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文学刊物推销员一路“叫卖”
　　1983年7月，我从《文艺报》奉调《小说选刊》参与改版工作。《小说选刊》刚从《人民文学》独立出来，迁至文化部大院，与作家协会行政单位蜗居在工棚式的简易楼房里，四处露风，冬冷夏热。我着手第9期的编辑业务，负责选编中篇小说，选发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草拟《〈小说选刊〉改版答问》。
　　为了扩大发行，我匆忙上路，8月直抵伊犁，在葡萄园珍珠般镶嵌的浓荫架下度过我51岁的生日。自伊犁，再乌市，过兰州，经宝鸡，到西安、延安、太原、正定、西陵，然后回京。不间断地召开座谈会，一路为《小说选刊》叫卖，劲头十足。
　　在西安，同新上任的《人民文学》主编王蒙不期而遇，副主编崔道怡与他同行，他们也为扩大刊物的影响游说、组稿。我们都是新到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属下刊物的推销员，见面自是高兴。
　　自邂逅王蒙后，联合行动，我为《小说选刊》一路叫卖的任务进展得更加顺利，邀请作家座谈种种事宜，也用不着我来张罗，作家自己找上门来。这不仅因为王蒙名气大，又是新任的《人民文学》主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当选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负责接待，保安全，王蒙连连说他很不习惯，可是没有办法。
　　在陕西作协领导董得理的陪同下，一行四人北上延安，一路颠簸一路穷聊。谈到“文革”中的柳青，董得理说，造反派让柳青罚跪、认罪，柳青说：“承认了就不是我柳青了！”他还透露了柳青在牛棚里写给他的回信：“外界不了解我的生活，以为我泡在痛苦中，正在苟延残喘。小丑×××对人扬言：我即使解放也做不成什么了。此儿愿给狗当狗，足见其不知人事也……比贾谊晚一代的司马迁，则是完全另一种风貌。他的为人、遭遇、奋斗和贡献，几千年来人类进步文学史上谁人可以伦比？并非因为他没有政治抱负，只想当个作家；确实是因为他懂得比贾谊多得多，人品也确实伟大。他不顾一切完成他的工作，并不因为受了残害就忧郁而死。如得便，可找《太史公报任安卿书》。”谈到拨乱反正、揭批不正之风，王蒙赞成鲁迅之道，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赤膊上阵实不可取，云云。
　　说着、笑着，四个人嘻嘻哈哈到了延安。到延安，自是座谈、组稿，免不了恭恭敬敬拜谒圣地的革命遗址。
　　听王蒙讲初恋故事
　　由延安回西安，9月13日到太原，经李国涛介绍，我读了权文学的《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风味十足。
　　我乘兴把它推荐给王蒙和崔道怡，他们同声叫绝。王蒙见我，总要学着俊媳妇的腔调说：“太不可思议了！”“太原始了吧！”接着，又学狗子的口吻说道：“我可以走了吧?你不走怎么着，莫非还想让谁管你一顿饭?天生的贱！” 王蒙自己笑得不亦乐乎，他已经读过三遍，其耳熟焉，故能详也。
　　狗子按传统的“乡规”拆看了一封情书，被俊媳妇告了状。审案人越是怒不可遏，狗子越是莫名其妙，“咋日鬼的，咱烧香就关庙门！别人拆信赏烟抽，轮到我就蹲班房?”“我可没挨碰过她的身子！”所有的山民都惊呆了，为一桩最让人叫不起兴的寡淡事问官司，山民们反而觉得可笑。
　　一个新旧交替的山村！
　　回京之后，我在《小说选刊》第十一期上选了这篇小说，随后，又将它入选由我编选、由王蒙作序的《幽默小说选》。
　　晋祠，我们都去过，可是安排去晋祠，王蒙即刻活跃起来。行至石舫“不系舟”，王蒙拉我们一块照相，然后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笑得非常甜蜜，说：“给你讲个关于我的罗曼蒂克吧！”
　　“瑞芳和我的初恋中断了，我仍想着她，后来恋爱又恢复了，我即刻跑到太原看她。那是1956年秋天，瑞芳在太原工学院上学。我们到晋祠游逛，公园里清静得有点冷清，我们却浑身冒火，走着走着，登上‘不系舟’。我说：在这儿留个影吧？瑞芳害羞，我也不好意思，无所措手足，离镜头远远的，不承想留下婚前唯一一帧合影！”王蒙指着说：看，就在那儿！现在不让游人上去了。
　　崔瑞芳后来告诉朋友，这张照片她视为珍宝，说：从嫁给王蒙那一天起，就铁了心跟他一辈子同甘共苦，几十年来，王蒙接触了许多年轻漂亮的女性记者、演员和作家，可是他尊重自己也尊重旁人，在女性面前绝对守规矩，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然而然，绯闻就找不到他头上了。
　　拜谒大佛寺，意外遇见贾大山
　　回京途中，过正定，在河北作协张庆田的陪同下，专程拜谒大佛寺，意外地遇见作家贾大山。
　　《取经》之后，大山以孙犁为师，纯正、简洁、幽默又兼幽深，深入浅出，避贤敛迹。地区和省上几次调他，他不去，这一点很像乔典运，真心想为农民写点什么，静如处子，严格素食，又像是出家人。但是在众人举荐和以习近平为县委副书记的县领导的反复动员劝说下，从文化馆长升任县文化局局长。当时的大山，正受命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和开元寺的钟楼。他就地扎营，汗湿涔涔，夙夜匪懈，人不堪其苦。这一趟，就由他陪同我们参观。
　　面对海内宝刹第一名区的“大佛之城”，大山如数家珍，依次介绍世界古建筑孤例的宋代建筑摩尼殿、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座观音、中国古代最高最大的铜铸大佛、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还有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等等，极富宗教教义和建筑学智慧以及雕塑之艺术美。
