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沈柔坚出生在福建诏安县南诏镇的一座老宅里。诏安不仅风景秀美，而且人文荟萃，潮剧、灯彩、皮影、布袋木偶，各种民间艺术，将沈柔坚的童年涂上了一层永远抹不去的印象强烈的丰富色彩。同时，这里还飘动着浓郁的文人书香，明清以降，出过许多大书法家，民间则有不少书画藏家。受乡风的深刻熏陶，沈柔坚从小就喜欢一个人爬到西厢房小小的阁楼里涂涂写写。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柔坚参加新四军从事美术创作，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一职，积极推动上海美术创作、展览、交流等活动，在八十年代参与发起的“海平线绘画联展”，成为上海地区重要的艺术交流展示平台。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创作了一批反映上海建设面貌和城市风貌的套色版画作品，成为新中国版画地方学派中上海版画的中坚力量。

　　七十年代起，他重新开始研习中国画，将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与西方绘画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笔、墨、色、纸的特点，达到墨色交融，滋润厚华，形成其独具一格的中国画艺术面貌。此外，他还担任《辞海》美术科目主编，《中国美术辞典》主编，为中国美术基础理论知识的梳理和规范做出贡献。

　　2019年，恰逢沈柔坚诞辰100周年。那个爱在西厢房阁楼里涂涂写写的小男孩度过跌宕一生，在画完《凌霄花》后，沉浸在创作喜悦中的沈柔坚倒在了走向座椅的路上，享年79岁。

　　沈柔坚逝世后，家人为实现他的遗愿，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沈柔坚的书画作品、文集手稿及名人信札等400余件，向上海美术馆捐献沈柔坚的86件作品及他收藏的22件名家书画，并筹资成立沈柔坚艺术基金，奖励优秀青年艺术家，延续至今。

　　“以国事之艰，弱冠即挟艺投奔抗战”

　　1938年，国难当头，侵华日军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郑畴冒着危险秘赴闽拜访邓子恢，让爱国热血沸腾的沈柔坚和他的同学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奔赴闽西新四军二支队。在战地后方，沈柔坚以刻刀代枪炮，用版画创作了许多今天依然激动人心的作品。《坚持原地斗争》中，我们可以听到新四军大部队撤离后，留守老战士正在激励年轻战士斗志的深沉声音；《鱼水情》一画中，可以看到男女军民齐心协力，推磨磨米的温暖场景；《盘查哨》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认真严肃。

　　这些版画不仅生动展示了抗战中普通人的战斗与生活热情，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虽然限于战争环境的资源匮乏，这些作品大都尺幅不大，但构思极具匠心，画面极具气势，刀法、线条都非常有“明快感”。有的凸显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的情景交融，近景、中景、远景，井然有序。

　　其中《田野》，用刀造型中都带着饱满的精神力度，可以看到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所受的德国表现主义风格影响。同样在《拾草》和《拉纤者》农妇母子和拉纤者用尽全身力气向前的侧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源自鲁迅先生的对底层劳动者的那种广博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沈柔坚后来回忆说，那就是“我当时献上的淳朴的歌”。

　　沈柔坚“以国事之艰，弱冠即挟艺投奔抗战。戎马背上，举木刻投枪，军旅之中，调红土而作壁画”（刘海粟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旅生涯，对于沈柔坚创作的深刻影响，使其日后作品无不焕发出一种强烈的生命精神和奔放的人生诗情。恰如刘海粟所言，他认为沈柔坚的此段人生，“江山舒其眼界，风雪炼其精神，所得尤甚于画院”。

　　被称作“沈凡高”的沈柔坚

　　新中国成立后，和许多艺术家一样，沈柔坚为一个古老民族终于迎来初升的太阳，迎来凤凰涅槃的新生而热情歌唱。整个50年代，他都在为重建一个与新生共和国相协调的美术事业而没日没夜的忙碌，同时她又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初心。

　　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形成了自己创立的两个相互区别，又彼此影响的作品系统，即以色彩表现结合写实造型为主的水粉画，和以情感表现突出装饰趣味的版画。他始终坚持独立不羁不追求时尚的艺术品格，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极为风格化的艺术家。

　　他先后创作了《船坞中》、《河水让路》、《黎明》等，直接表现新中国建设新成就新气象的版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当时昂扬的时代气息之外，这些作品中贯穿了画家内容上对劳动者的热情讴歌，和艺术上中国画的写意性。作品挣脱了主题性绘画对政策、政治口号标语化、高大上的局限，力求达到情景交融的抒情效果。这对当下的主题性创作依然有着很实在的启发意义。

　　1960年，沈柔坚受对外交流协会派遣，参加德累斯顿油画廊成立400周年庆典，访问了欧洲诸多城市。他在街头对景写生，为牢牢抓住色彩感，沈柔坚直接用水彩写生，由此创作了一批诸如《波茨坦新宫》、《捷克南方古城》、《布拉格查理士大桥》等30余件备受称道的水彩风景作品。

