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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德格尔时代,中国诗人谨记什么

阅读:810 次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5-16 14:47:06
基本介绍:

  写这篇回想录,也许是为了给虚构的或以后的读者,这个读者很可能就是我自己。

  事实上,最好的最高级的回想是追忆,之后才是重忆和延忆。所谓追忆通向灵魂河流起源的状态,通向不可重获而划过灵魂痕迹那种隐痛,追忆是带着灵魂的现成之命去岁月中赴死。故而不如说,重忆和延忆,就总是通向意识流域的旁支。请问,什么东西值得在脑海里要去重找的呢?我看,是心里发生的那种一瞬间看到思想光耀某个东西的普看。无论是在哪,普看都以彻悟的过渡性,决定了思想在场的本质,这个本质总拟是我们面前发生的思索,总是来了又来的缺席。

  我会说,过去和现在,很多诗人把思想转化为某种隐喻,转化为诗歌乌托邦,都经过了一座在间接中存在的桥,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因为这个在切近中又互为展开的导入本身就是一种桥的方式,也就是在他人思考和自我思考中有一种涉身的对渡。就其本质来看,哲学的思式与诗身的词形,两者的连续统,就好像那座桥。在每种桥的使命中,都藏着起始向中转的思索方式的居间,所有的居间总有桥或早或晚的共渡性。而过程中的缺席则召唤着桥。

  照我看,凡是在时代中错失了思考推动的地方,总有人要预设一个前景来站在时代错失之外,绕开这个时代的错失,或与之保持距离的方式。事实上,时代之外的人恰恰就置身在时序的源生内容中。并不存在时间性之外的绝对时代的旁思。用这种旁思的能力衡量,旁思总是不在旁思当下的普思。

  从80年代萨特存在主义热,转换到90年代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热,中国诗人从一种东亚思想角度的诗学之外,接触到另外一种欧洲思想方式的诗学,就始于这个不旁思当下的普思者搭建的从时代内开启到外的桥。这儿我要解说一下“桥”的广泛的关联背景:按通常的观点,叶秀山、刘小枫、彭福春、余虹、孙周兴是中国海德格尔早期主要研究者。其中,刘小枫1986年完成《诗化哲学》论著,叶秀山1988年完成《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论著。历时地看,叶秀山、刘小枫是在完成解说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任务的那个桥的一部分。我注意到,《诗化哲学》和《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萨特、卡西尔、雅斯贝斯原著思想,做一种相关项复述和导读的话语移植。比如《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的结构:

  “第一部分 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第二部分 艺术·神话·历史——卡西尔的《论人》第三部分 心理(精神)世界的探索——胡塞尔的现象学第四部分 现代现象学思潮与黑格尔哲学第五部分 海德格尔在“思想”的道路上第六部分 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第七部分 哲学之辩护——雅斯贝斯的“奋争”和“奉献”第八部分 萨特的“有”“无”之辩第九部分 杜弗朗和现象学美学”

  复述和导读所领属的边界咋样?大概能想象得到。我之所以称为原著复述和导读,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从自我沉思中源初生长出对原著改建性思判的成分,也没看见有自足体系可能创设的独属成分。复述和导读原著思想的方式,不可能仅靠自身就成为某种独立的创释方式。伟大而独立的阐释力,在于一种自我异度拓展与广延维域的转换。理解了他人原著思想不等于创造了唯我的思想内核。哲学必须是异思者给哲学提出延续的思想方法。

  我实况地说,比起叶秀山、刘小枫,余虹从1990年开始翻译海德格尔著作。他选的方向是海德格尔诗学存在论所对应的广延的美学、艺术、文学可能的侧维,特别是把目标延伸到,海德格尔诗学概念空间对中国文学、艺术、美学对话的整个系统边际的可能性上。最能代表这个可能性的是他《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内在结构》和《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与阶段性特征》文本。这项工作,在1990年到1999年间确实没人成系统的多元性的做过。这项工作就像在历时中展显的那样,给予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相对直接的先机影响。曾有非思辨性的激进评价说:“余虹主要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1)作为(20世纪80—90年代国内海德格尔诗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含蕴向汉语世界的生成转化;2)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现代性研究思潮的发动者之一,他对现代性危机与人类的生存处境的沉思、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研究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的前沿话题,(3)他将现象学运用于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打通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可比性的独特思路;(4)他的文学知识学研究作为国内首次从知识学的角度对文艺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性考辨、叙述的尝试,为中国文学知识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个评价对我本身思考延伸的其他可能性,就奠基于可能性的开放本质中。

  这儿我顺便申明,某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奠基所推进的开端本身,就包含了可以给予并可以超越这个“相互”奠基二者的第三种的显现居间。就像当年中国文学艺术界、学界谈东西方对话一样,我通观的说,东西方若要展开对话,任何一方单极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所谓双方,都不能仅靠单极自身,就可以避开这个相互奠基而产生的第三居间的风魔。

