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作家王蒙，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常年坚持游泳、快走，过去几年微信运动步数日均九千步，笑傲朋友圈。亲朋好友担心他的膝盖受损，“如今我把标准降到每天七千步左右了”。

　　步数少了，但创作依然高产。今年以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纯文学刊物分别发表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并陆续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他和两位学者合著《睡不着觉？》《争鸣传统》分别谈睡眠与传统文化，超50卷的《王蒙文集》预计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王蒙有自己的“任性”与笃定。任性在于，他在新写的中短篇里试图给小说种种既定技巧“松绑”，乐此不疲地拆除形式的篱笆，“散养”自己的小说。但他也明白适可而止，正如王蒙所说——再充实忙碌，也得把握节奏，把握心态，只能耄耋，不能饕餮，乐天知命。日前，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作家王蒙：

　　文汇报：往事如烟，邮事如梭，您把在《北京文学》上首发的中篇《邮事》定义为“非虚构小说”，这个文体概念很新。小说向来以“虚构”见长，为何您把“非虚构”与“小说”嫁接？

　　王蒙：有研究报告文学的朋友不接受“非虚构小说”这一说法，但我这篇作品又决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是纪实文学。《邮事》就是要充分发掘对于非虚构的人与事的小说化可能，使非虚构的一切生活化、故事化、趣味化与细节化。

　　文汇报：《邮事》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鸿雁传书”，穿草绿色职业装、骑着自行车、斜挎敞口帆布袋的邮递员意象十分鲜活，漫长记忆里的碎片，每一寸的情感末梢被放大到极致，接近于“回忆录”式写作。什么契机让您不吐不快？

　　王蒙：时代日新月异，生活飞速前进，如今人们已经很少手写寄信了。手机、语音、视频十分方便，大量新事物涌现，通信方式的变迁透着中国巨变。但就在几十年前，许多美好都是通过邮政传布的，“邮政邮件，比火车更能奔跑与拓新，不声不响，它们永远是激流，是风驰电掣，是与时间赛跑……”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往事记忆不时浮出水面。我记叙生活的变化，定格日常瞬间，有怀旧，有欢呼，有新鲜感，有沧桑感。

　　《邮事》里有处细节，我收到了北影厂创作人员潘叔叔的信，他读了《青春万岁》小说初稿，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几个字让我如醉如痴，一魂出窍，二魂升天，只想哭趴下，最好是就地实时三魂涅槃。”

　　可以说，我更多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生活中每份职业、人与人关系中值得留恋珍惜的部分，赶紧记录下来，酸甜苦辣啥滋味都有。越是身处快节奏时代，我更想静下心体贴生活。我们每天都迎接新变化，同时与过去的东西告别，但不是告别完了就结束了，任何事物不是天生如此，生活处处有余音。写下来，就体现出了文学恰到好处的“细心”与“沉淀”。

　　全世界都用逝水象征时间，而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有所命名与纪念，这就是文学。文学激活了回忆、过往、昔日、历史；文学是对时光的挽留、对记忆的珍惜、对日子的储存。文学是人类的复活节日——复活，更加确认了也战胜了失去，使得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生成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动。

　　文汇报：我注意到，这种“以实对虚”的笔法，在您上一部中篇小说《女神》中，已觅得踪迹——由现在时牵动过去时，飘逸的、关联或不关联的意象，就像彼此追赶的舞伴，翩翩生姿。有评论认为，《女神》有意剥除了情节严格的因果逻辑，线性时间被打碎，史实中掺入梦境，个体史拼贴成了波普艺术。您怎么看？

　　王蒙：《女神》中，我以“王某”“王蒙”的第一人称直接上阵，其间穿插了自己在新疆、瑞士日内瓦、北京北海公园等多地的生活瞬间。这些真实素材星罗棋布地嵌入小说中，我对人生、对文学的感悟与理念则游走于意识流情节里，就像做了绵延几十年的梦。“女神”陈布文，艺术家张仃的夫人，年长我十几岁，曾写小说，擅京剧，一生高洁。我没见过陈大姐本人，与她仅一信之缘，零散读了她的作品、她与子女亲朋的通信，但她的才华、修养、品格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便琢磨出了这虚实交错、真实与想象交织的写法。在小说里，想象也可以有所区分，非虚构的想象，货真价实的想象，与虚构的、作态的想象，前者当然比后者感人。

