干净的人。凌五斗是一个傻子,也是个英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底线人,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的人,一个在荒唐年代保持了人性之美的真正的人。作为一个士兵,他没有打过一枪,没有在烽火硝烟中出没过,但他一直在战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战斗。这种战斗异常残酷,但壮烈不起来。这就是他的命运。这就跟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样。

  一个小说家无论写哪个年代的作品,其实都是对现实的呼应。这一点,《白山》亦然。“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身上,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凌五斗就是千百万人命运的承受者。对这个我虚构的人物,我深表同情,却无能为力。因为《白山》出版后,已不再属于我。

  我是半个文人,一个士兵。其实,无论是作为文人也好,士兵也罢,二者在我身上已为一体。我会更珍惜笔下“诚实的墨水”,不去浪费一滴。

  最后,我套用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比不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更难战胜。既然我们要变得强大,就请记住我们今天的相聚,记住今天我们相聚的地方——西西弗书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西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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