  余虹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后现代精神的隐喻时代,把海德格尔存在论诗学的精神亚美利加,相对广泛而又定向地,带给了中国文学界、艺术界乌托邦原乡的对岸,还有一个其他海德格尔研究者没有的优先性因素,那就是:余虹在1989年,有着——在“武汉东湖似乎是全国最早的人文学术思潮发源地”,以“长江丛刊的新历史小组”的形式,与“周瑟瑟、任戬、周细平、张先冰、张志扬、萌萌、张三夕、叶双贵、邱华栋、易中天、於可训、昌切、张执浩、剑男、方方、刘继明、王艾、野牛这些学者、艺术家、作家汇集在那里”(参阅周瑟瑟:《悼念余虹,怀念属于我们的‘海德格尔的八十年代’!》),而置身于激发不断沉思和对话的在场性亲历。

  我对余虹这段历史不得不说,他是在给自己预设一种,由文学和诗学层次组成的多元转向。当这种多元性对象的显化自行在场,但又化为新生成的流逝,才可能是最大的“存在”。这恰恰像桥对流逝的超越和使用。由于桥带来跨越者,桥才保持流逝者。我可看到:

  “一、1990《海德格尔论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秦伟,余虹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二、1991《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余虹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1992《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余虹、作虹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中余虹译著——1)《诗人思者》见《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余虹、作虹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艺术作品的本源》见《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余虹、作虹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诗中的语言》见《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余虹、作虹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海德格尔论尼采》,余虹,河北人民出版社”

  靳希平在《海德格尔研究在中国》文中列出同济大学孙周兴的译著名录:

  “1.《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351页。

  2.《林中路》(1935-46)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3.《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4.《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936-68)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6.《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德)海德格尔等著,刘小枫选编,孙周兴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7.《尼采》(1936-46)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8.《海德格尔存在哲学》海口,九州出版社,2004年。9.《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演讲与论文集》(1936-53)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我始终说,世上东西的任何比较,都是异质的相向。比较的背后总有一个东西超于比较本身的尺度。比较,也总带来开端的空间性和历史的当历时性。

  余虹较之于孙周兴,余虹1991年著写《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翻译的《诗人思者》、《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中的语言》的4个文本,可整体的看成是,形成海德格尔诗学那种年代学的、意识地理学空间的传播的优先环节者。因为孙周兴等人90年代后期,也同样翻译了《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中的语言》。这就让我直观分辨出,余虹是着眼于海德格尔诗学在国际文化潮流背景下,东西方诗学界限是在哪里分界、哪里合界、哪里超界的交互对等之思。实际上他是从海德格尔诗学译著的空间中,找到一个众维中的分维,而选出了一个适合中国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致知而可致思的观念空间——那种横上的阐释面。而孙周兴从1993年,着眼于海德格尔哲学著作相对涉全的翻译。孙周兴代表性文集《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和代表性文论《在思想的林中路上》,基本保持在引述和转述海德格尔原著观念相关项的话语移植、扩展读解的源头上。

  从余虹与孙周兴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诠译的不同偏向上,我可说,意识本身从起始到延续再到滞留,决定了原初的给予和次生的给予两者所决定的先行与后涉的线性,因此先行与后涉的二维序列,只要被单极的奠基和相互奠基,总是互相产生不同的更深的更多的线性意识。那么,只有最极端的可能性,恰恰被限制在自己最极端的任意性中,而超越这个线性。就《艺术作品的本源》翻译的两个版本来看,余虹与孙周兴各有自己有效洞察的分维。

  我不会忘了,38年前的今天,余虹更关心海德格尔诗学,怎样被置身而根植到中国广阔文学与艺术的最远边界,给出美学、文学、诗学三位一体相对等的中国式沉思,找到中国诗学和文学衍生自己样式的那种经验实体的社会性呼应。他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中主张:“严格地说,是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一枝独秀的霸主地位已告结束,它丧失了在文化中的领域,却还固守着自己的地盘。终结的是文学的‘时代光辉’,而文学依然存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学的‘时代’终结了,而非‘文学’本身”。针对这个情况,2007年周瑟瑟,在一篇悼文中这样评说:“你从文学的角度向我们奉献了一个海德格尔,在此之前哲学家海德格尔多少对我们还是另类”。这句评语让我想起当年王永年、王央乐把博尔赫斯带到中国小说家和诗人的眼前。借中国80年代中后期文学历史镜面看,就我所知晓的,王永年、王央乐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和成穷、余虹、作虹译的《海德格尔诗学文集》两部书,分别收入了苏童、格非、余华、马原、孙甘露……等无数位小说家、美学家和诗人的眼帘。