　　说到底，文学填补了人生的某些失落与失意，使一切俗人们认为是白干了白费了白过了的经历得到纪念与反刍，使一切的蹉跎与遗憾变成智慧与心得，使沃土与非沃土上都长成了奇葩……

　　文汇报：中短篇小说一直是您尝试叙事艺术创新的“试验田”，青年批评家贾想有个比喻——“《生死恋》不是流水线上供给市场的热销品，是王蒙建造给自己的舞池、游乐园和希腊小庙。小说在此还原为心灵的游戏，还原为无目的性的审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尝试将各种流派强行给小说的既定范式“松绑”？

　　王蒙：我尝试用一种反小说的方法来写，人们一般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时再加上时间、地点，但我偏偏不这样写。我把我内心里最深处的那些东西，那些情感、记忆、印象、感受堆积成的反应堆，点燃了。

　　我一贯主张的是：我对任何写作的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也就是说，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为我所用。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追求一种与众不同。至于意义，有一般的意义，典型的意义，也有有待发现的意义，给人以陌生感的意义。

　　文汇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提出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问题；眼下 “纯文学的黄金期已经过去”“小说早已不占据C位”等声音此起彼伏。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王蒙：随着新媒体发展，信息的碎片化、视听艺术崛起，文学阅读的确受到冲击甚至冷落，人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只有文字的世界。但我坚持，文学的力量和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是所有文艺样式中的“硬通货”。影视剧、舞台剧、音乐剧、视听艺术，都需要文学的脚本和源头，所有的欣赏与理解，都需要文字的解说至少是传达 。

　　毕竟，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的符号与依托，使想像力、逻辑思辨能力、记忆力、表述与传授能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然，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但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智慧上的极致，而不仅仅是感官刺激。

　　文汇报：说到爱情题材，《生死恋》表达了您的爱情观。您曾评价，安徒生《海的女儿》大概是“世界上一切爱情小说的圣经级作品”。最近网络社交平台上有“抨击”《海的女儿》“三观不正”“矮化女性”。一些读者在没有细读文本的情况下，断然给经典“扣帽子”，类似“《安娜·卡列尼娜》给婚外情洗白、《廊桥遗梦》教唆主妇抛弃家庭放飞自我……”是人们的文学阅读理解力降级了吗？或是只图贴伦理标签的快感？您怎么看经典被“拆解”现象？

　　王蒙：如今传播环境下有个趋势，是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褶，不大读书的人、人云亦云的人，成为段子手，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人际交往里，也会向着古今中外的经典发射，“喷子式吐槽”多过理性批评。随着书香中国的发展，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文汇报：2019开年时您吐露“恰恰是今年，感觉到自己开始衰老，听力、视力、牙口、安排日程能力，都在坚持下行”。您觉得自己在创作上是更“随心所欲”了，还是也存在“写作焦虑”？

　　王蒙：我加入中国共产党71年了，写小说66年了。曾孙过了一岁生日，今年在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个中短篇，和朋友合著出了两本书《争鸣传统》《睡不着觉？》，分别谈睡眠与传统文化。但这也没啥骄傲的，你想老友徐怀中90岁了还写出新长篇《牵风记》，比我小8岁的冯骥才大个子出了长篇新作《单筒望远镜》。我那骄傲自满的情绪被压得结结实实，我会以徐怀中为榜样，继续收起尾巴，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90岁。

　　2019年肯定是充实忙碌的，当然也得把握节奏和心态，只能耄耋，不能饕餮，适可而止，乐天知命。不管状态怎样，写小说的感觉是无法替代的，写起小说来，每一粒细胞都会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近几年我还喜欢用一个说法，“明年我将衰老”，在还没有到“明年”的时候，我仍然朝气蓬勃。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阅读与评析，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只能用干活出活来迎接新中国七十华诞啊！（记者 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