　　大山兴致勃勃，但一圈转悠下来，兴奋之余露出疲惫的神色，他太累，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离开时，大山把我拉到一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再书生气也得帮咱基层说句话，多少给大庙化点缘。”
　　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转达了大山“化缘”的请求，王蒙说“看情况吧，尽量！”
　　当时，正在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贾大山结为至交。大山去世后，他写了《忆大山》，文中提及大山为古文物研究、修复隆兴寺大悲阁等如何“辛劳奔走”。
　　到了，我们没能为大山求布施“化”到“缘”。要是推迟三年，王蒙当上文化部长，我主笔《中国文化报》，事情也许一蹴而就――当时的文化部管着国家文物局。
　　拜访心仪已久的前辈周扬
　　1983年11月初，《小说选刊》筹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主编葛洛带我拜访他鲁艺的老上级、我心仪已久的前辈周扬，想请他在颁奖会上讲话。路过西绒线胡同，驻足安儿胡同一号院，车水马龙转眼门可罗雀。周扬夫妇在后院客厅迎候。葛洛介绍我，周扬说“知道知道。”“你写了不少文章呀！”
　　我不好意思，说：“都是些短章。”
　　“还应该再短些！”忠厚长者的口吻。我诺诺。我暗自起誓：今后为《小说选刊》写《编者的话》，字数一定不能膨胀。
　　提起当时一位领导，周扬气得双手颤抖。他对昨天突发的事件（周扬指着我说：“他昨天来就坐在你坐的这个沙发上。”）劝他主动检讨“异化”论的错误表示不解和愤怒、对抗和克制。苏灵扬快人快语：那位领导是“白衣秀士王伦！”我大为惊诧。
　　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次年初秋，这位晚年让人敬重有加的老人脑病发作，静卧在病床上。他注视着守护床侧的长子周艾若，念起前妻的种种好处，心情难以平静，却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蟑螂爬到脸上他没有任何感觉。最后的最后，他离开纷纷扰扰的红尘，中断了对于“五四”以来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突破性的思考。
　　周扬早已被异化了，最后以身殉异化。死了，又没有死，仍为人所敬重，因为他学鲁迅，从旧营垒里杀出来，是逆子，是贰臣，是历史的见证和化身，“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呜呼，陨落了！明星，还是灾星？良史诛意，公正的评价将超越个人恩怨。
　　没见过这么温暖的编辑部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说选刊》已经很像样子了。我们提倡“改革文学”、兴国之音；我们大开闸门扶持一切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我们“放”出一大群包括“错划作家”和“知青作家”在内的老中青年作家；我们和不计其数的读者交朋友。我们举办热闹非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年度评奖；我们为刊物的各改革方案兴奋得睡不好觉；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开会、叫开大门下班；我们干得起劲、忙得痛快、累得滋润。我们所选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中奖率惊人之高。我们可以自得地说：当时显露才华后来一举成名、蜚声国内外的作家，哪一个《小说选刊》有眼无珠留下遗珠之憾？
　　萧德生和我都不是当官的料，拒绝家长式的统治，编辑部变成自由论坛式的大家庭，有学术争论而无人事纠纷，笑语欢声，热气腾腾，充满人情味。作家常来这里做客，都说没见过这么温暖的编辑部。30年过去了，刘琨、傅活、张曰凯、高叶梅、李芬芳、李敬泽、金罗莎、金燕馨、迟新业诸同仁如在目前，他们的笑声浮现在我的耳旁。
　　我自己甘愿替别人做嫁衣裳，老死在编辑岗位。进入新时期，百废俱兴，行行出状元，这也称“家”，那也“着名”，惟编辑沉得住气，“决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选”者，信也，信而不诬，昭大信于天下。继承《诗经》、《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三言二拍》以及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攻“选学”、当“选家”。
　　到《小说选刊》后，我们亮相“编辑家”、“选家”的称谓，登了一条消息，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由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首次喊出“编辑家”。我在《小说选刊》编辑部鼓励“人人当‘选家’”，叫响“选家”，同时叫响“编辑家”，就是要打破偏见，革除自卑，为编辑争名分、争地位。“甘愿替别人做嫁衣裳”，编辑自己谦虚一通，不失为一种献身的表态，别人（特别是赶做嫁衣裳的作者们）这样要求编辑，太不近人情了。沽名钓誉不对，争当人民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选家名正言顺、光荣正确，干嘛“无名”呢？
