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讲学立身 以史学传世

　　李铭汉（1809年—1891年），字云章，甘肃武威人。其先世原居宁夏卫门城驿，明末迁居凉州，遂定籍于此。清代陇右学林中，他以学问之深、著述之勤与一生不辍的讲学之功，成为晚清河西地区最具分量的学者之一。

　　李铭汉生于嘉庆十二年（1809年）。家境素贫，十余岁才从塾师受经，起步较晚，却好学异常，凡所读书，多能反复思索，不轻信成说。二十岁左右入县庠。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四年，李铭汉两次赴西安应举，均失败而归。困顿之时，李铭汉前往拜访寓居西安的武威同乡、著名学者张澍，得以正式受业于其门下。张澍以史学、姓氏学、方志学名重一时，治学严谨而眼界宏阔。李铭汉从张澍游学数年，学问进步极大，不仅在经史方面打下坚实根基，也逐渐形成了注重通贯的治学取向。道光十九年（1839年），李铭汉再赴乡试，仍未中举，但其文章与学识已为时人所重。

　　不久后，怀宁人陈世熔调任古浪知县，特意邀李铭汉与伏羌王权同至县署，从学五年。此一阶段，李铭汉系统研习经学、诗文与古文辞，学业渐趋成熟。陈世熔尤重其人品与骨气，曾以诗相赠李铭汉与王权，称“百代有良史，独行子当置”，对其学术前途寄望甚深。经张澍、陈世熔等的提携，李铭汉在陇右士人中声望日隆，然科举之路却始终不顺，一生先后八次应试，皆不得进。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年逾四十的李铭汉，方中副贡生。此时的他，已对仕途不复存奢望，遂绝意进取，将人生重心移向讲学与著述之上。此后数十年间，李铭汉以书院为依托，潜心学问，渐成一代通儒。

　　咸、同之际，李铭汉先后主讲凉州雍凉书院、甘州甘泉书院。雍凉书院为当时河西地区重要学府，学风一度依附科举，偏重时文。李铭汉到任后，虽不废举业，却更强调经史根柢，尤重读书做人之本。他教人读书，反复申说“行己有耻”“勤学好古”之义，务使学问落实于日用伦常，而非仅为取第之资。在书院讲席之上，他以身示范，数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即年逾古稀，仍自定课程，晨起读书不辍。

　　李铭汉一生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史学。晚年，他以毕沅所修《续资治通鉴》为底本，编纂《续通鉴纪事本末》。全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宋、辽、金、元四百余年史事，归纳为一百一十件大事，逐事成卷，条理分明，剪裁精审。其中前八十九卷为李铭汉亲手完成，后因年高体衰，由其子李于锴续成余卷。此书成稿于生前，却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方得刊行，流布不广，然学界评价极高。孟森称：“不得李氏之书，使家喻户晓，于据撰通史之资料，不无缺憾。”（《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汪辟疆亦谓其“义例谨严，条贯备具”（《李云章父子学术》），认为其价值在同类著作之上。由此，《续通鉴纪事本末》奠定了李铭汉在中国史学史中的位置。

　　除史学外，李铭汉在音韵、训诂之学上亦多有建树，著有《尔雅声类》《说文谐声表》等书稿。《尔雅声类》一书中《释诂》一卷，曾由章太炎手校眉批，足见其学术分量。诗文方面，李铭汉有《日知斋诗稿》，风格平正，不尚奇险，更多寄托读书治学之余的性情与志趣。

　　李铭汉虽终身未仕，却始终关心地方利病。同治初年，陕甘多事，他曾协助地方官筹办团练，提出简化条目、以民自卫的建议，为河西地区防务奠定基础。光绪八年（1882年），他亲自调查武威一带沙压、水冲田亩情况，报请豁免粮赋七百余石，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些举措，皆出自一介书生，却体现了传统士人不忘天下的担当。他为人严厚，不尚浮华，家境清贫而不改其志，品行为乡里所重。朝廷因学使胡景桂疏荐，授其国子监学正衔，以表彰其“陇上耆儒”之望。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铭汉卒于家。其学术由子李于锴承续，孙李鼎文、李鼎超亦多有成就，形成河西一地罕见的学术世家。后世论陇右学风，多以张澍为嘉、道间之宗师，而其后继者，李铭汉父子实为一脉相承之关键人物。

　　纵观李铭汉一生，仕途屡挫而志不移，身处布衣而学术不废。他以经史之学自立，以著述与讲席延续学脉。清代后期，河西学术能不至中断，其根本力量，正来自李铭汉这样的人物。