  这个事实,在今天这个共识比几何更紊乱的年份,正艰难地证明:海德格尔和博尔赫斯颠覆中国当年写作经验的时代,是真的。那个时代的哲学、诗歌、小说,是一种合而为一奠基思考的事情,并且是一种思的事实化身为诗学广延到文学的社会事实。我不得不说,天命之思的孤身,先行而无敌手。思艺是绝对自由中创造的诗意冒险,天赋是自足构造的思之不顺从。就像萨特、海德格尔用诗学做存在论哲学,博尔赫斯、荷尔德林用哲学做文学。

  话说回来,余虹不是在海德格尔诗学诠译的镜前之术,他尝试找一种诗学置回到文学对话的平行边界和跨域边界,这是他1993到2005年间,最能区分其他海德格尔著作释者的特征。从他这方面的代表文论《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内在结构》,我综观到一个合理方式提出的目标,有着人们今天可去多元探讨的余地。比如:

  “1.著作

  (1)《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个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个人专著,三联书店,1999年版。

  (3)《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个人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艺术与精神》,个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中西比较文艺学》,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合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7)《美育概论》,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撰写部分章节,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译著

  (1)《海德格尔论尼采》,合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合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3、主要学术论文(1994-2001)

  (1)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文学评论》1995①

  (2)能否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文学评论》1998③

  (3)革命与文学《文学评论丛刊》2000②

  (4)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③

  (5)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内在结构《文艺研究》1997④

  (6)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文艺研究》2000①

  (7)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艺研究》2000②

  (8)西方现代诗学的语言学转向《文艺理论研究》1995②

  (9)柏拉图的知识论与西方理性诗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⑥

  (10)中西形上文论:道与理念《中国诗学》1996⑤

  (11)比较文学之我见《中国比较文学》1996④

  (12)“中西比较诗学:其名其实?”《中国比较文学》1998③

  (13)“荒诞”辨《外国文学评论》1994①

  (14)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外国文学评论》1995④

  (15)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97④

  (16)反美学:海德格尔的入诗之思《外国文学研究》1995③

  (17)个体启蒙与艺术自主《外国文学研究》2000②

  (18)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暨南学报》1996②

  (19)革命文学理论对新文学的批判与叙述《新疆大学学服2000①

  (20)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与阶段性特征《厦门大学学报2000①

  (21)生命反抗形式:艺术的现代性与虚无主义《当代艺术与人文科学》1999

  (22)晚清文学革命的两大现代性冲突《文学前沿》2000②

  (23)德里达:文艺再现论之解构与文学规约《美学与艺术评论》 2000⑤

  (24)“现实”的神话:革命现实主义及其政治意蕴《文化研究》第2辑2001

  (25)审美诗文论的两大样式及其历史命运《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9辑2001

  (26)中国艺术现代转型的问题《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⑩

  (27)多元与立场《艺术潮流》(台湾)1994⑥

  (28)中国现代艺术的危机与冲突《人文杂志》(澳门)1995③”

  (29)文学理论的学理性和寄生性《文学评论》

  (30)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5 年

  (31)在事实与价值 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中国作家网》2007年

  以上实例,我尽管不会把余虹的译著和文论,单项地就看成是平行于或优先于同行,特别是从诗学美学纵深转渡到文学领域的“上帝的手”。但我也不放弃:余虹对海德格尔诗学诠译和传播的特殊有效范围,已经使中国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探究超出了存在现象学界限的念头。

  那么,怎样才能够领会到那前时代性的余虹的心灵劳绩呢?我看到来自遥远北方的杜甫式哀诗《思与诗的对话》里这样追溯:

  “……

  一刹那间,我看见一颗颗头颅在中关村大街飘浮

  那是海德格尔的头颅,披着12月的寒气

  时代的车轮凝固了,只有你的头颅在滚动

  ……

  余虹,我们精神的启蒙者,你是否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

  你的批评,你的尖锐的无止尽的发言

  幻觉,时代的幻觉翻起一阵阵东湖的细浪

  那一年我与你在武汉相识,黑皮本《思与诗的对话》

  ……”

  这首杜甫式哀诗的创作者,就是周瑟瑟。

  诗人在诗节里呼应着,诗人自己对余虹“思与诗的对话”写作背景和临场参与的最真实记录。实际上诗句在诗意的沉惋气息中,对余虹译著海德格尔著作的年代学价值与“海德格尔的头颅”对诗歌界那老师式的先行影响,做了最公允、不遗漏而最有说服力的评估。这个诗身记录面,以一种超实的直观,不止引出了我对先验现象学方法的再次沉思,也引出了我对今天这个后海德格尔时代诗人、艺术家、小说家,要关注的东西。诗句眷写的“思与诗的对话”的重要性,是诗人周瑟瑟当时预感的、是余虹临场亲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猜余虹与诗人周瑟瑟并不知道,1952年海德格尔曾说:“对于中国和日本世界,我简直无法了解”。就是说,海德格尔无法了解东亚有没有他那欧洲思想单极纳入的“思与诗”的存有。这正是余虹要“思与诗的对话”的年代学先机价值。也因此是诗句“黑皮本《思与诗的对话》”诗身化原始记录。

  诗句在智思的隐现处暗问:

  到底什么才是今天诗人要关心的思与诗?到底什么才是诗人要关心的语言是存在之家?