　　不同于古典西洋画的精确刻画，略有变形的写实造型，是东方画家眼中的欧陆风情，令人想到凡·高风景画中的某些色彩处理，强烈明亮但又不显过分刺激性。变化灵动的外轮廓线带有书法运笔的自由写意，表现出明显的“东方化”趣味。在写实主义一统天下至尊至贵的60年代，他创作的这批水彩、水粉、速写的访欧写生作品，以热情洋溢的表现主义色彩，在沉寂乏味的画坛，吹起了一股清新的凉风。为此，他被扣上了一顶“沈凡高”的帽子。

　　在越来越快节奏中一切被pass的今天，在波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装置艺术都大行其道屡见不鲜的今天，人们一定不会明白，在越来越“左”，渐趋“极左”的60年代，“沈凡高”意味着什么——一个被批判的、完全离经叛道的艺术恶名。但他坦然处之，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的艺术探索。这一时期，他的版画也有极为浓重的后期印象派色彩表现的特点，色彩的表现更多地被纳入情感的表现之中，特别是和刀法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被充分规则化排列，而流露出装饰品格。

　　可以说，抒情性是沈柔坚艺术创作的主调，也是他版画的基调。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在平静的色调中加入特别响亮的暖色，以增强画面的抒情性，提振画面的视觉效果。这一风格化的处理一直延续到他七八十年代的版画中。

　　走入画室的那一刻起，沈柔坚就陷入了对艺术本体的沉思

　　倘若说，沈柔坚是一位从马背到画室、从战火中走到画纸前的艺术家，那么，似乎可以说，他从走入画室的那一刻起，就陷入了对艺术本体的沉思。正由于此，晚年的沈柔坚并没有绕着熟悉的艺术之树徘徊，而是开启了一次艺术的远航，表现出一个年轻人才有的对于创造的渴望和期盼，在艺术中征服未知领域的胆魄和勇气。

　　进入20世纪80年代，沈柔坚由版画转入中国画创作。沈柔坚尝试用层次多变的墨色充当背景，窗户窗帘等静物元素渐次退场，去静物化后，前景与背景开始水乳交融，率性奔放。在他的国画中，始终不渝流泻着对人生和生命的激情，被理性生命所规范化的生命激情，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得到淋漓尽致地挥洒，表现为一种抒情性的色彩和诗意。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氛围熏陶，又在民族苦难和战争烽火中成熟起来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无疑属于积极入世的一路。象征对中世纪黑暗的挑战，和理性胜利的比萨斜塔，生机盎然溅珠吐玉的罗马喷泉，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热情的季米特洛夫纪念馆，乃至人生熙攘车水马龙的街头小景，都是他画笔钟情的对象。

　　这使他的画作区别于传统的文人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逸笔草草的文人画是一种怡身养性的手段，是一种飘逸出世的寄托，只有诗文才是入世的正宗。但难能可贵的，沈柔坚的入世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入世。艺术作为他人生的一个有机组成，而不是某种理念说教的工具而存在。半个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地寻找最契合自己个性的、属于自己的表达形式和笔墨形线条的组合方式，在创作中国画时特别注重发掘和加强色彩的潜在功能。这又使他在入世时，仍然保持着艺术审美的独立品格。

　　如果说，那种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积极入世的生命激情，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的话，那么，在他晚年的国画中，还是显露出许多变化了的新东西，那就是他激情变化中趋于成熟的表达方式。

　　沈柔坚晚年国画中一个突出特点，是造化元素的逐渐弱化和心源成分的不断增强（“造化”“新源”出自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较早的中国画大都具有浓重的对景写生意味，是对象在激发情感；而这一阶段的创作，则是感情在寻找对象，画家更强调以抒情的目光看取世界，即物见情，借景抒情，在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中，发现感情的真谛，抒发审美的愉悦。他晚年的国画非常注意艺术的大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形体的准确性让位于感觉的整体性，诸如漓江山水、天台隋梅，都经过主体再造和变形，更具抒情性和装饰性，是为写意化的抒情，抒发的是艺术家对美好生活的信任和事情的憧憬。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重心的转移，在沈柔坚的国画中，色彩挣脱了“随类敷彩”，被动服务于造型的藩篱，从内心感情表现出发，进入了一个具有多种可能的相对自由的境界。富于感情的色彩获得强烈的审美视觉主动性。

　　一般来说，一个人画风，尤其是色彩的演变，都会经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他却反其道而行，晚年的作品张扬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极其华丽的抒情画风。在他充满阳光的艺术世界前久伫凝神，会发现，他的明亮鲜丽之中潜藏着一股汩汩流淌、似恍似惚、如真如幻的梦幻情调，到处飘洒着明亮的光斑却不失梦幻的诱人。

