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莫·卡夫雷，加泰罗尼亚语小说家，1974年开始从事小说写作，在1980年的一部作品中，他首次大量使用音乐作为题材，此后这也成为他小说中的常见主题。目前，乔莫·卡夫雷已经出版过十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集，三个文集，三部青少年小说和十多个剧本。

　　《河流之声》

　　作者：（西）乔莫·卡夫雷

　　译者：张雯媛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忏悔》

　　作者：（西）乔莫·卡夫雷

　　译者：邱美兰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1898年1月13日法国《震旦报》头版刊登了左拉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控告法国陆军最高领导和军事法庭制造了德雷福斯案，让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蒙冤受辱，左拉在万字长文中写道：“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然而他的呼吁与批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屈辱与劫难仍在无数次重演，社会在二战期间走入罪恶的深渊。一个多世纪以后的2011年，乔莫·卡夫雷笔下的人物阿德里亚写就一封长信《我忏悔》，以一个普通人自身的经历和翻阅人类历史和熟识者的历史的感悟，坦陈他一辈子扛着的自己的过错和全人类的过错，陈述宗教裁判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佛朗哥净化政策等造成的无法原谅的罪恶，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批评来探究恶的本质，完成对灵魂的拷问，因为如果罪恶无需遭受惩罚，人类就不会有未来。

　　1一个人一把琴几世的罪恶

　　《我忏悔》这部雄心勃勃的小说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历时8年打磨而成的匠心之作，被一些评论家追捧为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中的《魔山》。全书厚达800多页、近60万字，分为7个部分59章，时空跨度大，纵横欧洲上下600多年，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就像一个复杂的混联电路，其内多个故事同时展开，许多人物毫无交集，宛如并联电路，互不牵制但共同前进，最终因为同一个线索或相同的主题而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人类集体历史的大框架下阿德里亚的个人成长历程，另一条是一把几易其主、承载着几代人故事的小提琴的历史。阿德里亚1946年生于巴塞罗那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自幼天赋过人，博学多才，通晓13种语言，精通音律，擅长小提琴，但他一直是缺爱的孤独之人，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疼爱，父亲的意外身亡撬开他的恐惧之门，青年时期热恋的女友萨拉的不告而别让他意志消沉，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让他压抑得逃离，于是他深入研究哲学，在阅读和音乐中寻求安慰。正是因为向历史纵深挖掘，他发现了许多残酷的真相和不为人知的罪恶，执着于思考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恶，只能依靠拉小提琴、欣赏恋人萨拉的画作来完成自我救赎，但是对他来说“艺术是我的救赎，却无法拯救全人类”。

　　书中的小提琴维亚尔与著名的小提琴“弥赛亚”一样拥有悲壮凄美的故事。在这把小提琴身上我们看到了数个世纪里人类的罪恶：14、15世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尼古劳·埃梅里克以天主之名，为教会利益，用强硬手段主持宗教法庭，残酷对待异教徒，书记官米克尔修士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感到良心不安，遁避于偏远严寒的修道院，并撒下冷杉和枫树的种子；两百年后，意大利乐器寻木人亚基亚姆因行业冲突而杀人，避难到西班牙，不辞千辛万苦找到废弃的修道院旁的冷杉和枫树，把珍贵的木材运回意大利；1764年制琴师把其中一段木材送给年轻的徒弟洛伦佐·斯托里奥尼，以徒弟放弃与女儿的恋爱为条件，帮助徒弟完成了这把成名杰作——斯托里奥尼小提琴；中间人维亚尔因在卖琴过程中赚取高额差价被发现，情急之下杀死了买琴人、法国小提琴家勒克莱尔，琴盒沾上鲜血；不堪忍受梦魇缠身的维亚尔把琴高价卖给比利时的阿尔坎家；进入20世纪后，犹太人阿尔帕茨的岳母从家道衰落的阿尔坎后代手里买下这把货真价实的名琴，二战爆发，阿尔帕茨一家被抓入集中营，小提琴落入党卫队的福格特医生之手；巴塞罗那的古董商费利克斯以卑劣手段压低价格购得小提琴，虽最终遭遇复仇而意外身亡，但阴差阳错地把琴留给了他的儿子阿德里亚。小提琴的命运与阿德里亚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几世的罪恶都压在阿德里亚的身上，让他饱受折磨。

　　2罪恶与秩序

　　汉娜·阿伦特说：“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纳粹的灭绝营让学界不断探究恶的本质，《奥斯维辛》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曾说：“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

　　恶的问题是作家乔莫·卡夫雷一直在探究的主题，在《我忏悔》中，他以阿德里亚的成长历程为主轴，用小提琴的故事来串联，以炭笔素描的方式描绘出人类经历的几个世纪的罪恶和陷入罪恶漩涡中的灵魂，帮助我们思考恶存在的原因以及罪恶可否得到救赎。

　　劳伦斯·里斯调查发现，在奥斯威辛犯下屠杀罪恶的人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而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汉娜·阿伦特在研究审判艾希曼的案例之后得出“恶的平庸性”的结论。卡夫雷显然同意他们的观点，在小说中每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映衬的故事里，邪恶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里，存在于17世纪寻木人的嫉妒之中，存在于对金钱、对美色、对艺术品的贪婪之中，存在于对某种执念的贪恋之中，存在于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存在于为建立新秩序而屠杀的集中营中，存在于活体医学实验中，存在于反对政府的恐怖主义袭击之中。这些恶不仅仅“存在坏人的意志里。没有坏人，恶仍在我们心里蔓延了几个世纪”，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卷入这些罪恶。因此，阿德里亚的挚友贝尔纳特因痴迷写作却久不成功的挫败感，为把阿德里亚的手稿据为己有而杀死阿德里亚的做法就是恶普遍存在个人心中的最好例证。

　　恶为何存在？卡夫雷借阿德里亚的研究《柳利、维柯与柏林》给出了他的答案：以建立或维护一个秩序的意志为由。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柳利、18世纪的哲学家维柯与20世纪的以赛亚·柏林之间有诸多不同，但阿德里亚认为这三个人希望通过研究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的意愿是一致的。与霍布斯认为的自由让位于秩序所不同的是，历史上许多时候，人类群体或个人以上帝之名、进步之名、未来之名等各种名义让欲望强烈的支配性自由肆意扩大，以暴力手段维护旧秩序或建立新秩序，从而犯下各种罪恶，例如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以上帝之名捍卫天主教正统秩序，对异端邪说一律歼灭；纳粹德国以所谓进步之名建立新秩序，残酷屠杀犹太人；1995年蒂莫西·詹姆斯·麦克维以反政府为由制造惊天大爆炸，杀死无辜之人；贝尔纳特以需要阿德里亚的书稿来树立著名作家声誉为念而杀死了好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恶泯灭了思维，推翻了原来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的“正义”的基础。

　　罪恶可以得到救赎吗？卡夫雷笔下的阿德里亚认为“对罪人而言无可救赎，充其量只能获得被害者的谅解。纵使拥有被害者的原谅，也不见得可以继续生活。”每一个罪人必须承担罪恶，承担罪恶带来的惩罚，最终才可能“设法睁着双眼走入亡魂之地”。

　　奥斯维辛之后，历史研究报告、博物馆让人们看到了恶的本质与平庸性，但每个普通人在罪恶之中经受的灵魂折磨与忏悔、“经历的真实性”很难通过这些报告完全展现，必须“通过艺术传递，通过文学重现”，我想这就是乔莫·卡夫雷创作的意图，让每一个人在罪恶中端详灵魂，完成自我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