　　本乎此，我在《光明日报》上以《“者”与“家”》为题发了文章，又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全国14家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上，以《编辑岂可“无名”》发言，为编者正名。
　　我多次向有关部门提议设立“编辑家奖”和“评论着作奖”，头头们摇头，表示难办，真有那么难吗？这些年出现了多少送嫁娘出了名的月下老儿啊！他们的荣誉和名分终究要被文坛所承认。果然，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评了“优秀编辑奖”；而设立表彰评论着述的奖项，在我等的力主下由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承担起来，也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小说选刊》期盼各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共同繁荣。遇见王蒙，他不赞成文学按题材分类，什么“农村题材”、“军事题材”、“改革题材”等等，也不热心创办各类选刊和文摘报。他对我说：第一，了解一个作家得顾及全人、全作、全面；第二，别人选的未必精当。不过，《小说选刊》既然决心大办，他转而积极支持，只要发现新人、新作，便向我们推荐。他连夜举荐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让这位不知名的教师一举成名。钟阿城的中篇《棋王》让他欢喜若狂，也是他极力向我们推荐的。他还对创作概况、年度回顾等鸟瞰式、综合性的评论表示没有兴趣，说如此这般，失之空泛，让人摸不着头脑。他郑重地说：“概括总要付出牺牲的。”劝我不要写这类文章。我深表赞同，可是，《编者的话》还得主要由我来做。
　　在1984年9月8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传达中央“重点反‘左’”的指示精神之前的5月9日，孙芸夫就写了千多字的《王婉》和《小D》。当我们选登《芸斋小说两篇》时，已经是10月，我却把这两则痛斥“文革”实为写真的檄文置于《编者的话》推荐作品的最后，仅仅几句含糊的赞语。孙芸夫就是孙犁，荷花神一变而为怒目的金刚，我不是不知道的啊！多好的机会啊？不该有的失误！
　　“家”的感觉一直温暖着我
　　1985年2月，从维熙突然接到胡乔木的信函：“维熙同志：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动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的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
　　顾骧后来的《乡贤胡乔木》一文提及此事。顾骧首先声明：《小说选刊》1985 年第二期转载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并非他顾某趋炎示好向胡乔木函荐，但与他在同期上撰文推荐不无干系。顾骧写道：“那时，阎纲兄主持《小说选刊》，他虽然无总编、主编的名义，但确实是里里外外，拳打脚踢，一个人在经营，当然还有萧德生协助，后来分配来一位大学毕业生李敬泽打下手。一天，他给我电话，说刊物下一期拟选载从维熙的新作，准备配发一篇评介文章，要我来写。以我与阎纲的默契，我应承了下来。作品读后颇感意外。这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不是枝节上的毛病。作品写两个‘右派分子’在劳改过程中产生了生死恋情，但在二人被释获得婚恋自由之时，男方却决然了断情缘，原因是获知女方被打成‘右派’后曾试图潜越国境。怎么能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苛政、暴政的逃离与反抗称作‘背叛祖国’呢？怎么能将男方乖常的愚忠当作‘崇高’呢？当时我犯了难，文章怎么写？推辞不写已来不及，只好勉为其难，敷衍成篇。我自认为这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篇失败之作。”
　　我1983年7 月从《文艺报》调《小说选刊》。主编葛洛忙于作协书记处的工作，编务工作一直由萧德生抓全面。我去后，和老萧同为常务编委，是我协助萧而非萧协助我，傅活和张曰凯在编辑部扛大梁。李敬泽也不是“后来分配”，他从北京大学选拔来之后，我们同时进入角色，一块做饭，相互让烟，小伙子在一间斗室里面壁苦读，不知道吸进多少尼古丁！但是，顾骧兄的反思一语中的，我执笔的那期《编者的话》确实成问题，也应该反思。在我笔下，拔高的和看走眼的还有一些，所以，谈到那时《小说选刊》的成绩，也不敢吹得太过。
　　离开《小说选刊》30年了，“家”的感觉一直温暖着我。李敬泽见面总是提起当年编友们带饭、热饭、做饭、共进午餐的热闹场景，逢人便说：“老阎老陕，爱吃面，研讨会开完后吃饭，他走了，找周明吃面去了。”高叶梅其其格，原来像个小姑娘，现如今《小说选刊》的主编，逢年过节问寒问暖，见面挽我的胳膊说话，开朗热情，一身蒙古族的实诚。（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