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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如何更新与超越

阅读:1012 次 作者:刘波 来源:湖北日报 发布日期:2018-05-26 11:44:39
基本介绍:

  城市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其实也伴随着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而在现代性演变逐渐深入的今天,城市文学也相应地变得复杂了,它从一种表象的书写转化成了更具症候性的内在阐释。因此,针对消费主义时代的城市书写,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柄谷行人在谈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时所提出的“风景之发现”的过程。地理和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城市文学的精神底色到底有没有随之进行自我更新?城市书写怎样越过单向度的审美而建构更立体的语境?由省作协和《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围绕着“城市文学的精神底色和现实境遇”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会议纪要已全文刊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现在看来,城市文学并非固定的概念,它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对城市的书写虽然立足于现场,但我们还是要将其“历史化”,才可真正看清城市内部的纷繁复杂,而不是简化其本质,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单一城市经验的再现。从整体上进行考量,城市与文学之间的撕扯、裂变,会不时地挑战我们有限的认知。

  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郁达夫、茅盾和“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都市风景和老舍笔下的北平风貌,但这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书写,并不能代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全貌。在1949年之后的时代变迁中,对城市的书写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在农业社会,城市文学可能代表着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则在“一体化”的规训下以工农兵文学取代了所有带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城市书写。乡土文学强大的政治和美学基础,也相应地使它具有蓬勃的生产性,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长期都是以乡土文学为中心,读者对乡土文学也总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的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虽然有了城市人的身份,享受着城市的现代化技术和丰富的物资,但在精神上好像又没有真正的城市归宿感。这种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宿之间的剥离,与我们长久的“以农为本”的传统息息相关。随着1990年代先锋作家的转向和“新生代”作家的崛起,城市书写在欲望叙事和个体经验的融合上,有了一种转型的精神自觉。尤其是在新世纪以来,书写城市成了新的代际作家的惯性,它甚至会被当作某种“政治正确”。80后和90后作家多数以城市书写作为起点,一旦书写乡土,似乎就有违文学的“当下性”,与主流文学价值观构成了一种美学上的背离。这种格局给作家们带来的考验,不仅只是如何平衡乡土写作和城市文学的关系,而是怎样写出更具前瞻性和预测性的城市文学文本。

  城市文学之所以兴盛,不在于作家们基于响应现代化的号召,而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城市想象有可能同构于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城市文学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未来的,随着城市作为重心被强化,它从一定程度上指涉及了一种向内的探索,不管是时空的,还是人性的,都是在价值理念上聚焦于“人与城”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空间维度上的,而且更多地还体现在主体精神的召唤上。那么,这就涉及到城市文学的界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来探讨城市文学?当下普遍的“离乡进城”属不属于城市文学?那些介于大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镇叙事,能否被纳入到城市文学的范畴?对这些问题的思索,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当下城市文学的判断,而打开视野,从更宽广的层面切入文学、时代与城市的关系,方可获得更具开放性和建构性的理解。

  由此来看,城市文学首先就要基于一种城市精神,否则,就可能会陷入表象化的书写,而无法深入到城市的内核。就像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评价,认为他的那种颓废之美正是巴黎底层社会的一个参照和缩影。城市精神不只是限于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它一定还有下层社会的冷暖自知。所以,谢有顺在一篇关于深圳文学的文章《“深圳”作为一个文学样本》中说,“现在关于深圳的核心叙事,还是重在书写如何把深圳当作新的家园,另外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新感受、新思绪,还未得到重视,这应该成为今后深圳文学主要发力的领域。”关于城市的“新感受、新思绪”才是作家需要敏锐地捕捉到的细节,那属于城市的真相。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城市文学就应该是书写大都市生活,喝咖啡,泡酒吧,这当然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那么真正重要的城市文学最终还是要呈现为全面的、有整体感的终极精神。如果说邓一光书写的是带有新城市符号意味的深圳故事,那么薛忆沩笔下的深圳则又是更为内敛的城市书写的主体呈现;如果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属于显性的“进城”故事,那么格非的《隐身衣》就是一种隐性的城市逃离叙事。对城市文学的想象和判断可能不完全在于题材,而是取决于文学如何对接城市精神。这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文学的精神变体,它们主导着当下城市文学书写的个体形态,也影响着作家对城市文学的整体实践。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即在转型期城市文学需要有“变革的力量”,它取不取代乡土文学,还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在于城市于时代转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变化中的城市生活又赋予了作家们什么样的新鲜经验。不管你是一个世界主义作家,还是一个聚焦于地方书写的作家,最后都必须面对城市生活中深层次的精神难题,这才是城市文学书写者在时代演变中所需要直面的困境。比如面对强大的网络文学,城市文学如何拓展自身的空间?是否需要从过去那种表象的或欲望化的单一都市书写中超拔出来,重新认识更丰富和复杂的城市生活的内面?对于作家来说,这是困境,同时也是挑战和动力。虽然也有不少评论家从个体作家和具体文本的角度探讨地方城市的书写,但整体上的城市文学研究仍然缺乏一个可延展的精神维度,这可能也是有些评论家提出“新城市文学”这一概念的原因。他们觉得有必要将过去的城市书写和当下的城市文学区别开来,以提供给我们一种关于未来城市文学潜在的审美可能。

  无论怎样言说,城市文学或许才处于它的起步阶段,更多还未被发掘的城市景观有待作家们去想象和探寻。我觉得陈晓明在《城市文学:弯路与困境》中说到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一部分人对当下城市文学的认知。他说:“我们看似是呼唤城市文学,我们看似是书写城市的文学无力,但根子里是我们未竟的现代性事业——那就是浪漫主义文化没有广泛厚实深远的基础。现代以来的文学一直被外在的历史,被社会现实的使命所召唤,我们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以自我和个体为本位的文化,没有这样的哲学,唯有的是初起的这样的文学艺术。因此,我们苛求城市文学,或个人主义写作,就是强人所难。”中国的城市文学还“在路上”,在启蒙的途中,其格局仍在变化,更具异质性和多元化的审美,才是城市文学可展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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