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将他书写的成都历史散文集子命名为《消失的古城》，邱硕却用“一座古城的生命史”来注释她为乐山书写的“城记”。前者标示出对象不可追回的属性，传达出叹息和批判的意味；后者将我们的想象引向动态的历程：诞生、成长、鼎盛，或许还有，衰落、新生……

　　“生命史”的概念来自人类学研究。用于比喻社会变迁，则意为把人类社会看成拥有从生到死的过程的有机体。其中，生命的轮转替换、生命的重大节点，都促成了历史的传续与变迁。

　　拥有人类学研究背景的邱硕显然把这一学术取向带到了对乐山的书写中。在她的笔下，这座西南古城犹如在永恒“天命”与异代“人事”的角力中辗转腾挪的生命体，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招引着投向它的历史之眼。从成于山河之势，到兴于一代代人的生活实践，继而衰落于时势的转移，乐山以联系着西南乃至中国整体的普遍性和独有的地域个性，折射着传统古城的命运。

　　既是“生命史”，邱硕便从乐山诞生于三江交汇之地这一造化开始写。窃以为，头两章“古城的传说与现实”和“城墙营筑史”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法描绘了造就乐山的地球地质地貌这一“第一本原”：“……三条来自北边山地的大河侵蚀、沉积出一片广阔的河口三角洲，泥沙淤积，卵石堆岸。其中两条河流先在三角洲西边约2公里处腾跃相遇，向东奔袭至三角洲东南角，一头撞入另一条步履渐缓的大江。”这三条江河即至今仍环抱乐山的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生命源于生命的律动、生命与生命的相逢、生命与生命的博弈。城市史的研究者普遍把古城市的起源推及人类对于水源的需求，因此河流的勃然生机既刻画了超越人类的自然尺度，又预示着人类文明的新生。

　　以此为家园的开明部族及其后人，开启了受惠于水、又与水抗争的漫长历史。邱硕梳理的“城墙营筑史”，跳出关于建筑遗迹和工艺的书写常规，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之战。“大渡河是只凶猛的野兽，它连年向北侵蚀。乐山城就像一只猎物，被步步逼退……”“就筑堤修城一事来说，乐山人的金钱、精力与生命多半被狂暴的大渡河耗去，东边城垣因为岷江性情和缓而投入稍逊，然而岷江也不是‘善类’。”正由于河流的水性和水势对三角洲地带的“夹击”，乐山城“形成了不规则的楔形，这就打破了中国古代方形城池的普遍模式”。楔形城池以它那诡谲的异形，镌刻了人与群山莽水交接和交锋的记忆。那些没入时间洪流的或残存的城墙、城门、河堤，标识着人对滔滔大浪进行规训的痕迹，它们常毁常修，守护着内部柔弱而丰裕的市井生活……

　　邱硕热衷于复原古城的空间布局，解读作为城市“肢体”的各类建筑的意义。她从官衙群落写到文庙，从集市写到街巷，除了引经据典以外，还展开“城市田野调查”，探访历史现场，获取对空间情境的感知。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寻访过程中的一次“巧遇”——在滨河路的一座古旧的木楼旁遇到一位老人，意外地得知他竟然是晚清民国时期在乐山城名噪一时的“杨半城”家族的后人！邱硕由此从一条隐秘通道再次进入了杨家的故事：老人的外祖父杨清泉，曾与在乐山开办纸厂的著名文学家李劼人交好，他创办了孤儿院和孤儿院小学校，救济资助了不少孩童；这名事业有成、乐善好施的杨家人，晚年却过着平静甚至有几分寂寥的生活。邱硕从一位偶遇的老人身上复原出的历史，让人感到过去并未完全消散，“过去”仍顽强地存活在城市的血脉里。而城市里芸芸众生，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构成了城市的灵魂。

　　也许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同，邱硕在这本洋洋洒洒的古城史的“引子”和“尾声”里，撰写了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从下江举家搬迁到乐山的叶先生，一位是帮助叶先生搬家的挑夫凃老幺。通过外来人和本地人视角，叙述了乐山在近代遭遇的大变局。叶先生即叶圣陶；凃老幺却是邱硕自己未曾谋面的姑公。她从姑婆的只言片语中构想出姑公凃老幺的职业和个性，给他虚构了与南迁的著名教育家碰面的故事，想象了他与破落的古城一同衰败下去的命运——这似乎是个悲伤的故事，却又因作者的杜撰而有一种自反性的幽默。邱硕通过这样的虚构，坚定不移地把家乡的古城锚定在自己的命运中。在全书的结尾，她用第三人称把作为书写者的自己对象化，呈现了自己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客体融入城市的古今变迁中的画面——人与城、写者和被写者，从来都是如此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