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火：初为人母的故事》 张畅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铸刻文化

　　生育，近些年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议题，围绕传统生育观念、母职困境有许多新的讨论维度。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国外非虚构类作品，比如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怀孕到孩子两岁这中间发生的身份变化和真实体验，母亲角色背负的社会压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去年10月，国内两位女性学者沈洋、蒋莱合著的《新生育时代》通过深入采访十几个家庭，探讨了生育政策和社会压力之下，中国女性面对的现实挑战和生育选择的复杂性。

　　与上述或是根植于国外经验、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书写，或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侧重从性别理论和宏观政策的第三人称分析角度不同，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铸刻文化出版的《世间的火：初为人母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30岁的自己从职业女性到成为母亲的过程：从质疑到接纳的生育抉择，在身体上凿下的生育之痛，琐细又庞杂的育儿经历，赤裸而尖锐的自我省思。

　　与此同时，作者也回溯了母亲的生育旧事，以及计划生育年代的童年温情。生于1990年的白领“京漂”女性与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知青一代，两代女性的生育与养育经历相互编织。作者从不同代际的家庭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中，一点点探寻生育的意义，呈现出复杂的历史维度。

　　关于生育，那些“不好看”的真相

　　张畅在结婚怀孕前，是一个深受女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熏陶的90后学霸，在北京过着租房的“社畜”生活，将生孩子视为一个需要物质条件和身心精神都严肃准备的人生事项，在生育价值的二元对立中迟疑——从现代性、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生育意味着个人自由被牺牲、女性的主体性被剥夺，而若遵循传统，又无法代入父母对于生育价值的朴素肯定。

　　是具体而微的切身体验，带领她给出关于生育这个难题自己的回答。她决心以文字记下那些也许每个母亲都会经历的至暗时刻：无休止的孕吐、化为指标和数据的孕检、预产期时的封控隔离、作为“不合格”产妇的诘问、尊严全无的生产、撕心裂肺的涨奶、生活秩序的崩坏、职业女性身份的丢失、产假休完后再就业的隐形歧视、育儿中丈夫若无其事的漠然，以及在孩子诞生后姥姥离世的生命新老交替、孩子接二连三生病……

　　不是泛泛而论现代社会母职的艰难，而是以场景、细节，去写生产之“疼”、养育之“累”、家里多了一个孩子之后的“狼狈”——从空间上的“失序”，到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失衡”。

　　疼

　　“不是告诉你了吗？无痛只对第一产程有用，后面还要靠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位男护士，他先在我的下身淋上碘伏，然后将手伸进我的下体做内检，告诉我已经开了七指。疼痛已使我的大脑麻木，小腿抽筋，我想起了陕西榆林因疼痛坠楼的产妇。在那一刻，如果有什么办法能立即终止那样的痛，我会毫不犹豫照做。

　　我看了一眼窗户，窗外有护栏。

　　抽筋的疼痛，生产的疼痛，下体伸进一只手的疼痛，撕裂后缝针的疼痛，趾骨分离无法行走的疼痛，乳头皲裂的疼痛，哪一种疼痛更要命？更无法忍受？更让人感到受辱？

　　累

　　我的处境：陌生，琐碎，庞杂，惶恐。我随时随地都需要一种决断力，将自己割舍出去、交付出去，时间和注意力完全分配给初生的婴儿，确保他按时进食（计时、喂奶、拍嗝、吸奶、清洗、消毒），保证他的睡眠（哄睡、安抚、保持安静、观察反应、及时唤醒），保持卫生（换纸尿裤、洗屎、洗澡、抚触、洗衣、擦地、擦灰、整理），和他互动（认知卡、排气操、布书、故事、自说自话、唱歌），适应新身份（办理卡证、购买母婴用品、学习咨询、求医看诊、协调家庭关系、沟通、解释、争吵）。

　　……

　　对于已经为人父母的读者来说，以上这些讲述可能会唤醒她们深埋于心的许许多多不曾对别人说出，甚至无从形成语言的感受和情绪，有可能觉得有共鸣，也有可能认为“稀松平常”或“言过其实”；但对于还未经历生育的年轻女性来讲，这些“不那么好看”的过程、“不可言说”的体验，是需要被了解、被感知的，张畅这本基于个人真实经历的书写，多多少少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也许目前自己完全没有生养一个孩子的现实条件和情感准备，甚至还没有一个伴侣，生育是一个不需要面对的话题。可谁又能肯定，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当我们的心理状态、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这些问题会不会又重新出现？残酷又无奈的现实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期存在明确的生物窗口期。尤其是35岁后卵子数量与质量会呈现断崖式下跌，受孕几率减半，流产风险倍增；至40岁时，每个月的自然受孕率仅约5%。了解自己身体的基本状况，知道生育对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才是把“生，或者不生”的选择权留给自己的前提。

　　情感、记忆，流动的自我

　　《世间的火》记述的是从2021年秋到2024年，一个三十岁的女性初为人母的经历。这特殊的三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让很多原本稀松平常的事情变得不平常，为生孩子和家人的陪护增加了难度：张畅在距离预产期一星期的时候变成了“黄码”，需要居家隔离，她紧张焦虑到几乎情绪崩溃；入院当天，母亲和丈夫都被隔离在外，只能一个人独自忍耐十七小时漫长的疼痛、艰难的分娩。新生儿降生不到一个月，张畅的母亲又赶回老家照顾年事已高的姥姥、姥爷。那段时间，姥姥几乎丧失了视力，听不到声音，也无法起床。除了护工，家属也不被允许探访，母亲只能在跟护工每天的视频连线中“目送”自己的母亲离去。可以说，张畅的这份个人讲述，串联起了更多的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她们的过往、她们的生活，还有似曾相识、循环往复的伤痛——那走不出的家门、进不去的病房、见不到的家人……

　　这就是life writing（生命写作）的魅力和价值吧：一个个不起眼的个体记忆，如同一面由砖泥砌起的墙壁上不起眼的缝隙，光，透过这些缝隙，就照了进来。坚硬、统一的宏大叙事背后，总有我们看不见的暗部。普鲁斯特曾说：“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没有任何一种生活，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是可以被漠视、被忽略的，也因此，尊重生活本身、忠诚于生命体验的写作就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国度。

　　清晰的问题，模糊的答案

　　生育对一个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当下，婚姻是奢侈的，养孩子更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现在的我、我们，是否有能力、有信心能承担另外一个生命？我会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吗？

　　上面这些问题就像一堵堵看不见的墙横亘在我们面前，在不同的年龄、心态和处境下，我们有时积极作答、有时故意逃避，给出的答案也可能前后不一。文本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我”：体验 的自我（the experiencing self——当 时 当 地 的“我”）和 叙 述 的 自 我（the narrating self——写 作 时 站 在 此时此地回看过往的“我”），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矛盾以及张力是事实存在的。这个文本的可贵，就在于作者没有回避这样的张力和矛盾，今天作为作者的她没有为了给其他人一个清晰的、可靠的解释，就让过去的那个自己撒谎，“我”是流动的，也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法在属于别人的生育决策、亲密关系中找到自己可以完全借鉴的答案，但一个人诚实的讲述却可以带着我们走近她内心的幽深之处。在那里，借由他人，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真正属于自己，也仅有自己能解答的问题。

　　（作者为《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