　　在上海的中国画家中，它的色彩漂亮名丽，喜欢耀眼的朱红、柠檬黄、粉白混合使用，捕捉明亮的光感。他后期作品的色彩，犹如一段关于阳光和色彩的音诗，墨块与色块的相互渗透，笔触与色彩的对话，也一如华彩乐段，不时会奏出流彩四溢、才情迸发、超越自我控制的意外效果和诗意瞬间，表现出一种现代人倔强奔放的生命激情。

　　这种对色彩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是对过去封建士大夫强调以水墨为高，鄙视色彩的反拨。他对色彩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喜爱，同时，又注意扩大墨和线的丰富表现力。《闽南山果》的遒劲线条和《榕荫》的狂放飞白，都可以看到线的装饰和表现功能的有力呈示。

　　“自小喜爱的东西上年纪以后也忘不了”

　　无论是早期的版画，还是晚期的中国画，在沈柔坚的作品中，不变的是对故乡的眷念。

　　沈柔坚在诏安度过了自己童年和青年岁月，前后凡一十八年，一直到40年后才有机会重返故园。但就是这18年成了他永远的牵挂，成为强大的创作内驱力。沈柔坚曾说“自小喜爱的东西上年纪以后也忘不了”。其实，何止是忘不了，在一生的创作中，他格外钟情闽南乃至整个南方的种种风物风光，诸如茶花、山果、木瓜、野柿，山间的一条石径、一湾溪流，都是他取之不竭、写之不尽的艺术母题，而绝少取材北方的物事。

　　但沈柔坚绝不是美学意义上的乡土画家，他看重的不是乡土风情的民俗意义和民俗化的精确再现，而是积淀其中的情感意义及其表现艺术。画中之物乃是经过时光磨损后的故乡在他心中的倒影。比如《闽南山景》虽然取材于写生，但山林小屋笔触粗大得和大山浑为一体，土墙外轮廓线曲里拐弯似连似断，斑驳的暗红如经岁月剥蚀闪烁不定，山色空濛若在有无之间。

　　自始至终，沈柔坚的艺术情思自在地出入流连于山水、花果两个世界。从表面看这似乎是截然无关的世界，但从艺术审美底蕴的构成来看，乃是他五六十年代以色彩表现主义为主的水粉画，和以情感表现主义为主的版画，在八九十年代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出入这两个世界的特质，决定了在今天的中国画坛上，沈柔坚是位拥有阳光般的色彩的抒情诗人，而这与其童年经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人眼中的沈柔坚

　　女儿沈黎：爸爸是个和木板打交道的画家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爸爸是个和木板打交道的画家，我和弟弟打小就喜欢趴在沙发的扶手上近距离观看，他在一旁的写字台上左一刀，右一刀地凿刻木板。在刮走木屑的间隙，他偶尔会注意到我们，笑眯眯说一声“金童玉女”后，又专心致志刻画起来。

　　毛时安：他真诚地信赖年轻人

　　他是那种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这样的老人总是和年轻人同呼吸同命运，他真诚地信赖年轻人，总是牵挂着年轻人事业上的长进，他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用来自年轻生命的信息，丰盈自己生命的活力。他给予年轻人信任，使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年轻人都感到惊讶，我们都喜欢叫他老沈。

　　那年老沈进京办个展，一位将军慕名去探望他，进门就恭敬地向他行军礼，不住的叫他“老首长”，以老沈的革命资历，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老首长”的称谓。可是，他不习惯。他神色郑重地纠正道：“我不是首长，是艺术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的风浪不断袭来。作为美协的负责人，老沈承受了很大压力，竭尽全力保护那些风雨飘摇中的老艺术家。刘海粟先生在江苏被错划为“右派”，林风眠先生被污为“特务”，还要把吴湖帆先生打成“右派”。有人避之唯恐不及，老沈“心里很难受”，时常一个人偷偷去探望他们，并不断替他们“说情”。

　　去世的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师母。师母说，你知道老沈他晚年关心、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艺术。艺术是他毕生位置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是他生存的方式。每次只要谈到艺术，他就动情，就投入，就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就忘了年纪，就按捺不住的手舞足蹈。他的一生饱浸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深重苦难，历经了中国社会的坎坷，但所有一切都丝毫无法侵蚀他艺术家的赤子之心。

　　在20世纪，一个充满神圣苦难和艰辛探索的世纪，沈柔坚以他乐观而富于视觉愉悦的色彩，抚慰了我们民族创伤累累的心灵，在这点上她像马蒂斯和他的时代。在用全部的生命点亮、燃烧自己的创作，把生命视作一场永无止境的艺术探索、精神探险，把艺术视为人生至高的存在，在这点上，他的心和凡·高是相通的。他是一簇民族苦难背景上升腾起来的美丽火苗，是一个用色彩展现心灵的童话诗人。他天真浪漫，没有做作，没有城府，要让所有的人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体悟生命的美好，世界的美好。在这点上。他使人想到安徒生。

　　注：本文在毛时安所著《一束不熄的艺术火苗：为沈柔坚诞辰100周年而作》基础上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