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需要意义生存的。这是肖云儒在八集纪录片《路遥》中对路遥的评价的。他还说，路遥的一生，就是执着地在于意义层面完成自己生命的人。而我对路遥的解读是，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我对柳青、对路遥这些丰碑式的人物的文学精神是十分的敬仰的。也许基于这些原因，才使我义无返顾地坚守在文学这块热土上。

　　我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小学只读到五年级，就被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逼迫得不得不离开学校。从此我走上了一条自主谋生的人生。我先后在小作坊给人做过副食加工；也曾在砖窑上，头顶着烈日光着膀子拉板儿车干苦力；我在建筑工地上给人当过伙夫；甚至我还当过屠夫，给人宰过牛；也在小县城摆过夜摊。可以说，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为我的人生奠定了一定的生活积累，也为我以后走上文学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体验。尽管我没有上过初中，但是通过文学改变人生，实现我人生价值的梦想却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

　　人活着就要有梦想，有梦想就要勇于实现而且不懈的去努力。正因为我的梦想，加之受众多的文学大师们的影响，特别是路遥的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的文学态度和文学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因此上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有人说，苦难的生活造就了一个苦难的路遥。而我所看到的路遥，更是一种对文学的殉道精神。正是这强大的文学精神时时鼓舞着我，我的处女作《索情》，在我第一次经历了情感大割裂之后一蹴而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也慢慢的意识到，我所追求的，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是物质上的享受，更多的是需要精神上的富裕，就像肖云儒谈到路遥的时候所说，人是需要意义生存的。

　　由于我长期居无定所，工作极不稳定，所以给我学习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一旦有闲暇，我就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从叶辛的《我们这一带年轻人》，到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从高尔基的三部曲到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都如饥似渴的阅读。在条件艰苦时期，我是什么书都去看。正如路遥所说，写作的人看书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是自身的需要。记得在1994年我在西安工地上当伙夫的时候，我一边蒸馒头，一边埋头阅读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因为看书看得着迷以致于锅被烧干，一锅馒头倾于大火。还有一次，我用一个烟盒的锡纸写完《悼亡灵》之后，我对着皱巴巴的稿纸静静的审视了半天，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写作带给我精神上的愉悦是无法用物质的东西来取代的。

　　应该说，我的写作梦想自1989年开启之后就从来没有关闭过，在我生活极度窘迫的时候，我总是用在写作中的快乐来抚慰因写作带来的孤独和寂寞。工作之后，我也尽量的抽出时间去写一些生活趣事小文章。

　　长篇小说对我来说，一直是搁浅在我心中的梦想。由于自身知识架构先天性的欠缺，使得我对长篇写作一直抱有一种恐惧心理。试想一个只有小学基础的我，要想涉猎长篇写作那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举动。

　　人活着是需要激情和勇气的。诚如我的一位老友说，我的长篇写作时用激情加经历完成的一样，我的长篇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文学与我的神圣感激发出来的一种热情来完成的。因此，这个梦想总在我气馁的时候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于是在1997年，我就开始着手我心中的长篇写作。无奈几移住所，将近五万字的手稿在搬家中丢失。

　　2013年对我来说，是我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一年，我“蓄谋已久”的长篇写作终于正式开工了。也就是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我将自己封闭在办公室，利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11万字长篇小说《命运的漩涡》第一部的写作。区区的11万字对我来说，无异于登上了珠峰，它让我在写作上跨越了篇幅上的障碍，并以此激发出更大的写作热情。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每到春节放假，我就像囚禁囚犯一样，将自己封闭在办公室进行封闭式的写作。从2013年到2017年四年间，我先后完成了63万字的长篇小说《命运的漩涡》第二部、第三部。以及中篇小说《风雨将军岭》和34万字的长篇《第一书记》以及24万字的报告文学《重任在肩》。

　　在我写作时，我总是习惯将自己置身于世俗之外，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被我统统抛掷脑后，有时候连家都顾不上。好友曾气愤的抱怨到，既然你选择了写作，你当初为什么要成家。在2016年4月份，几位好友都劝说我，让我回到现实生活中，为稻粱谋。更有知己说，我过的是一种不为赚钱为目的的生活。我而我认为，既然选择了写作，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生活可以辛苦一些，但是绝对不能中断我的写作，那样的话无异于置我于死地。

　　我觉得，前有柳青，有路遥这样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的大师们的榜样，他们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是艰辛的呢?既然选择了文学，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走一条充满坎坷的艰辛之路，完成我们对文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