  我说,所谓诗人关心的“诗”,是借人语符号而显化人自身思考中那更深的理知世界,它伴随着更高的在理性背后可悟察它而不可说的东西。所谓“思”,是在脑际里借助一种可显化自身、并在显化中化身为对象的东西。只有在人语符号显化着我们语言说不出的造化,包括思悟的自在和自不在的、同在的过程流逝中,才有“思与诗”的关系出现。

  而“诗和思“”最自主的最本性的关系,总是一种我们在诗的写作中,随便延伸的某种虚置可能性。这种构思着内心边界的空置样子,是自空的但又拥有一切。这种结构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可能性空间是一个尚未在这一角度显现给我们、但却在另一角度显现的状态进程。

  对思与诗,我们如果单纯地把握欧洲思想和东亚思想这两个极,又要陷进因果二维的泥潭。所以我们只能思辨一个“不是的是”与“是的不是”的置空的过程流逝链。“思与诗”过程中原生出的“在”,比某个说出的“在”更能“在”。例如,佛学、奥义书、形而上“梵”的“思与诗”。

  诗人在诗节的末尾,从词语营造的精神层面上引导我进入了这样一个境界:

  “……

  海德格尔与你启蒙了我的青春,火一样激烈的青春

  持续到了另一个世纪,兄长我没有在中产阶级的泥潭滑倒

  ……

  死亡那蓝色的天空,缀上了你那颗高贵的头颅

  ……

  天国因你

  而充满了诗与思的对话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 读到周瑟瑟写的“诗与思的对话/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段诗句,我意识到,这诗句无形中预设了一个“后海德格尔时代”的大地。所谓“后海德格尔时代的大地”总是和“诗与思的对话”相关的接续,它最终要面向的是人语的诗,对“存在”的思。海德格尔自己就对雅斯贝斯说:“‘存在’绝不与现实性或者直接被确定的现实之物相同一。在现成之物中,是决不能找到存在之要求的”。这句话,足可让那些认定经验实体和心灵想法的对象就是“存在”的中国诗人,仔细静想,而且还要同时默想:海德格尔用欧洲思维方式说出“存在是不可定义的”(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另一句话的深意。

  我说,所谓“存在是不可定义”本身,就预设了“存在”不限于单极理解的本身。我可以明确的回答:这个“存在”就是:一种不能定义的暂拟-过程。就是以自己其中一个因素,在内在上先决于不是自己而作为起点,再后发另外一个不是自己的因素的那个过程。

  只有在过程的无限变程中,才可能有最高限度可能的不断显化出来。这种过程进程的自为和自由,使得“存在”自身,都不可能用某个人的有限存在和有限语言,就把“存在”说尽了。而只能是,把每一部分联系得更延续。海德格尔对“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解释,必然是一种环节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在自身环节要延续的此点方面,预设了超越的彼点。

  于是,我可以此来解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如果人的语言真的能达到:人语所说的范围,就是人语等同的“存在”本身,这样,语言就先于人而存在。可是,语言涉身者——人,都处在过程变化的结果中,这个结果的展开状态,就是由人现身和话语现身共同来展开的、显现的将要变化。这当中,包括纯粹我思活动的存在,是作为其本身是先行于这个世界的自然存在的将要变化。这样一来,显化是自在自为的过程,语言到底能不能先于或等于自在自为的“存在”呢?海德格尔晚年终于说:“语言在本质上并非有机体的吐嘱,也非生物的告白。不能根据语言的符号特征,甚至或许不能根据语言的含义特征,来正确地思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这很难澄清他隐晦的悖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我说,模棱两可的说法,本身就是线性的,会在将要接续的另一段线性中无穷后延。

  可是,即便海德格尔说“语言既澄明又隐蔽到来”,我也不会照海德格尔的路来走。因为我说:任何一个哲学角度,只要它不关系到它自身的先天合法性,那就总会停留在过程中,反而拥有各种可能。就算是它已经关系到它自身的先天合法性,它也是要运行在过程中。语言既能说清又不能说清的“存在”,难道不是空的不空吗?空的不空产生着接续。接续是过程的身体。语言是过程存在之家。

  我高兴的是,余虹神谕般对海德格尔运思的预断和译著,对周瑟瑟“诗与思的对话”诗篇本身,以及对中国诗歌界当年的普献,既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先机标度,也是给未来中国诗人任何维向超越的思与诗,做了非线性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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